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自焚而亡的大学同学杨烨

6122班　蔡恒胜

杨烨（1942—1979）

杨烨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整整35年前，他在位于英国伦敦郊外姨妈希尔达的家，锁上房门，点燃了汽油，自焚身亡。那时他年仅36岁，是人生历经三度本命年的年纪，在最能彰显男人魅力的瞬间，他却因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走了。杨烨的死深深震惊了我，更是给他的双亲——英文版《红楼梦》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我赞同《杨宪益传》的作者雷音女士的说法：“这是一种永远无法疗治的锥心的伤痛，这伤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期徒刑’，只有当他们生命结束时才能终止折磨。”我之所以能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感情，是因为“文革”中我弟弟和他类似，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只不过我弟弟被送进了疯人院，而且至今活着，不过父母已经撒手人寰，终止了折磨，只是仍然还折磨着我。

在我和杨烨交往的大学六年以及他调回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是个正常人，天赋聪明，才华横溢，为什么会走极端呢？这几年，我一直在联系我们的大学同学们，总想给杨烨写点东西，也收集一些材料，但迟迟下不了笔，因为写时也想起了我弟弟，动笔使人太痛苦。

儿时的杨烨和他的父母

我们是1961年9月入学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建校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当时一些政治上通不过而学习成绩又特别好的学生，进不了清华、北大，往往都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所以北工大61届学生的素质是相当不错的。杨烨报考的第一、二志愿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和清华大学数学系，想不到录取通知书是北京工业大学电机系。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当大家得知我们的高考分都很高，只是因家庭出身和政治方面的原因，碰到一起来了，也就不感到十分气馁了，知道必须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行。杨烨外表特征明显，因为她母亲是英国人，他属于混血儿，鼻梁高，眼睛凹，瘦高个，脸上带些小雀斑。刚见面时，发现他有点腼腆甚至害羞，但很有教养。他告诉我他是从北京五中高中毕业的，也上过二十六中。他中学的同学说，他热情好学，又酷爱体育，尤其是长跑，大家亲切地给他起个外号叫“大步练颠”（英国的大不列颠译音）。后来知道他父亲是杨宪益，母亲叫戴乃迭，英籍，都在外文局工作。

不久班上组成班委会，杨烨被推选为班长，我则担任学习委员，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默契。因为我们认为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只有学好本领，以后才能为社会更好的服务。但班里同学成绩高低参差不齐，我们觉得应该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杨烨本人就很乐意帮助别人，在团支部的支持下，我们以各科课代表为骨干，以学习为中心，狠抓了学习风气，改进了学习方法，使全班成绩始终名列年级的前茅。杨烨思维缜密，工作认真负责，同时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他积极申请入团，百折不挠。说起他的入团，真是不容易，不是他的表现，而主要是他的家庭出身复杂。在讲究阶级成分的年代里，有时要查三代，他父亲杨宪益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讲到自己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几位叔祖都是袁世凯和北洋高官的亲密同僚和朋友。杨烨母亲戴乃迭是生于北京的英国人，外祖父则是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个年代，外国传教士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所以他经历了一段要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并与家庭划清界限等较为漫长的考验过程，但他过来了，入了团。他和同学的关系相处不错，他酷爱长跑和游泳，在校运会上，他耐力超强，五千米和一万米总是获得冠军，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也曾到过他当时在百万庄的家，见过他母亲，戴乃迭是个漂亮优雅的女性，中文说得极好，对我们同学都非常客气，杨烨有两个妹妹，一家人幸福美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时立刻打破了高等院校校园的宁静，而宋硕不仅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还是北工大的党委书记，我们作为北京市的直属院校，马上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我们61届学生当时都在搞毕业设计，原定7月要毕业分配，参加工作的，但不得不和其他年级一样停课闹革命，一些干部子女成立了北工大红卫兵组织，学校党委很快被冲垮了，不久进驻工作组。后来又有一部分学生起来反工作组，并成立“东方红”组织，和清华大学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地质学院王大宾领导的“东方红”同属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和保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一司、二司发生了冲突和辩论。当时一位北工大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人物谭××在8月20日的辩论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观点，马上引起学校和全社会的辩论。杨烨同学和我们很多人一样，开始不大理解“文革”，但后来就紧跟毛主席，起来闹革命。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台油印机，组织刻印大字报文章和印刷传单。当时我们班的男生宿舍有三间，分别是218室、225室和226室，他住218室，我住226室。

