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新农村建设

我们说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真实，就应有可持续性或可复制性。政府在很多地方建设新农村试点，其中具有可复制性的试点又有多少?几乎没有!那我们天天还在谈什么科学发展观?

现在的“穷”，在某些地方并非真正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欲望无止境，对物质的贪婪无止境。这不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村、哪一个乡，而是整个民族的欲望，有点可怕。看看日本、韩国、新加坡，我以为他们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同步发展，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我希望能在东三省贫穷地区建立一个绿十字和政府共同引导的新农村。

事实上，今天我们失去了和渴望再得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农村、山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例如被自然环境环抱的村庄，鸡鸣狗吠的四合院，砖木构筑的低层住宅，太阳能热水器，有机蔬菜和水果;石凳上的闲聊，鬓霜的童年之友，孩子们的嬉戏;村子里的祠堂和祖庙，村委会管理下的有序，村民自治下的伦理道德，还有农民对他们生活生产的自然环境的依赖和呵护。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是以发展“工业文明” 还是“生态文明”，来建设我们的乡村和乡镇呢?

我们现有的乡村原本就充满着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建筑以及生态的多样性。乡村人的友善、爱心是那样的质朴，是现代化的都市人远远不可比拟的。乡村人的状态离我们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很近，人与人的关系也十分和谐。所以我们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更要小心呵护这些宝贵的东西，项目中要保留什么?要改变什么?一定要弄清楚再动手，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农村建设正在整体推进，而不是在哪一方面突出，现在很多干部一提新农村就认为是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想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都在谈经济发展。不错，经济发展了，可是精神文明是不是同步提高了呢?

卖山、卖河、卖地是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种是政府投入，银行贷款，少数是大企业支持——当然大企业的投入主要在县市领导负责的村;更多的自然村因没有钱，没有主要政府领导包村，依然贫穷如故。新农村建设将有可能会造就又一大批失地农民，占用耕地面积又解决不了搬迁等一系列的问题，农村上访率比前些年更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现在很多新农村建设的条件已远远超过大都市社区，水、电、气、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网、健身房、幼儿园、敬老院等，村庄有数字影院、生态公园、小超市等，很多还是免费的，只要一收费农民就不搬家，不搬家就建不了新农村。做什么事都要有度，超出了度就是超常规发展。农村毕竟是农村，要与他们的收入相对称，要与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相对应。按现在的新农村规划来建设，未来庞大的农村社区管理费谁来支付?这显然是不客观的，现在不收费，能永远不收费?

其实，农民面对的还是一亩二分地，地里不会长金子，农民是从养鸡、养猪、种地的时代走过来的，还能走得回去吗?我们问农民，农民说那是穷折腾!我们现在是以城市的标准在规划新农村，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生活在农村，不知道农民生活的习惯。这是标准的形式主义，这简直就是“超女型”新农村!

面对五千年的文明，我们不得不在建设中反思，不能让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成为现代人的遗憾!我们总不能住着新房子过着穷日子，不能只要所谓人的“文明”而不要土壤、水源、植被的文明，更不能违背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建设新农村!

与此相反，五山的堰河村虽没有像样的广场，却有很漂亮的中水回用池，小河边上有曲径通幽的观景走廊，那是用城里废弃的地砖铺成的。在五山的新农村建设中，从一建四改、垃圾分类等小事入手，培养农民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教村民们剪纸，喝豆浆，晒被子，建厕所，搞卫生，做好吃的饭菜，建茶坛，用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带动村庄绿色经济的发展。

北京绿十字在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进行着一场宁静的新农村建设，这里没有大拆大建，没有大投入，靠农民发挥大寨、大庆精神建设自己的家园。今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绿十字新农村建设系列丛书“五山模式”，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认真研究五山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在安吉县提出“后新农村”的概念，目的就是为新农村建设提出有益的反思。

提出后新农村，是因为城市在发展中的问题开始向农村延伸，因为今天的新农村是城市建设的翻版，过于注重硬件建设，而忽略了身心、精神、文化、信仰的建设。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央又再次提出了幼儿园时代阿姨教我们的“八荣八耻”。北京绿十字在五山设计建造了茶农们敬仰的“茶坛”，把五山茶人的精神与文化注入茶坛，让人们尊敬茶，懂得茶的礼仪，并把开坛典礼做成一年一度的文化娱乐项目。每年的茶王大赛也激励着五山茶农要种出更好的茶，也更能体现五山的茶人精神!

