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诗歌发展

诗歌发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永远新鲜的起点，尽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诗歌的传统已完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然而当诗歌的一个崭新阶段到来时，诗说不定会彻底摒弃其原有的基础和高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建构自己。相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而言，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意义上。

这多少有些使人困惑。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是基于它对后来者的影响。中国现代新诗在它的诞生期，对于传统是斩断了的。尽管胡适在“尝试”创立现代新诗时，多多少少受过清末夏曾佑、黄遵宪等人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等观念的影响，但从胡适的新诗实践来看，他的真正意义的新诗，主要还是受到欧美诗歌的影响。尤其是表现形式，完全就是一种自外的“拿来”。胡适之后，沈尹默、周作人、刘大白、冰心等人对现代新诗的实践开始呈现两极的趋势。沈尹默、刘大白多从吸收和消化古诗、民歌入手，并各有建树；周作人和冰心则更多地吸收“域外”诗歌的营养，也各自做出了他们自己有特色的贡献。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不得不承认以周作人、冰心为肇始代表的对外的“拿来”，更具有一种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念及其《两个扫雪的人》、《慈姑的盆》等诗所体现出来的诗歌实验观念，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平民意识”诗歌看来，无疑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诗歌精神启蒙，而冰心小诗意象的简约丰满，也正是今天的现代诗歌所着力追摹的。域外诗艺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积极的促进，在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以及后来的艾青、“九叶派”等诗人手里达到日臻完美的地步。遗憾的是这其中出了一个李金发，于是便使后来的诸种对于“拿来”的攻击，找到一个最能站住脚跟的借口。及至到本世纪40年代，出现了以李季、张志民等为代表的向民歌、古典诗歌靠近的成功的诗歌尝试，现代新诗的发展借助于政治的外力，最后逐渐形成“古典＋民歌”的固定模式和观念，并达到一个登峰造极、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由斩断传统到恢复与尊崇传统，问题的实质似乎并不在这两者孰是孰非，而在于这其中所表现出的艺术观念的谬误。传统的试图斩断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完成，这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愿意把对域外艺术的吸收，更多地看成是形式的、外在的。从本质上说，当一个中国人试图彻底改变他自己时，诸如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判断事物的标准、伦理道德观念，这一切实际上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深处，他最终仍是无法彻底变更自己。这一点在很多呈现出“拿来”特征的诗歌实践中有足够的体现，在现代诗歌发展的每一阶段，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你都能清楚无误地触摸到这个事实。

对“古典＋民歌”，更多地应理解为对古典诗歌和民歌中积极的思想及精神因素的吸取，而对于古典诗歌和民歌所呈现出的诗歌形式及大量运用的赋比兴等诗歌手段，则应在“继承”之后加以大胆的发展。毫无疑问，重铸诗歌精神需要一个参考的对立面，客观的辩证的态度，必然是在这个重铸的过程中对过去既有扬弃又有发扬。这个发扬的内容，正是我们的诗歌传统中积极的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而其体现，即是真挚深邃的人生反省态度、批判精神，对现实清醒而充满爱意的关注。请注意我在这里所用的词是“关注”而并非“投入”，因为这一提法仅仅指“诗”这一主体，而不是指诗人。作为诗人，你可以抱着积极的态度关注并投身现实，但仅仅是“人”的介入，而并非诗的投入，这实在是两码事。诗在对待这一切时，应是冷静深邃、丰富豁达的。在这里我丝毫也没有否定诗（文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的观点，否认它的客观真实的属性，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着重地强调这其中的宽泛性、灵活性，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优秀的成熟的诗理应穿透历史穿透人生，穿透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给人以恒久的启示，而不是被局促的现实、事件和人物捆住手脚。诗的目光应是高度睿智的，它冷静而自得，既不因无力把握现实而不安、狂躁，也不会因躲避这种狂躁而遁入禅境，顿悟空灵，不食人间烟火。诗的目光应该永远是真诚的。

发扬古典诗歌和民歌的诗歌形式及艺术手段，希望不至于给人一种故作周全、企望圆满而逃避某种挑剔的误解。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是认真的。格律、韵脚、节奏，古典诗歌对现代新诗提供了某种借鉴，但古诗和新诗两者并不等同。经过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等现代诗人理论上的努力和创作上的实践，现代新诗已经彻底完成了对旧的蜕变，建立起自己对格律、节奏的全新的理解。“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戴望舒诗论》）戴望舒关于诗的情绪本身就已具备节奏和音乐美感的观点，在今天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大量印证。因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现代诗歌对古典诗歌形式的借鉴，首先便是超越的、发展的。同样，在对古典诗歌赋比兴等一类手法的吸取上，我们今天所应采取的态度，仍然首先必须居于发展的前提。赋比兴已被众多的古今诗人应用得烂熟，并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确实，作为中国诗歌所普遍运用的一些最基本的艺术手段，赋比兴不只历千年未衰，在诗歌发展的未来长途中，它也仍会焕发出光彩。然而赋比兴运用的历史毕竟过于漫长并相对固定单一，因而运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段，对未来就更具新的价值和意义。变形、意识流、时空交叉、氛围象征、纯客观等多种现代新诗艺，对现代诗歌的发展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它在本质上是积极的。遗憾的是我们历来对此肯定不足，非议过多，其批评视点过于内倾，甚至于把外向的视线全部拦腰斩断。鉴于此，对于赋比兴这样一些传统手段，我个人更多地愿意强调其中挣脱的那一面。

我愿意将诗歌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运动的巨大的圆，每一个必经的阶段都是这个圆上的一个点。只是就每一个点来说，有的开始即是结束，有的则不断前移，每到达一次终点，新的起点即已召唤在眼前。

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