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十年忆

大学十年忆

永远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手头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完结，15号从国外回来后，首先得把这些事情逐一了结，原本的一些设想都只能暂时停顿在某处。

没有多余的时间整理旅途中的照片和一些思考，没有动力记录日志，只是每晚，还是抽出40多分钟的时间看《Lie to Me》或者《Justice》。偶尔会讨论下美剧的编剧模式和张力控制。这样，又过去了一周。

下周要去南京调研。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调研，而是反思。我们需要的不是效仿他人，而是收敛自我。但这个结论是适合我本人，而非他人。在一个非开放的系统中，每个人都宁愿依赖自己的经验而非他人的建议。

我们所习惯的群体和氛围决定我们的未来。

很早以前，在某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习惯那个群体和氛围，我也知道终将离开那些充斥着各种仪器和气味的实验室。1996年，我抓住机会迈出了离开化学系的第一步，参加跨系推荐保送考试，成为心理系的研究生。当然，本科论文我选择的主题是中学生的化学实验心理研究，这是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唯一的学科上的衔接。这篇本来内定为优秀的毕业论文因为我自己的故意缺席而沦为合格。因为我没请假就回家待了几个星期，当然回来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除了面对系主任的批评，还要上交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于是我用了一个晚上，把整个大学期间积累下来的、压抑着的所有不满、无奈、悲伤和愤怒都转变成一份洋洋上万字的检查。系主任看后，别的什么也没说，只是点头说没事了。我把那份检查撕碎，扔进了图书馆楼下的垃圾箱里。这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一个行为——也许在大学四年，这是我最有价值的一次写作——它比我那些采访、报道、诗歌、散文都要真诚好几倍。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听话的学生。研究生期间Q院长给我们上测量误差那一课的时候，我非要用哲学上的真实永远无法测量来质疑他强调的数学上的无限接近即为真实；而L教授照本宣科讲授心理学的体系与理论时，我仍然在课堂上瞌睡——这是我从高中就养成的习惯；我导师给我安排的研究方向，我在研一的时候就把它视作毫无意义的探讨，但我还是依旧完成了毕业论文。只不过在答辩的时候，五位评委最终只问了三个很浅显的问题——这充分说明，2000年的大陆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还是很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部分教授们全然没时间和能力去涉及那些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更不敢随便评论——然后，我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我不知道，这算喜剧，还是悲剧？

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高校。为了保留对博士学位的一点敬意，不去攻读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我错过的不仅仅是南开大学社会系的良师，而是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可能。但也许正是这样，我才能残留住那一份尊敬。我也没有选择留校任教，因为我觉得继续和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为伴，那将是对人生各种可能性的另一种谋杀。

将近十年，我没有回过母校。新的校区建成后，老校区早挪作他用。我盘桓了七年之久的学校已物是人非。每次回忆时，我一直都在问自己，这七年，什么于我最珍贵？什么于我最深刻？我竟然无法回答。

我能想起来一些片断：第一次踏进大学时把校园游览一遍的新奇；第一次在校报发表文章时的虚荣；第一次和女生约会时的幻想；第一次参加社团时的兴奋；第一次成为校报记者去采访时的激动；第一次深入体验被无视、被拒绝、被利用、被批评、被抬高、被思念、被期盼、被崇拜；第一次拿一等奖学金；第一次补考；第一次做家教；第一次做兼职；第一次社会实践；第一次上台试讲；第一次辩论赛；第一次办文学刊物；第一次给女同学点歌；第一次收到示爱信；第一次在宿舍醉酒；第一次毕业送别……这所有的第一次加起来，依稀组合成一个丰富的、充满各种可能的大学。但，光是这些，还不足以触动我回到母校。

也许，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的是某种触媒来产生催化剂般的效果。一如我们的实验出现变化时所需要的那些引线。大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是一个被动的、适合防守反击的人，不会主动去改变和规划什么。但我现在的体会是，尽力去做各种可能的准备，然后当某一类触媒出现的时候，能够选择性地产生某一种反应。这是我回忆十年前的大学生活之后，所能得出的一小点经验。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