“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三、“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调查第56天，我拿出了调查报告《资本经营试论》，在文中我写道：“资本经营的提出是一场思想革命”。

资本经营是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继产品经营、商品经营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催生的新理论。资本经营也是当代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首要的实践课题。研究这个问题，意义极其重大。

如同卞和献玉般，怀着发现新理论的激动之情，我带着稿件赶赴京城。逐一造访《人民日报》的范敬宜、新华社的南振中、《光明日报》的徐光春与《经济日报》的杨尚德等总编。他们表现出对晚生的热情与关心，然而却委婉地告诉我，国家正规的宣传口径是“只宣传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要提新口号”，这是一位副总理说的话。在通常公开发稿的主流渠道，我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同。

我没有让领导与师长们为难，转而投向南方各报。在公开报道中，大明集团的调查报告首先刊登在了南方报刊上。四川当时的《厂长经理日报》以新锐、大胆、敢于揭露矛盾而著称，在中国企业界影响极大。这份报纸以5个头版头条报道了我的调查报告，使资本经营报道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当中国新闻界“只讲管理上堵漏洞”，形成“舆论一律”时，他们借资本经营报道撕开一道缺口，使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质得以弘扬。

随后，调查报告由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上海、无锡、济南、北京，一路北上，形成连续冲击。16家报刊以24个头版头条转载。其中有《经济参考报》、《社会科学报》、《中国信息报》、《中国经营报》等8家报刊发表我代拟的评论员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我精心准备的“北伐”策略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各家新闻单位纷纷向我约稿。同时，我的讲座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照片为海外几十家报纸刊发。《人民日报》也在短期内连续3次刊登大明资本经营的报道，图片由范敬宜总编辑亲自处理，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

资本经营的这种报道规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企业调查报告在短期内被媒体采用的最强势头之一，全国范围内也由此掀起了一场资本经营的热潮。如果说双星集团的调查形成气候，有着十四大这个政治背景，是顺势而为；而资本经营的调查则是逆势而为。从此，我的理论勇气便不可遏止地张扬开了。

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在调查上作了批示，又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彼时恰逢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考察山东企业改革情况。吴邦国是分管工业的副总理，他到山东调查就是为了突破目前这一困境。10月12月晚，当赵志浩书记与我一起向他送交调查时，吴邦国称我的调查报告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当赵志浩介绍我为搞调查在企业住50多天时，吴邦国欠身与我握了握手说“你为企业改革与发展下这么大力气，感谢你了。”

1995年9月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响亮地提出了“两个转变”，即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整个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基调，一时间主导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国有资产流失论”、“堵漏洞论”销声匿迹。两年后，十五大第一次把“资本”一词写入党的政治报告。

1997年1月开始，由经济学者阐述资本经营理论的著作接连问世。从1997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书籍中最为热销的便是资本经营。

经济学家赵锋的《资本经营研究“第一人”——评李锦对资本经营理论的探索》一文认为：

当我们翻看这些关于资本经营理论书籍以后，便可以得出结论，李锦是中国提出资本经营理论“第一人”。他创建了这个理论体系，树立了这面旗帜，不仅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而且在社会效果上也都是无人可比的。

在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的国家，一个记者以斩钉截铁的明确语言，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新见解，解放“资本”这一重要词汇，且成果为理论界逐步接受，引发中国的资本经营理论热潮，使得理论界很多人感到惊诧。这个理论怎么是一个记者提出来的？山东大学教授臧旭恒认为，“李锦有生活，接地气，有底气，了解当前的紧迫需要，他能够把最深奥的东西看得简单，把很强的新闻敏感运用到理论发现中，这恰恰是理论家所缺少的。”实际上，自此开始，“发现思想，引领社会”成为了我的座右铭与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当时分社的年轻记者多是我的崇拜者。我每一篇调查还未出来，他们便要打听有什么新观点。这一次，知道我的做法后，记者王洪峰提醒我，“资本”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词之改，地动山摇，会让“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味道全都发生变化，你要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我不是不知道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但国家在实践与理论上的迫切需求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主见。我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甘为真理献身的勇士。马克思本人也是新闻记者出身，他随着实践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从1844年以后才专注于经济学研究，他的成功在于不断创新与突破。

幸运的是直到最后，这种担忧也没有成为现实。然而，我的理论探索勇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使得自己的发展常踏入荆棘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