后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全面激发农村的一种精神、希望和人的优秀品质，遵循先生活后生产的理念，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列入生存与发展的国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架构一个立体的城乡互动式生物圈，把文化与信仰的多样性列入新农村规划中，因为这是维系中华五千年民族道德的最后底限，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发展的源泉。

韩国在35年前就有过我们今天类似的农村建设的教训和心态，他们度过了阵痛时期。经过了35年的实践，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

韩国的新村运动精神:

干!就能成功!

韩国把一次乡村实践转化成一种爱国和道德伦理运动，它在唤醒农民自身的智慧、合作精神、创造力和主动性。35年前失败的经验是:

政府过于干预，农民依赖政府。

过于注重物化(规划)建设，文化和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因为过于强调发展，产生农业污染。

过于注重农民建房，引发农民负债累累。

未能克服小农经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续衰弱的困局。

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

新农村建设现今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村的基础建设，后新农村建设着重点则是精神与信仰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城市步入了全面的物质时代，大多数都市人的信仰是“钱与财富”，钱是部分城市人的希望与未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城市的希望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在城市，而城市和农村都面临着同样需求，就是从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转向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这是后新农村时期建设的重点。

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城市文明?城市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它甚至还不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和灵魂，它并没有提供我们未来生活的样板。如果它的发达、繁荣、文雅，不能从精神和物质上引导整个民族的话，它终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乐园。(摘自高超群文章)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在感受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也惊异地发现现代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创造出了毁灭人类自身的力量。两次世界大战的自相残杀，地球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繁，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人们的担忧。同时人类社会自身的欲望、恐怖活动等危害现象猖獗，各种反主流文化的盛行，科学主义以及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不断受到人们的审视。在对现代性成果的失望和绝望中,现代化正日益趋向崩溃。

堰河村的有机茶园

现在的中国正以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压力，以最稀缺的发展资源承载着最多人口的致富梦想。中国的污染不仅在环境上，更在心灵中。是因为心灵的污染，才导致环境被如此漫不经心且肆无忌惮的破坏。新农村建设是历史发展的机遇，而后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乡村，也是我们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很欣赏潘岳先生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试试后新农村时代,这个时代是否可以最终过渡到潘岳先生所说的那个时代?

“五山模式”在襄樊已有一些知名度。当我们完成五山第一个三年计划时，很多省市都来邀请绿十字，我们的专家组让我为2007年选择新的项目点。专家组认为复制和宣传“五山模式”的时候到了，“五山模式”应该有更多的试点和实践来论证它的可行性，于是我们新的试点在2006年又开始了。这个项目点的要求应该是人均收入在1800元以下，中部最贫穷、最不安定、最让政府头痛，但有可能是有信仰的村。

我们也考察了一些乡镇村，就在这时湖北省宜城市板桥店镇的王台村回民三组出现在绿十字面前，专家组一致认定，就是它了。

宜城属襄樊，是县级市，距襄樊30分钟的路程。在5个月前，谷城县委书记周霁就约我去考察。这期间余宝军也说过多次，终于8月才有时间。

这期间宜城市办公室主任周斌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周斌做事极为认真，也很尊重我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诚意和做事的决心。8月24日周带着司机到五山接我，坐了13个小时的车赶到宜城，很累，很早就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市常务副市长郭先生、市常委叶建斌、办公室主任周斌等,9点开车直达板桥镇王台村。

这是一个看上去像六七十年代的村庄。房子很破旧，也有一两户二层小楼是近几年刚建的，很显眼。我们一群人在村里转，看了新修的水泥路、排污池，这些都是政府投资的，规模挺大。

这个村建在一个山坡上，房子建得东一处西一处，很多房子都有裂缝了，很是危险。村里没有什么树，牛羊的粪便到处都是，村容不太好。有施工队在修路和村中的水沟。一圈走下来，大家在一个阴凉处坐下，村主任介绍了这个村的历史。

这个村是1964年建丹江口水库时由移民组建的村。三组全部是回民。其中有一支分到流水镇。当年搬到这个村时，大家就不满意，因为这块地是一个坟地，分给村民的耕地很差，面积很小。回民对这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完全不适应，渐渐地因一些田地和牛羊等小事与当地的汉民产生矛盾，并越来越严重。现在平均每年要发生37次以上的严重流血事件。只要是回民参与的打架，有时报了110都不来，这涉及到民族矛盾，非常麻烦。