他当时的思想是属于比较激进的，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他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从不骂人的杨宪益骂了儿子“混蛋”，又气又急之中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我还记得他特别欣赏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观点。当时我们其他人有点怀疑，觉得顶峰不是到顶了，没有发展吗？也许那时候的杨烨以为自己的主动革命可以明确表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后来他觉得在班里搞“文革”不过瘾，不久加入了“东方红”组织的广播站，又称245广播站，因为这是设在245室的广播站，那里比较合他口味，他甚至搬到245室住，每天大喇叭广播，为宣传“文化大革命”撰文造势。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一样。

1968年5月由于“文革”推迟的61级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回到班里，那时他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当他得知自己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党的分配，杨烨的父母也表示理解与支持。不久我们离开学校分别去报到，当时我是去了黑龙江大庆油田，而杨烨去了湖北。

杨烨和我们班的恽诚之、郭治等人都分配在湖北武汉，想不到他们都没留在武汉，又进行二次分配，恽诚之去了沙市，郭治去了鄂城通用机械厂，而杨烨因245广播站问题的调查延误晚去了三个月，又因家庭问题最后被分在湖北鄂城锻压机床厂这个小厂。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他在鄂城锻压机床的铸造车间工作。长相异样的西方面孔出现在这种小地方，一下子变得相当特殊，他成了众人指手划脚、观望议论的对象。虽然有时可装作视而不见，尽量不去理会，但在一个缺乏文化的小县城，杨烨是相当孤独的。他父母出事后，同学恽诚之曾去看望他，他工资43．5元，自己花20元，其他要寄给已经没有生活来源的两个妹妹。

诚之特别告诫他，不要介入当地的运动。好在地处长江边，每天下班后，酷爱运动的他可以去游泳和跑步。尤其是在他父母双双被捕入狱后，他更是每天一个人从江南游向江北，然后又从对岸游回来，一游总是三五千米或更多，以疏解心中的苦闷。再就是看书，他写信要妹妹杨炽给他寄些书籍，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了包，寄来了。但书籍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学发报留下的。后来听说，当时他为了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参与了当地运动，介入了派性。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218室同学合影（后排左一为杨烨、前排左二为恽诚之）

197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推向高潮。杨烨又作为来自北京的昔日红卫兵，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的嫌疑人，受审查、被批判。

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因为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我们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1972年3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4月，四分五裂的杨家在分别四年之后终于团聚，虽然短暂，却幸福无比。由于落实政策和对外国人母亲的特别照顾，杨烨和他的两个妹妹都调回了北京。

杨烨刚调到北京时，当时正赶上北京发展电子器件和电子计算机，很多留京同学也分配在这些厂，我曾出差到京买台式计算机，和杨烨在京见过几次面。开始据说把他分在北京电视机厂，但他特别希望搞计算机，他为此已经收集了很多计算机的线路图，有了很多设想，于是转到北京计算机三厂。可能还是政审通不过，却被分在钣金工车间，工作既不对口，也乏味，这和他搞电路设计的愿望大相径庭。

我班另一同学李龙文在搞台式计算机器件，杨烨很希望能调入他的厂子里，但似乎并不顺利。而他认定的事就特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和他偏执的性格有关。他感到社会对他的这种不公平，可能认为还是思想没改造好，于是经常到一党员同学方有征家去汇报思想，也找过学校团委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去汇报思想。这时大家发现他有点不对劲，这种“非理性”行为，导致执狂的毛病。后来我调到北京时，方有征多次和我讲起他的情况，说杨烨精神不正常了。方有征的父亲方钜成，和杨的父母同在外文局工作，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很熟悉。英文版的《周恩来传略》（Zhou Enlai A Profile）就是方钜成和他夫人姜桂侬合著的。杨烨这一段的情况方有征是最了解的，可惜现在无法细写了，我这位老同学已于八年前因病去世了，无法再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料。

