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荣辱对半开(拟当小传)

一、春天里的火热记忆

人的一生恰如一条奔流的河水，七绕八弯总要回归苍茫的大海。今人有诗曰：“平生太湖上，轻棹几回过。华冠非吾志，长旅何蹉跎！”对任何人而言，固然有过“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好运气，但也常常被迫走上坎坷不平的旅路。时乎？命乎？似乎万事悠悠说不清，只有自己是过来人。

生命流程也是四季更迭，春天里燃起的火热记忆最难忘。1950年初春，南国到处花红柳绿，气候温和迷人。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泉州日报》登出一则福建省委文工团招收新团员的广告，我和石光中学的几位学友投考全被录取了，从此开启了一条人生的光明之路。几个月后省文工团实行整编，除留团工作之外，我们几十个人调到华野32军95师文工队参加闽北剿匪，配合地方开展土改运动，另一部分同志就留在当地做区乡级的干部，以后再难以见面了。

翌年，我随军步行越过云雾缭绕的武夷山抵达江西上饶市休整，不知为何又把我抽调到师后勤部供训队学习，我当然不想干这种烦杂的后勤工作。如果继续完成这次培训业务，便会改变我的人生道路。可能是过新年师文工队计划在上饶中心广场公演歌舞节目，再把我调去打腰鼓、跳集体秧歌舞，才没有离开文艺队伍，此乃一大幸运!

这支部队素质好，官兵都是由胶东解放区组建的陆军，中央军委决定改编为我国第一支空军师，驻扎在首都南苑机场，飞行教官全是苏联派来的，这些教官在雪地里光着身子搓澡，令人惊叹。传说有一天毛主席突然私访机场，来去的路上没有戒严，南苑小街上一切照常通行。我倒是亲见朱老总来机场航校视察，他满脸笑容而且步履稳健。随后，师文工队合编到华北空政文工团，驻在王府井大街附近一处旧式大院里，生活待遇很好，能够随时去书店里站读各种新书，读到新出版的“五四”新文学各种名家的著作，使我初步见识了如此丰富的文学宝库，更盼望有一天能进入大学深造。别看我们只是一支小小的师文工队，曾经在上饶公演过大型歌剧《赤叶河》和《王东才参军》，队里有一位中学音乐教师柯少川在福州参军，他担任了导演。不料在肃反运动中，据说他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分子，便立即被遣送回乡，以后便下落不明，一位年轻的文艺人才就这样被历史淹没了。

华北空政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边区的“火线剧社”，老演员王化继任团长，他为人豪爽、平和。我先在舞工队学习舞台设计，张队长还带我去中央美院观摩写生，想重点培养我，可是我内心喜欢文学创作，就调我到戏剧队当演员，至今我犹感谢这位好领导。1952年国庆节，团里派我参加文艺大军接受天安门中央首长检阅，心情异常激动。这年秋天，我又参加华北空军赴东北、朝鲜慰问团，年底才返回北京。几年后全军开展祁建华的识字法，我又改行当文化教员，成天听着机场上苏式米格战机起落的轰鸣声，日夜难以入眠。扫盲运动结束后我调回后勤部某处机关待命，有一天刘处长在办公室里找我谈话，通知我分配到张家口航校当教官，我有高中文化而且立下三等功、共青团员，想来是合格的。一个月后，处里又告知我不去航校了，马上猜到是社会关系出了问题，我家在闽南侨乡，有四个舅舅在南洋经商。这是不可知的命运作梗，进与退只在转瞬之间，然后就转入通县华北空军干部训练队，等待转业到地方工作。还有一次，领导让我检查身体，因为不合格取消了当飞行员的资格。而与我同时参军的一些战友，经过了长期的军政考验都职务不断地提升，有的当上了军师政委有的当上了政治部主任，在北京见面时不由得感慨万端，每个人的荣辱变化并不能由自己来决定，命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政治决定一切，只讲出身是片面性的幼稚病，不知耽误了多少人才。

但是机会还是有的，转业训练队的老班长(曾任教导员)告知我一个好消息，国家考古队特来招收年轻队员，问我去不去？我不了解这种专业的性质便放弃了。当时跟我同睡在一个乡下炕上的老关是参干入伍的大二学生，他好心劝我一起回去报考北师大读历史系，他的叔父担任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可以帮忙。我却迷恋上北京大学新闻系，想当一名满天飞的新闻记者，结果这次参加调干生高考的希望落空了，把我统一分配到天津师范学院(原津沽大学前身)，它在国内称为“四大师院”之一。转业后安排我在一个市级机关人事科，那位韩科长希望我安心工作，但我坚持要上大学，否则难以实现我向往文学的理想。人的机遇最难得，去留全在一念之间，人生的经历只有“第一次”，去而不复返。如果时间能倒流，就不会留下更多的遗憾吧?