2005年12月14日，这里发生了一起自行车碰撞的小事。就因为回民感觉是汉民在欺负他们，发生了群殴，造成一死三伤，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当时三组人与流水镇、河南、山西等地的回民联合起来，冲进政府，掀翻了市政府的车辆。最后政府从襄樊和宜城调动了300多防暴人员和公安，把整个村都包围起来，很长时间才平息了这场事件，这件事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路上干部都在埋怨回民的不是。他们说的虽然是事实，可我在心里想，用这样的心态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新农村建设在这个村不仅仅是修路，建房，而应该更注重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建设。对回民，要更重视用宗教和法律两方面来教育和规范，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习惯，要以尊重少数民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我问回民村干部:“你们能告诉我回民有什么优点吗?我们要从他们的优点找根源。”我想用反向思维来剖解三组。

随同的回民干部说:回民心齐、真诚、简单，回民的牛肉就更好卖一些，因为汉民卖的牛肉大都注水了。

我又问汉民干部，汉民的缺点是什么?干部说，太聪明，做生意没有诚意，心眼太污了，没有诚信……

我们大家都笑了。我说，一个地方出现问题，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应该更深层次地找出本质问题。这里有几件事我们要分析:一是民族个性，二是我们干部的心态，三是要用民族方法解决民族问题。我们一直是用汉族的思维去解决回族的问题，再加上对回民的成见，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板桥镇党委书记王远华是一个有心人，这些年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现任市委书记曾玉平也倡导在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12月14日事件，让回汉两个民族接受教训，现在关系好多了。

郭副市长说，原先只选了5个新农村做试点，后来找田书记，因为王台村的情况特殊，田书记也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把两个回民村王台村、余棚村也列入市级新农村试点。

下午去余棚村考察。这个村耕地好、收入多，与王台村一样的地方就是近40年两个村只考了一个大学生。

我们到一个农民新盖的房子里，有300多平方米，一层是空的，只是收获季节用来晾粮食;三楼也是空的，窗户还没有装。6口人只住在二层。三分之二浪费了，建房还借了2万多元。

上午9:00我准备在礼堂讲课。在讲课前两分钟我收到余书记的短信:宜城领导高度重视，你讲话要慢一点，要抑扬顿挫，头梳一下，衣服理整齐一点，祝你成功。

市委书记曾玉平早早就来了，坐在第一排。他中等个子，比我帅。四大班子都来了，300多人的位子坐得满满的，过道和大门边还有不少人。今天的主题是“走进新农村”，讲了两小时零三分钟。

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曾书记说今年五一他特意派秘书去北京，在新华书店买了“五山模式”，很认真读完了。觉得五山经验值得推广，很务实。

曾还说他第一次见到五山余书记时，以为他是县委或市委领导，没想到他只是镇党委书记，可惜了。

吃完饭，我休息了一下，周斌送我回五山，之后我收到来自宜城的短信:

尤小红(板桥镇镇长):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座，受益匪浅。希望我们能携手，借助您的新思维打造新板桥，谢谢!

王远华(板桥镇党委书记):

孙老师，您从宜城走后，这几日我闭门不出，一口气看完了《五山日记》。3年里那么多次进五山进堰河，历经的酸甜苦辣和开启民智，引领村民从垃圾分类入手改变山村面貌的壮举和给地球做实事的一言一行，深深感动着我。合卷沉思，王台的新农村建设怎么搞。对怎么入手豁然开朗，像找到了一根拐杖。先和谐、先生活才能谈生产发展，能否是王台村的目标?很想听您的教诲。

文笔很棒，整本书充满了理想和执着，叫人特别感动和冲动。作为党委书记的我很汗颜。前日一别，很希望您能到板桥店镇来把脉问诊，不知能否?假如有可能，我们会举全镇之力，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祝您和绿十字造福更多的人!

曾玉平(市委书记):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了新农村建设的新思想、新方法。欢迎和企盼您能常来宜城指导!

我每一次来襄樊，市委和县委领导都很重视。绿十字为农民做事，做环境保护,又要保持属于NGO的空间，还要与政府维系着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结果。结果是什么?就是保护环境，让农民致富，让人与自然和谐。

晚上宣传部王部长、雷部长、余书记等在南湖宾馆吃饭。饭间大家谈到五山的变化，分析五山能做到今天，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我说主要是政府支持，干部观念的转变，这一点体现在组织部三级联创，也就是说目前还是组织部决定干部的命运，正因为如此组织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权力是最高的。

大伙从五山发展，说到老书记陈炜波。一说起陈炜波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说没有陈炜波就没有今天的五山，没有余宝军就没有今天的事业。

陈炜波的名字听了好几年，可想当年他创业的艰难。应该比我更加难，因为那个年代的政府和经济环境与今天根本不能比!