好在他的家人更早发觉他这方面的问题，《杨宪益传》中有关内容引用如下。“杨炽的回忆中也谈到‘（起先）我爸爸觉着他思想上（有问题），实际上他很快表现的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精神上有毛病，但是我爸爸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按中国人传统的想法，觉得精神病是一种弱点，好像人格上的缺陷，你怎么能够这样？！所以家里边就不是很愉快。……我爸爸认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也有过幻听幻觉现象，但是我没有崩溃，你怎么会这样？！’”（杨炽访谈，1999年6月25日）他的姑姑杨敏如说杨炽的分析和回忆揭示了父亲和儿子之间巨大的心理隔阂和误解。杨宪益不理解儿子的痛苦，也没有试图去接近和理解他的内心。两个性格刚毅的男人之间发生了激烈深刻的碰撞（这种碰撞不表现在外表，而是在内心深处）。他在家中决定不说汉语，断绝了和家人的交流，只有惶惶然的妈妈戴乃迭和儿子对话。杨宪益对杨烨的“怪癖行为”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儿子从“极左”跳到了“极右”，更不能容忍儿子要做英国人！他大发脾气，骂儿子是“混蛋”，父子关系日益紧张。杨敏如在回忆中分析了杨宪益当时的思想轨迹：“你看杨宪益这个人，他儿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外国人的时候，他就比他极左的时候还恨他。他能容忍极左，因为他也有极左思想。他不能容忍一个人成了外国人了，最不能容忍了。”（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父亲的反对和家人的不理解使杨烨更加孤独，他越来越躲避人群，最后，他干脆以自闭来对抗。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见人。1974年7月开始，他表现得越来越“疯”了，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他采取了最大胆、最危险的行动，三闯英国驻华大使馆，要求回国。前两次失败，但第三次他拿着母亲的护照居然骗过了卫兵，成功地闯进了大使馆。当然，最终被“送”了出来，并被公安局拘留。在拘留期间，据说当局对他进行了“教育和治疗”，但父母却不被允许见他。后来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杨烨的行为使杨宪益和戴乃迭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连外文局领导也为此而大伤脑筋。最后，上级领导过问此事并作出了决定：“同意杨烨到英国去。”于是戴乃迭在征得姐姐希尔达同意后，请了假，在1975年底匆匆忙忙地送杨烨去伦敦。

杨敏如回忆了杨烨临走的一些细节：“最让我难过的是，他走了，把他的书都烧了，都不要了。他也懂得不会回来了。他就留着他的团员证、毛主席像，一点儿其他东西，他把它包起来。好像他觉得这一段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还很珍惜，还都保留着。所以这孩子可怜极了！什么错都没有！要是差一点的孩子，出来以后骂骂咧咧的……，都不会得这种病！”（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5日）

去英国的路上，杨烨一路沉默。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取行李时，杨烨主动搬行李，装手推车，尽量不让妈妈动手。然后妈妈推车，儿子随后，走向出口。戴乃迭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菲力克斯·格林，拥抱问好之后，戴乃迭回身介绍杨烨，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戴乃迭只好只身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我已经大败了！”戴乃迭一进门，就两手一摊，一脸无奈地对姐姐说。但几个小时之后，身无分文的杨烨居然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看来之前杨烨已经把伦敦的地图研究个透，有长跑天赋的他是从希思罗机场跑步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杨宪益传》的作者谈到在杨烨去世23年以后，她采访了来北京探亲的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那时，戴乃迭也已去世三年了），希尔达谈到了她的外甥杨烨。她说：“他是个那么文雅的男孩，非常有礼貌。他显得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非常聪明。但他不会表达感情，不能与人打交道。他也不想与人打交道。初见面时，他显得那么年轻，像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很害羞，有些神经质，很少吃东西，人越来越瘦。我感到他是个十分敏感的男孩子。但他无疑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的房间里堆放着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书籍，他还复印了他喜爱的英文诗集。很明显，他来到英国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新人’。他想忘掉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接触他在英国的家人。开头，我们是在一起吃饭，但是他说他不想这样在一起吃饭，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钱。他说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他还说，他不想遇见任何认识他和知道他过去的人。他想开始新的生活。他对我说，他想进学校学习。我想，他认为有了在英国接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又通过正式考试，就可以拥有全新的生活了。”（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