二、潮起潮落不由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天津速成师范当高中语文教员。1956年秋我的首篇习作《秋游水上》在《天津日报》副刊“文化广场”发表，正是老天不负苦心人。当时正在和一位女友热恋，被人看做行为太浪漫，而同住一个学生宿舍的夏玉泉，中师毕业后考上大学，因为发表了一篇古典文学论文，毕业时留校当了助教。那时大学注重的是所谓品德教育，我申请入党更是没门了，事实证明同在一班里有几人后来能成为作家学者的？大学生活是愉快的，往事难寻，只记得坐同桌的丰小渝，当时她戏称我是“未来的诗人”，我应当感谢她的鼓励！虽然我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并没有气馁，坚持走自己的路。但是任何道路都不是平坦的，每走一步都会受到意外的冲击。

1956年秋天，我的习作《秋游水上》两首短诗发表后，增强了我想搞文学的信心。中国作协副主席韩作荣说：“诗是用语言构筑的房子，让灵魂栖息在里面。”我写的诗当然要讲求语言的精美，有新的思想，并非是凭空虚构的，不料突然冒出一个批评家指摘我搞“唯美主义”，不写工农兵生活。这个当头一棒使我放弃写诗的念头，转而练习写起杂文、影评，成了《天津日报》特约的副刊通讯员。继而参加全国讨论电影《北国江南》，写了一个长篇评论占去将近一个副刊版面，收到一笔丰厚的稿费50元，这是我苦心经营的另一次重要文学成果。此后又写了几篇诗评和随笔，第一篇诗评是写著名诗人邹荻帆赞颂我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逍遥游》，题名《多作抒情短诗》，奠定了我从事诗歌研究的基础，大路是用自己的血汗铺就的。

常说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反右运动”，重点是打压大、中学的知识分子，超过了以往改造知识分子的规模，把一大批人变成了专政对象。从历史观来看，社会主义不能以暴力来压制个性的发展，包括前贤李大钊早已论述过。我当然也积极地投入这场战斗，论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都没问题。运动结束后，我莫名其妙地被下放基层，在一个区办的联合厂校当教员，还有一个新中国成立前留学日本的老宋，后来得知学校姓谢的女支部书记给我乱扣帽子，在档案里钦定为“内右分子”。天哪，人心是何等的险恶卑劣，这个人后来因弄坏了一个中学也被开除党籍，真是报应!厂校的办学条件很差，教室没有好房子，新兴路周围有不少小炼铁厂、造纸厂，学员都是工厂的青年工人，这种夜校的状况是“一盏灯加几个学员”，教师的成分相当复杂，只有我是共青团员。出于苦闷我写了一篇小说《在厂校》，是模仿丁玲的小说《在医院》，由于情调太低沉没有刊物敢发表。我感到很憋气，于是写了一封上诉信给和平区教育局主管人事的魏副局长，幸亏遇到了一位贵人马上调我去区办的职工师范学校。这等于给我“平反”了，命运就是这样起落莫测。就在这时我偶遇下放干部袁纹并与她结了婚，从此相依为命，白头偕老。

此时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在报刊上发表诗文作品，有了一点小名气，竟然引起市教育局领导的关注。从1960年起调我到市教研室当编辑，和几位同行负责编选一套业余高中语文教材，领头人是一位局里老北大教育系毕业资深的老蒋，我们成了“忘年交”好友。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不能署名，没有稿费，当时正在大反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无疑是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正巧全市成立一所教师进修学院，我改任为中文系讲师兼写作组组长，主讲“文学概论”。为提高专业水平，我到南开大学当了旁听生，听张怀瑾教授的文艺理论课。那时候正逢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每天吃不饱饭还坚持从长春道家里骑车去进修，有时还听李何林先生讲“现代文学史”，他的课讲得非常精彩。

我被工作单位看成青年作家，因此每次市里搞“四清”“整社”运动，总是下乡充当工作队秘书，担任写总结或报告的任务。有一年我为西郊区（现西青区）公社某管理区写过一篇实验“包产到户”的报告，看到了社员出现劳动的积极性，不用打钟起早就下地干活的事实。开始颇受公社的表扬，过了一段时间工作队长受到了批评，罪名是“走回头路”，违反中央既定的政策。其实公社实行“三级制”，毫无新意，越巩固越是走老路，连刘少奇当年想推广“桃园经验”也公开挨批，还有谁敢进行改革呢?直到“新时期”初，安徽凤阳县少数农民才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为“三农”改革打响了头一炮，功垂青史。都说时间哪里去了，思想僵化的人常把时光白白地浪费掉，而不思进步。

