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1974年间，我正在宁波第六中学读高中，我们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届高中。1972年中，上头一纸红头文件，说是要恢复高中。第一届的高中均以初中毕业时未满16周岁的同学为生源。之所以定为16周岁，据我父亲说，这和国家的招工政策有关。参加工作必须年满16周岁，任何单位招收未满16周岁的员工，在当时，均属于非法行为。可想而知，当时的高中生是不以成绩优劣录取的。我们初中两个年级8个班级中，未满16周岁的同学七拼八凑成两个高中班。一方面大家羡慕初中毕业的大部分同学走上社会，无论是工厂、农村，都算是独立生活了，一方面当时还是“文革”烈火熊熊蔓延之时，读书上学，那是被视为最不入流的事。我们这批人就在特殊环境的特殊学校中，滋生与萌芽出种种畸形的心态与行为，令我至今仍怀有歉疚与忏悔之心。
学校中的各科老师，说文化，都有一技之长，论年龄，差不多都是我们的父辈，况且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不少还是解放前或解放初期的大学生。这些人中，有一些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有些有家庭成分问题。记得给我们上语文课的徐姓老师，属“右派改造”中，此人男性，当年已有50出头，听说原来是学历史的，口才了得，年轻时常引用古今中外的事例滔滔不绝，批评时政、引经据典、指点江山，在反右派期间被毫无悬念地划为右派。“文革”期间，由于师资奇缺，徐老师又被挖出来重新启用，以观后效。历史是教不来的，太敏感，因为中国的历史中有太多的典故，稍别有用心之人是大可以借古讽今的。万一徐老师在课堂上兴致一高，随口乱说，那还了得，学校领导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语文和历史，大不一样，选的课文都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政审。再说从语法、词汇、词义到课文的描述、中心意思，散文、论述、记叙、文言、白话等等，都属于中国文学范畴，一般讲是出不了轨的。问题是，当年级组长陈老师陪同徐老师来我们班上第一堂课时，还是有不少同学起哄（我也在其中），纷纷嚷嚷：叫一个右派来给我们上课！这简直是对我们革命小将、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大不恭，我们岂能答应。此后，一上语文课，有的同学溜号，有的同学打瞌睡，有的同学讲空话，有的同学甚至在老师背对我们抄写黑板时，向他扔纸团，拿走他的粉笔。更有甚者，在他上语文课前，在黑板上写上大大的“打倒右派”之类的标语。但徐老师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学生们强加给他的无理，耐心地、不厌其烦地、一如既往地给我们讲学、授业。1975年底，我进工厂约半年后，几位同学相约去徐老师家里看望他，我说起当年的无知举动，徐老师笑笑说：你们都还年轻，整个社会都那样，你们几个学生是幸免不了的。
第二位老师，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是教化学的。有一天课间，我们高中年级在三楼阳台上起哄玩耍，只见二楼的初中班的学生都趴在阳台边，对着一楼扫地的大妈吐口水。这位扫地的女性，50来岁，身体微胖，行动迟缓，左手握着畚箕，右手一把竹扫把，不断地清扫。后来听说此人姓沈，解放前毕业于浙江大学，还是宁波乃至浙江的中学界的化学权威，不知什么原因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下引发了我们的斗志，我们一班高中同学也找来纸屑，捏成纸团，朝她扔去，还互相比赛看谁扔得远、扔得准。有时在操场上碰到正在扫地的沈老师，总要朝她喊两句刻薄的话，但沈老师从不抬头正视我们，更不张嘴说一句话，似乎永远拖着她那略显臃肿的身躯，慢条斯理地扫着地。时间久了，同学们对她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直至有一天，又是那位风度极好的年级组长陈老师陪着沈老师来到班上，宣布沈老师的问题已查清，学校恢复她的教学工作，现在开始教高中化学、物理课。
我们听了都很吃惊，吃惊的是在我们想象中，化学、物理都是男老师专长，女性老师教历史、语文的多。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沈老师讲课总不看书本，站在讲台上，永远是那副慢条斯理、不急不缓的样子，仿佛化学课本就是她编写的那样。沈老师的讲课又是那样的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把深奥、冷僻、难懂的化学课讲得引人入胜，人人喜欢。那时，我们班上掀起一股学化学、背化学元素周期表（任何一本新华字典、词典后面都有的）的小热潮。几次考试，我都名列前茅，居然被沈老师“钦点”为化学课代表。
这段往事过去了几十年，每每想起，令我内疚，令我忏悔。在我们这一代最需要学习、最需要知识的时候，竟然把学习视为无用，把知识视为罪恶。排斥知识，鄙视文化，真是罪莫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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