我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有关陈炜波的往事:

陈炜波1988—1999年任五山镇党委书记。在他任书记期间，他的作为在当地3万农民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农民只要说到他，都会直竖大拇指。余宝军说;“陈炜波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现任镇党委书记胡海洋评价陈炜波:“他是一个值得共产党员学习的人，是一个极有性格的人，了不起!”而五山的全体农民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实在”。

陈炜波在五山做的事到现在还被老百姓当成英雄故事在传说，在饭前饭后总要说几段关于他的段子。他虽已调离五山，可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镇党委书记有如此的作为与影响，值得欣赏。

陈炜波的故事我听得非常多，值得一说的我都记了下来，我一边记一边笑。

有福同享，就当娱乐。

一、我就是“毛主席”

陈炜波在任其间，正是三农时代问题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农民在城市与乡村观念最冲突、城乡二元差距最大的时期。陈炜波为了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稳定民心，转移大方向，就对五山农民说:“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五山交给我，就是信任我，不然怎么不交给别人呢?共产党把五山交给我，我就代表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是谁呢?你们说!”台下的农民大声说:“共产党就是毛主席。”陈炜波手一挥说:“对!那我就是五山的‘毛主席’。我问你们，毛主席的话你们听吗?”农民眼睛睁得大大的，大声的说:“听!”陈炜波笑着说:“现在我是谁?”台下农民说:“五山的‘毛主席’!”陈炜波小手又一指，那我说的话你们听不听?”“听!”农民说听就是心也听了，这时陈炜波就是他们心里的“毛主席”。

二、天上的飞机管不管

农民听话了，干部更应该团结一致。陈炜波一次在镇干部会议上对大家说，谷城县委把五山交给我，我就要对五山负责，负责什么?那就是五山的人，五山的天，五山的山，五山的田，五山的地。这时会场上有一位干部问:“那飞机经过五山的上空你管不管?”陈炜波想了想说:“政府如果给我枪和炮，所有经过五山的飞机都必须向我报告,不然肯定打下来!”从此五山上空有飞机经过就马上有人向陈书记汇报，陈书记直搓手望着天上的飞机说:“党中央怎么不给我导弹呢?”

三、谁叫你喊老子名字

一次陈炜波在县里开会，他儿子有急事找他，在黑呜呜的人群中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急得实在没办法，就在会场大喊道:“陈炜波你出来!”会场哄的一下笑开了说，哪有儿子这样喊老子的。陈炜波也觉得儿子不像话，太伤面子，于是站起来就骂道:“混账!”儿子皱着眉头说:“我要是喊爸爸，全场的男人都站起来了。”全场又是一阵大笑,陈炜波抓抓头，想想也是，笑着说:“喊得好，喊得好!”

四、狂哭:我就是你的儿子

陈炜波在五山的日子，大多数是在山上种茶树、在架桥修路、在农田里干活，要找他就要到山上去找。有一年冬天，陈炜波要求村民在春节前把桥架好，他就一起与农民抢时间抢速度。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在施工中出了事故，不幸死了。这下可闹大了，村民七手八脚把死者抬回家，死者的母亲一下就晕过去，全村都乱了，陈炜波也傻了。

陈炜波一句话没说就往死者家走去。在农村死了人可是大事，特别死的是青年男人，白发人送黑发人……陈炜波一想头皮就发麻，这残局怎么收拾啊!

陈炜波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村民很为他担心，更为死者的父母悲伤。就这样，摇摇晃晃来到死者家，大家谁也没想到陈书记一看到死者的父母亲，“扑通”就跪下了，然后嚎啕大哭，哭声巨大，大得压倒了所有的哭声。刹那间大家都不哭了，全部看着他,他哭得泪流满面，鼻涕与泪水泉涌喷发，在场每一个父老乡亲都为之动情。他的哭声听村里人说十里以外都能听到，陈书记一边哭，一边向死者父母叩头，那个头叩得“咚咚”响，吓得死者的父母赶紧过来拉，可陈书记一双脚像是长在地上，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陈书记是当地的父母官，是五山的“毛主席”，这种大礼何以了得，死者的父母真是不敢受之。陈见死者父母在犹豫，立刻又是哭泣，又是嚎叫，他头贴着地面，满脸都是泪水，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感动得一塌糊涂。村里人都来安慰他，大家又是劝、又是给他喂水，特别是死者的父亲不停地对他说:“人死不能复生，您要节哀顺便，不能哭坏了身体啊……”陈说:“您老失去了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您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说完又“咚咚咚”的叩起头来。这下把死者的父母感动得仰头大哭，失去了一个儿子,又来了一个儿子，还是个当大官的儿子，死者父母双双跪下对陈说:“您是五山的大官,是五山的毛主席，我们不敢收您做儿子啊!”陈又“咚咚咚”地叩起头来，吓得大家劝死者的母亲赶紧答应吧，不然要出人命了，陈书记已是满头是血了，死者的父母也吓坏了，赶紧答应说:“儿子啊，我们就是你的父母啊。”陈一头扑到死者母亲怀里哭，那个劲可是翻山倒海……

