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法律尴尬还是道德沦丧

浙江省杭州市经贸房地产公司挪用4亿元炒股，用买商业保险等方式，一年多私分了上千万元国有资产，并销毁了部分财务账簿。司法部门经过长达5年的调查，仍有部分国资流失无法查清。令人深思的是，如今公司倒闭了，但该公司的每名职工都在西湖附近有一套价值百万元的住房。公司总经理、财务经理虽然被判刑，但两人却远离高墙，依然住着别墅，过着富裕生活。办案人员和法律界人士对此评价说，两个人判得偏轻，真是“坐牢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这充分反映出了法律的尴尬。

这起私分国资案件，固然有法律的缺失。譬如，刑法规定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最高刑是5年，使得犯罪分子选择了销毁账目凭证的方式逃避法律的严惩；又如，该地区的保险公司明目张胆为经贸公司记账联上的保险险种作假，公然为私分国有资产提供了便利，但在刑法上却不能追究保险公司的责任；再如，经贸公司倒闭了，国有资产被私分，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面对每个职工的上百万的资产，法律却无法追究等等。但是，仅仅用法律缺位来解释这起私分国资案的成因，还是远远不够的。纵观该案的全过程，折射出了当今社会的一种病态，即道德观念的严重扭曲。从私分国资的动议看，是在公司主要领导通过向班子成员征集“金点子”后，集体研究决定的，从而使非法的腐败犯罪行为由个体行为演变为集体行为、由无意识行为演变成了自觉行动，披上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外衣。从私分国资的手段看，堂而皇之地打出为公司职工谋福利的旗号，巧立名目，弄虚作假，采取虚增工程成本、虚设职工保险险种、购买购物卡等，使腐败犯罪行为不再仅限于企业领导内部，而扩散到了整个企业甚至整个社会，得到公众尤其是发案单位地容忍和谅解，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从该案的查处看，当司法部门介入后，享受私分国有资产好处的人们自然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外界、司法部门，使案件发现难、查处难、追赃更难，呈现出了复杂性和艰巨性。试问，当这起私分国资事件发生时，如果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保险公司等相关单位、公司员工都说一个“不”字，腐败念头能够演变为具体行动吗？几千万的国有资产能轻而易举地被私分流失吗？该案查处能经历5年而陷入“三难”境地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面对违法犯罪行为，相关单位和人员不仅未能制止、反对和抵制，反而纵容包庇甚至同流合污。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使我们想起瑞典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冈·谬尔达在研究东南亚国家腐败问题后指出，这些国家在二战后腐败盛行，以致形成一种“腐败的民俗学”，即腐败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成为一种观念，一种道德，一种文化，每个人都可以为个人利益来利用权力，人们反腐败的努力往往在实践中被各种力量所消解掉。一方面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咬牙切齿，一方面却又为私利向腐败行为缴械投降，站在了同一条战线。当人们普遍失去了道德防线之后，就会像所罗门的瓶子一样，禁锢的魔鬼最终还是溜出来，诸如瓜分国有资产等丑恶现象必然会萌生。

应该看到，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利益多元的时代，人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与便捷、自由与进步等“市场红利”的同时，那种日益膨胀的欲望，比起坚守道德底线的意志，来得更加强烈。精神层面的说教，法律约束的力量，敌不过物质层面活生生的诱惑，欲望的洪水冲击着道德的堤坝，让五千年的文明在有的领域、有的企业、有的单位、有的人群中失守了。“资本无道德”就是盛行市场、占领企业、冲击人们心灵的一条魔咒。只要赢利，什么样的钱都敢赚，都要赚。只要能赚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靠掠夺侵吞国有资产而一夜暴富。浙江经贸房地产公司正是这样的典型。资本本身无善恶，决定资本善恶的，是拥有、使用它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我们在争取利益的时候，且不可忘记先义后利的原则，依据道德规范行事，不能唯利是图，背“道”而驰，搞歪门邪道、旁门左道，损公肥私，害人利己。否则，就会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仅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而且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因此，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大环境中，我们必须懂得“经济人”向“道德人”转换的价值意义，努力使社会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形成一张对付资本无道德的防护网，最终来完成对资本无道德、财富无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的荡涤和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