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影电影艺术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存在。说它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十分形象而确切。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已普遍肯定，但在市场经济浪涛汹涌的今天，她似乎正在式微，正在观众的视野中远去。

然而，长影真的成了过时的电影体制，真的要消亡了吗？不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在笔者看来不会。新的长影人，以集团公司的方式正在努力追求新的转型新的成长，老长影的精神尚有待延续。

长影仍然活在当代。长影的生命不仅在于它留下的老影片和继续出品的新片，而且在于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对长影的述说与记忆，长影活在世人的心头、话语之中。

关于长影的述说，胡昶的《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应当是影响最大、最为厚重的一部。作者不辞辛劳集史料，拼将华年发新声，致使这部毫无先例的1945—1985年长春电影的述评，成为准确而翔实的长影史的奠基之作。它史实清晰观点鲜明，语调平和论析沉着，风格质朴又不乏文采，至今仍是对长影前40年发展历程最权威的阐释。此外，胡昶另有《“摇篮”——名家名友选记》、《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与古泉合著）、《秀峰独耸苏里传》问世。

其他与长影密切相关的史述回忆、剧作文案、论评研究也陆续出版，可谓丰富多彩。诸如：《云白石坚—苏云传》（陈宝光）、《忆长影》（钱筱璋、舒群等）、《王滨评传》（于敏）、《一个编剧的思索》（林杉）、《走近沙蒙》（刘开路编）、《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胡苏电影剧本选》、《张笑天文集》、《云开天地宽》（李前宽、肖桂云）、《“创业”蒙难纪实》（乔迈）、《幕后英雄》（杜慧君、王霆钧编）、《小白楼夜话》（吕文玉、黄耀民编）、《高天红电影剧作集》、《高天红电影文论集》、《华克电影剧作文论集》、《在长影拍片解密》（华克）、《宋江波电影导演档案》（朱晶、盛红莲编）、《王兴东王浙滨电影剧作选》、《大明星陈强传》（曹积三）、《长影的故事》（王霆钧）、《大师小传》（王霆钧、王乙涵）、《记忆》（李华），以及即将付梓的《长影文化博览》（吕钦文编）等等，诉说影城往事，呈示银幕文本，展现影人风采，皆为其中的重要成果。

长春理工大学2013年创建“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在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筹办《致敬长影：光荣与梦想——长影口述史》丛书项目，是张扬长影、造福民族电影的立功立德的好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已推出6部书稿：常彦的《常彦电影文论集》、肖尹宪的《岁月有痕》、韩志君的《艺廊思絮》、曹积三的《红都星光》、王霆钧的《永远的电影》、崔东升的《人生多趣事》，充分显示了学者闪亮的电影心与责任感。这6部书稿，从不同侧面，以新的观念和活泼的文笔，回顾历史，审视当下，表达了对中国电影命运的关切，抒写了长影人的自豪与梦想。

尽管硕果累累，但长影的故事并没有讲完，长影的艺术精神还有待于继续发扬。1957年反右、1966年开始的十年内乱，长影都是重灾区，一些重要事件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梳理与披露；长影的艺术成就和经验教训，尚未从艺术规律和风格流派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诸多长影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造，也还未能得以足够的书写与展示。特别是在中国电影面临波动与抉择之际，更需要重新认识和倡扬长影的艺术精神。时下，针对中国电影“明星薪酬”畸形膨胀，有人竟提出向好莱坞讨教，声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相对健全的文化工业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见《环球时报》2016年8月30日）。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影坛的乱象，正是盲目搬用好莱坞模式的结果。就美国人都不讳言的电影意识形态性而言，中国语境与好莱坞诉求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不是不可借鉴好莱坞，然而，如果继续纵容“票房至上”和畸形的明星制，那么只能造成中国电影的思想空洞化，烂片狂欢，“娱乐至死”。从这个意义上，作为长影传统的核心要素，追求崇高与壮美、伸张正义与善、弘扬民族的精神与品格的长影艺术精神，恰恰可以校正目前电影风潮的某些偏失。当然，其先决条件是，电影应当作为国家大力支持的文化项目，避开全盘市场化的歧路。

述说长影，有价值，有意义。或许有人不愿听，但它有自己的听众群。我们相信，许多良知未泯的老百姓会关注它，支持它。

原长影《电影文学》主编、原吉林省作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编审，文艺评论家朱晶

2016年8月31日于长春湖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