到这个地步，死者的母亲没话可说,年前就把儿子埋了，一件天大的事就这样了结了。据说后来听陈炜波说，当时要是不处理好，整个五山都不得安宁，他这个书记都会被拿下，他还等着中央政府发炮打飞机呢!

五、我是五山人民养的一条狗

五山有人私自上山砍伐，被林业执法队知道了，就来抓人，可没通知镇党委陈炜波，那怎么行!于是他一生气就把执法人员和车一起扣了。这可惹了大祸，市委市政府责令县委放人，并严肃处理陈炜波。陈炜波一不放人二不认错。县委、县政府火了，要抓陈炜波。陈炜波见麻烦大了，一大清早就跑到县委大院，在大院中间大声地叫，我就是五山人民养的一条狗，有人来五山抓人，还不让人叫几声啊，那五山人养我有什么用啊?你们讲不讲理啊?

陈炜波话都说到这个份了，县委书记也没什么可说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从此以后，陈炜波又总结了“五山的五狗精神”，什么咬人的狗、癞皮狗、忠诚狗、坏狗和看门的狗。

陈炜波的故事，耳朵都听出茧了，老百姓一说到陈书记就如数家珍。其中有些故事显然经过了演绎，但却反映了五山的民心。这5年中我唯一想见的人就是陈书记，结果还是没有机会。陈炜波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让我敬仰的共产党员，一个人民信赖又畏惧的人，可惜这样的人没能发挥出更大更多的作用，真为我们的政府可惜。人有优点也有缺点，陈的缺点就是太凶，脾气大，做事简单。可是，在这儿人的眼里，陈炜波是男人中的男人!他不是简单，是我们没看懂他!

急急忙忙回到北京，随朋友马少辉到密云参观他在那里做的十几个新农村项目，途中顺路造访了一个政府试点——王庄。马少辉曾帮这个村做了外围的景观设计。村内的设计好像是另一家规划设计公司做的。

这个村让我大开眼界。马少辉笑着说:“这个新农村做得太没谱，村里原本挺好看的，是用红砖与石头筑的墙，硬是被他们改造得面目全非。第一次刷成了白色，觉得这个墙面高低不平，很粗糙;第二次又把墙全部用水泥抹了一遍，又觉得太简单，似乎还是原来的好看;第三次又按原来的样子进行了恢复，画成红砖和石头。画总归是画，怎么看都是假的。这就是城乡审美观和价值观的最大区别。”马少辉继续说:“曾经有一个镇党委书记说现在农村已经变化不少了。以前建设哪有什么图纸，更谈不上规划，现在村组干部动不动就说新农村建设要有规划，不然村里就乱套了。这就是进步，你不要要求太高，这里毕竟是农村，还需要过程啊!”

在这些村庄里，除了种庄稼的地方，其他地方差不多都被水泥包装起来了。他们认为，所谓“新农村”就是什么都要是新的，要按北京的要求做。近日听说北京市领导要来检查，所以干部们时时刻刻都在计算着工程进度。这段时间区镇村领导都在现场，他们十分辛苦，俨然一个个包工头的样子。而真正的包工头却叫苦连天，说干部最厉害,什么都懂，谁都要来几句，谁都要来指挥，弄的他们天天返工!

像王庄这样的工程全都是政府投资建设的新农村，但是村民却怨声载道。我在村里曾遇到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一路跟着我嘴里不停地骂领导;还有一个妇女家里被拆了配房，门前的小菜园也给填平了，鸡和狗也不让养了，门前晒衣服的地方也给毁了。试问，这能称得上是新农村吗?