杨烨为什么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希尔达用她的理解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他不能跟人好好相处。我曾建议他去打打篮球，参加一些与人交往的活动。他还真的去了一次。但是很不高兴地回来了。因为他们问他：‘你是哪里人？’而他不想告诉他们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谈起他的过去。天真的杨烨没有想到，‘过去’是不能一甩就掉的，而全新的生活更不容易马上就开始。事实上，过去的噩梦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希尔达说，他到了英国以后，仍然十分害怕给“抓回”中国去；甚至一见到中国人，他就吓得发抖。有一次，白霞和她的朋友邀杨烨外出游玩，他很开心，过了一个少有的愉快的假日。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咖啡店，店里有一对中国夫妇在喝咖啡，杨烨一见到这两个中国人，立刻脸色大变，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糟糕的是，杨烨既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护照却仍是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仍是他想忘掉的“杨烨”二字。每年一次的换护照，总要又一次提醒他想起过去的一切。他身在英国，用的是英国名字，身份却仍然是中国人（英国政府规定必须在英国住满五年后方可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是，杨烨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是英国人。他夹在政治制度、文化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中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临死前的几个月，杨烨显得格外正常。每次希尔达为他清理好房间后，他往往会留一个小纸条儿，纸条上写着：希尔达，谢谢你！这使希尔达感到很安慰。那时已是1978年，毛泽东逝世已经两年，“四人帮”也早已被打倒。杨烨并没有忘记故国，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这一切。希尔达回忆到一个惊人的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他的房间，有一张毛主席像。这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状况。他曾经是毛的那么忠实的战士，叫什么来着？哦！叫“红卫兵”。这张毛主席像正是杨烨从北京带到伦敦的，他一直珍藏着。走到哪儿都摆在他的桌上。如今……这张毛泽东的肖像象征着他破碎了的理想。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揭示了杨烨内心翻腾的风暴。

杨烨死的很冷静，计划很周密。他事先准备了汽油，趁着姨妈希尔达将要外出之前行动。这样，家中有人，不至于把整栋房屋都烧毁。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分钟，消防队就到了。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死得那么刚烈，正如他的为人。

在最后，杨烨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承认戴乃迭是他的母亲）。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此人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友人菲力克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用的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1942—1979）。

杨烨是死在新旧交替、方死方生之坎上；他的死似乎成了一个象征。许多年来，人们避免谈论他的死，这是中国人一向的忌讳。久而久之，杨烨的名字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了。只有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而且，时间越久，对他的思念越强烈、越沉重，这个人就是杨烨的母亲戴乃迭。戴乃迭跟儿子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就是长子杨烨。杨宪益给他起名“烨”，在《辞源》中，“烨”与“晔”相同，是光辉灿烂和明盛美茂的意思。杨宪益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可以想见他对儿子的前程抱着怎样的希冀！杨烨的死是戴乃迭心中永远的痛。从此，她的生活永远没有了阳光，直至她1999年去世。

杨烨是值得纪念的。杨烨的悲剧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让我们看到在“文革”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一个单纯有上进心而又有很高潜能和素质的青年怎样一步步地被毁灭掉。当他明白他的追求、他的愿望和他为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的心完全碎了，他是用死来表达对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的愤怒，用他的死发出对社会强烈的控诉。而同时，他的人生悲剧当然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原因。他不擅言表、内向，更多是行动而不是言辞，这妨碍了人们与他交流并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他的父母和亲友。他为人处事又特别认真、执着，有时甚至偏执。他待人真诚表里如一，不虚情假意，更不圆滑，在黑白颠倒的社会里必然吃大亏。

弗洛伊德曾把精神病或是心理症归结为个人本我与自我的矛盾。心理学家也发现，有创造力的人都具有某一种可导致精神错乱或抑郁的基因。我相信天才和疯子仅一线之隔的说法，杨烨是智商极高的奇才，很多东西不学自通。他在大学里读英文书籍极快，悟性极高，固然和他的家庭和环境因素有关，但其实他没有正规上过任何英语课，他一直学的是俄语。我不知道他怎么就理解了这么多词语和句法。他记忆力超群，数学也极好。据说他在湖北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科学家姨夫——两院院士罗沛霖看后也认为他有发明建树上的巨大潜力。希尔达在杨烨死后，从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还有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优美的文字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八十八页。

我相信如果不是“文革”的扭曲和社会的错位，他有可能成为杰出的数学家、计算机专家，也可能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作家和诗人。遗憾的是，他的才华、对科学的追求，被那个疯狂的时代淹没了、毁掉了。我真希望中国社会今后对像杨烨这样的奇才或怪才能多点宽容和保护，就必然会多出些像梵高和陈景润那样的天才和大师。以此文纪念杨烨，我的大学同学和好友逝世三十五周年。

写于2014年4月

蔡恒胜，1943年5月生，江苏溧阳人，1966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工业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1961年—1966年　北京工业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1966年—1968年　留校待分配；

1968年—1975年　大庆油田技术员；

1975年—1988年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工程师；

1984年—1990年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系统和计算机工程系副研究员；

1990年—1992年　微星软件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

1992年—2010年　IBM加拿大康格诺软件专家；

2010年4月　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