此外我还发现，村里有不少欧式的铁艺、围栏，也有不少用木头做的花栏、花池,散落凌乱的草坪，各户门前种了不少进口的草坪，墙刷得很白，显得半土半洋。这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并且失掉了原本的北京乡村特色。

一天下来让我很疲惫。眼前的新农村，让我感触颇多，一路上无话可说。说什么呢?很多道理马少辉都知道，可是一旦面对那群人(干部)便无可奈何。

我在想，对于王庄这样的“新农村”，政府真的能满意吗?我要问，我们是建给领导看，还是建了让农民生活的?我想说:我们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乡村正在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加大，而渐渐的失去乡村原本最有价值的东西。田园、自然、本色、历史、文化、朴素……都在慢慢消解。在二三十年之后人们一定会说，当初我们又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村庄建设工程投入这么大，将来谁支付这样一个庞大的维护费?北京的每个村组都有40万～150万的债务，这些债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都是当年交税和建学校遗留下的)，而将来必定会再添新账。建设新农村本身是好事，农民很开心。可由于是国家投资的，因此所有这些工程与当地干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将来等领导参观了，开心了，表扬了，新农村建设就算完成了,群众也不会爱护这些建设成果。从这一点看，村民与城市市民是一样的，城市人只管家，门外与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日本人和韩国人说，中国有农民、市民却没有“国民”，中国人只是嘴上爱国，其实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祖国概念。我们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

我对马少辉说:“新农村建设可能会把中国农民带向又一个悲剧道路。如今我们正在复制不可持续的新农村，正在走35年前韩国失败的乡村改革道路,而农民则正在失去他们最有价值的东西——美丽的田园和质朴的心灵。”

我们正在建一个领导干部的，而不是农民自己想要的新农村。如果形式主义与政府居于主导，只会建成“超女型”新农村，而这个结果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心态是，求快求好还要求领导高兴。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1． 政府部门: 把乡村规划当成城市规划做，把乡村规划标准与城市等同。

2． 规划部门: 因为政府部门在不了解专业，资金不足等问题下，规划中领导意识重于农民需求，规划往往只要是墙上挂挂而已。

3． 农民意识: 农民很是现实，他们希望村庄和城市一样，他们希望房子和美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原有乡镇的城建所应该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可惜撤掉一个乱了一片。

4． 新农村建设规划只是政府和村干部在做，做完了村里的人大多数不知道,这个规划是作为政府任务来做的，所以在执行中，农民不配合的很多，这里主要就是相互尊重和沟通不够。比如说，你要在我家门前修路，是好事,可是你总要对我说一下吧?这是人之常情。

5． 规划与实施: 农村要从小做，要看看村委会和村民手中有多少钱?规划不能实施就没有任何意义，目前92%以上的规划是不能实施。

6． 施工技术: 好的规划由劣等施工技术人员实施，这个规划自然就变成差的规划，对乡村施工队的培训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规划设计中的重要工作。

7． 领导看规划喜欢鸟瞰图，规划与设计单位就会全力把从空中向下的鸟瞰图做到美轮美奂。鸟瞰图严格上不是合适去考评规划的，人的视角应该是回到1．75米左右高度出发的，这才真实。而今天的政府官员一定程度上喜欢虚构的不真实的鸟瞰图。于是，政府喜欢，人民就喜欢。

8． 政府工作人员太不了解农村和农民，这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最大问题。

很多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很多事又是你没有想到的。一天一个朋友神秘地告诉我，我入围了2006年“中国最具有行动能力三农人物”20名候选，我说不会吧?我不知道啊?我上网一看，吓我一跳，这太不靠谱。我的名字排在袁隆平之后，我的后面是温铁军、李昌平……

结果我没有评上十大人物，很有意思。实际上我被评上或没有评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事。我明白人活着就是要让自己明白，明白我今天和明天要做什么。

也不知为何?此时我从心里开始远离名与利，我爱人笑我是越来越像农民、变得只关心自己心里的那些事!

前几天收到了华中农业大学颜其松的信。

孙老师你好。

五山项目和地球村北京延庆堆臼石项目是很具有可比性的。这两个项目都是基本在你负责下运作的，基本操作内容也似乎比较相近，包括垃圾分类和生态旅游等。你提到地球村项目的不成功主要是未能让农民做主自己发展。那在五山项目中，你是如何做到让农民真正参与的呢?在操作上，你觉得五山项目与地球村延庆项目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一般来说，农民参与意识相对较低，所以要推动农村公众参与比较困难。在五山项目中，绿十字除了建立垃圾处理互助制度外，有没有在其他一些方面推动公众参与呢?比如说村民选举领域和其他制度建设等。另外，在五山项目复制过程中，绿十字又将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为如果这个复制是全县或全市范围的话，考虑到绿十字不可能每个村都去花同样的精力，会不会完全变成一种政府行为呢?这种复制的结果跟绿十字的期望之间会有差异吗?

希望你能回复。多谢。祝你春节快乐、工作顺利!

华中农业大学颜其松

2007年02月20日

我给他回了一封信。

颜其松你好。

春节一直在农村做调研，刚刚写完南方新农村建设调研报告，这才给你回信，对不起。

我马上把《五山模式》的电子版发给你，这是原版，出版时被人民出版社删20%的敏感话题。我把另一个乡村自治的案例“穆罕默德·王台”也发给你。

我说说五山与地球村不同之处:

地球村以环境教育为主，因为那离北京很近，用教育来推动农民的增收，以旅游为经济模式。那是以NGO为主体，垃圾分类只是其中的一项。

五山是以茶叶增收为主。因南水北调将对生态产生破坏，我们开始从保护生态环境来调整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沼气池、茶文化、垃圾分类、封山育林、建茶叶的标准场房、对干部的可持续发展培训、对小学生的环保教育、利用共产党的“三讲和保鲜教育”开展爱国爱村爱家的教育、建立民间的信仰(天主教、佛教、基督教、道教等)。

因为接受了地球村在延庆堆臼石村的教训，绿十字的主要精力放在引导干部和村中部分核心与精英农民身上，着力培养本土人才，倡导乡村建设从小事做起，共产党员和村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这一点看来是成功的。

建立生活、生产、生态、政治、教育、宗教为一体的乡村自治，这个工作在五山只是起步，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现在又在另一个镇——穆罕默德·王台开始了深入的实践，有时间你能来实地考察就好了。

我们是环保组织，如果只谈环保，政府和农民不会听我们的，我们只能把环保、政府工作和农民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可以实施的希望。

我对宗教的理解是从实用主义者出发的，我是从目标和结果来考虑的。宗教的主体是倡导博爱、仁爱、和谐，没有什么不好，有利社会发展。

五山在复制中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政府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我在规划时一再强调，政府并不理解(也有他们财力与精力的局限)，到项目要结束时，就来不及了,政府也觉得遗憾。所以“五山模式”的复制尽管我们后期一直想做，可是已过了最佳时间。

五山的复制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一直想复制，可是村、镇干部没有这个想法或决心不大，机会就没有了。

不过我们也不遗憾，能做到这样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想了。我们想在以后的项目中，一开始就把复制和公众参与作为重点。

我的回答你觉得可以吗?祝你的毕业论文能出色完成!

绿十字孙君

2007年3月6日

6月15日是世界环境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以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农村生态屋——“村民之家和生态广场”在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组委会和谷城组织部的关怀下，在五山镇政府、堰河村村委会和北京绿十字的努力下正式落成。

参加庆典仪式的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的领导、襄樊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的领导、中央和地方的媒体，还有五山镇政府的领导、当地村委会干部、村民代表和学生共200多人。

村民之家和生态广场的现场处处体现了用爱、用心、用行动在关爱自然的理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舒适、健康、循环再生、环保生态的生活空间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在湖北省谷城县堰河村的村委会内，村民之家突出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有利用回收废旧物资再生板材制作的橱柜、会议桌等，布置了一些再生制品、环保产品、节能产品和生活用品。党的组织系统在室内墙上设置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展板，在党员的活动中，可以结合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室外的生态广场对地面进行了环保设计，石子与透水石砖、生物多样性花草树木、本土植被保护区、太阳能灯等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硬化地面广场。

该项目对当地的干部、村民、学生进行生态、环保、土壤改良、植被、绿色建筑、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等方面进行的教育，对来访者也大有启示。通过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和身临其境的体验，整体提高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意识。

这个项目在设计时我加入了国内最好的环保宣传品、再生产品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循环产品，在装修的时候我发现错了，堰河村是中国中部落后的村庄之一，这个村与北京在观念上相差20年，这么大的差距，村干部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些环保产品的价值和宣传的意义，我用襄樊市里买来的环保产品可能会适合村干部的观念，日本再生纸的灯笼、瑞士的木草花瓶、荷兰的小船灯、香港的全套工具等，他们全藏起来了，闵说这些不适合他们村，日本灯笼白色不吉利，瑞士的草木花瓶他们说很土、荷兰的船灯不好看……

所以我知道，以后我们在给农民支持项目时要注意，有时我们说好的，他们说丑,我们说丑的，他们说好看，我们说高档的，他们会说很土……

这期间我与五山的联系很少，更多时间是我在全国各地考察，心里总担心五山镇会不会出现像延庆地球村的现象?这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五山模式”在经历一个阵痛期。这个时间有多长?我实在不敢确定。于是，我也选择静静地等待。

谷城县领导换届了，也有长时间没有与绿十字联系。社会上风言风语说新一届有新一届的想法，只有傻瓜才会做上一届留下来的事。五山会这样吗?我想不会的，因为五山的方向是对的，农民也接受了，关键是堰河村的书记接受了。

因为我与新的县委书记没有沟通，五山镇新来的书记胡海洋在中间也不便工作。为了能继续推动五山项目，胡海洋一直在与我沟通:“孙老师啊，你与李书记交流太少,你们之间要多沟通。李书记是一个是学者型的书记，艾县长又很实在，他们都很有思想又想做事，你们只要多交流，思想就统一了。”这期间胡海洋一直在促成我与新上任的县委李传寨书记和艾文金县长的见面。

我虽然很久没有到五山，可我很想知道五山的发展。听说五山在做二次创业，还听五山新上任的书记胡海洋说，五山第一个三年是“先生活后生产”，这三年工作做得很出色;那后三年做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边生活边生产”。2007年胡海洋利用现有的五山知名度和社会影响，一下子把茶叶从原来的每斤98元运作到1980元，他把茶叶分为金剑、银剑、剑王。我笑了，胡书记真的很出色。

胡海洋是70后，是知识型领导，余宝军对胡海洋的评价比较高。胡要把五山的茶叶做成与“五山模式”一样有价值，同样具有社会价值，他把茶文化与生态文化、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在新“玉皇剑”茶的宣传单上写着: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最好的茶是百亩产一斤的“剑王”，价格1980元;十亩产一斤的“金剑”，价格698元;一亩产一斤的“银剑”，价格398元。

2006年五山的茶叶卖到脱销，五山茶与“五山模式”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商业时代。这就是由第一个三年计划“先生活后生产”调整到第二个三年计划“边生活边生产”。

2003年我来就是为了卖茶叶。我说卖茶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我们一起背着茶叶到北京去卖，可是北京人认吗?第二种是让北京人来五山买，那时五山的茶就有知名度了。现在的剑王真的卖到1980元一斤，真的是北京的茶商买断。也许老天有眼，三年前我说的话兑现了。

“五山模式”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解放日报》、《环境日报》、《人民画报》、《湖北日报》等大版面报道“五山模式”;北京首师大、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把“五山模式”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前些日子中国农业大学的一批学生进入五山堰河村，他们在五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担心下任领导对上任领导规划的否定，这种事在中国很普遍。我的担心多余了,五山的情况不是这样。新上任的胡海洋书记，包括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都在沿着前任领导的路往前走，对此我做了一些分析。

工作中发生的每件事我都要问什么?要理性分析。很多人见而不问，闻而不思，这就是人老了，思想也老了，这样的人很快会被社会淘汰，要不就是自己主动远离了社会。

新上任的领导一般都会对上任领导的工作进行调整，这很正常，因为每个人工作的思路不同。新上任的干部往往年轻有活力，富于创造性。

五山和谷城在规划上就没有改变，他们继续推动着前任的规划。新任的镇党委书记胡海洋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很有能力。同时，关键还有堰河村的闵书记牢牢地守望在村庄，又很坚持地做着他想要做的事，知道什么话能听，什么话又不能听。

五山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主要是五山符合新农村的形势。五山镇党委书记胡海洋也在动脑筋想办法。9月4日因李长春要来考察五山，胡海洋信心大增，五山很有可能纳入谷城县委的发展计划。胡书记发短信对我说:五山的春天要来了。

五山项目到今天，绿十字已经基本退出了，完全由政府在运作。这样做风险很大。

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我被评选为2007年入选“中国民间十大最有影响的人”，不错啊，谁组织的?谁授予我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连个奖牌也没有啊，唉!这个世界所以有这么多奖，关键还是有很多人需要，从央视到中央各部委，中国各专业社团叫人眼花缭乱，什么年度人物、排行榜、十大人物、精英人物、经济人物，头都晕了。

十年前我对名利真的很有兴趣，今天已经不这样了，因我当不了国家主席，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了。现在90%的媒体报道和国内外的会议我都不参与了，实在有点无聊。偶尔我也去听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报告，还是十年前的内容。我笑着说:“伙计你真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