十年“文革”更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我所在的天津教师进修学院被勒令撤销，罪责是“中小学教师越进越修”。江青就讲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恨不得文盲越多越好，实行“使不知之”永远当奴才。想到自己正当中年励志在文学上有所作为，这场动乱撕碎了我的“文学梦”。我下放到57中当语文教师、班主任，带着编成连队的一群中学生在寒冬下乡“拉练”，实在太可笑了，连三餐都吃不饱，何论锻炼，农民也十分反感，白白浪费多少青春年华。中央不得已下令“复课闹革命”，为时已晚矣，恢复高考后一个班里会有几个学生能考上？重点中学如此，更不用讲一般学校了。1978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圆了我毕生追求的心愿。我虽然当了中学教务处主任也不想再待在学校里，以“归队”为名请求调回市里工作，只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多出成绩才能安心。当然我并没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只想混一口饭吃。老诗人鲁藜晚年感叹过，他说“因为胡风问题下放25年，我少写了10本诗集”。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作出了沉痛的反思，特别是为我国的老知识分子打抱不平，语重心长，但愿这种黑色历史永远绝迹！

三、跟着时代跑步前进

通过多方面的疏通，1980年底我才进入天津社科院工作。首任文学所长的孙振，是来自解放区的老作家，其名作《战斗的青春》已搬上了银幕，笔名雪克。孙所长很看重我的人品，推荐我赴西藏自治区协助成立一个文学所，一年后回津接替副所长之职。由于老伴刚复职当中学校长工作忙，我谢绝了这次升迁的良机，也从不后悔。希腊有一位女船王，她认为“要想做一个大企业家，必须抓住眼前出现的任何一次良机”。我并不看重官运，一年忙到头只为了争一顶乌纱帽，所谓宦海浮沉是也。

因为我写诗和发表诗评，孙所长就指定我专门研究本市“七月诗派”代表诗人鲁藜，他又是我的闽南老前辈。1981年春，我专程去河西区小海地拜访这位诗人，交谈了一整天，写成的《鲁藜传略》在天津市文联刊物《文谈》发表，全国和港台的学者便纷纷引用其中的史迹，25年前这位诗人突遭厄运而消失了。到了1983年时来运转，他同时出版了《鲁藜诗选》共三本诗集，我写出诗评《扎根生活的诗永不褪败》，获1985年天津首届鲁迅文艺奖。然后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编成一本《解读鲁藜诗歌札记》供研究者参考。此后写的学术著作如《艾青在延安时期的诗》《通俗文艺学》(合著)，多次荣获市社联科研评比二、三等奖。得奖是一种学术荣誉与鞭策，同时标示着个人成长的漫长道路，不能有半点的自满与松懈。

诚然，我的研究步伐是从鲁藜起步的，必然要扩展到同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比如艾青、胡风、徐志摩、何其芳、卞之琳、公木以及郭沫若、冰心等。我的第一本诗论集《新诗纵横观》(1993年出版)，特邀河北大学恩师雷石榆教授作序，获得了好评。本文不妨追述一下我与中国几位大诗人的交往简况，大多与鲁藜有关吧。他们对新诗的见解，无论是关于新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诗歌流派都具有权威性，从而提升了我原来十分肤浅的认识，方能在文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哪怕是微末的收获。

艾青是我国的一位世纪诗人，“新时期”复出后每天都要接待来访者。我找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部主编黎丁先生，他是福建泉州人，抗战时他们在桂林早已认识，由他带我去艾青夫妇暂住在前门外的虎坊桥北辰饭店。艾青一贯主张“散文美”的诗歌创作，著有《诗论》两本，回津后我立即写成《艾青诗论三题》发表，被牛汉先生编入一本文集里。1992年我再写了一篇论文，也被选进《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艾青在上海“左联”时期就与鲁藜相识，对鲁藜的诗风影响颇大，后者逐渐形成言浅意深的哲理特征。他俩经常通信或登门拜访，交流诗坛信息。我初访卞之琳先生，是因为我参加撰写《中国现代诗歌词典》（复旦大学贾植芳主编）的一部分难以诠释的辞条。卞先生热情地自荐《断章》《尺八》几首代表作与讲述写作经过，使我大开眼界，这些诗作风格特异，代表着我国现代派的最早收获，并题签赠我那本名著《雕虫纪历》。他的学识丰富且为人谦虚，不满意时髦的一些理论主张，一心翻译英国《莎士比亚全集》，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何其芳抗战前期从四川去延安，深受周扬的信任，1943年前后何其芳和刘白羽一起派到重庆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与胡风发生关于在国统区如何“写工农兵”的争执。胡风为人耿直不会随波逐流，因而也种下了“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祸根。新中国成立前后发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全过程中，何其芳带头发表了许多批判大文，诗人鲁藜因此称之为打棍子的“何老爷”。为此我通读了《何其芳全集》，并写过几篇褒贬兼有的论文，如《何其芳文学理论漫评》，充分肯定了他倡导建立“现代格律诗”的理论。关于胡风的诗歌理论和造就一批“七月派”诗群，其功不可没。长达数万字的《鲁藜的人生道路与胡风集团》，是我研究“七月派”诗歌的一篇力作，收入大型丛书《我与胡风》上集里。学术上的是非，应当由历史来鉴定。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1932年元月出生于福建省石狮市。1950年3月在福州参加工作，又当了几年部队的文艺兵。闽南人历来爱讲“拼搏”二字，无论经商从文都像在湿漉漉的抹布中间，寻找其人生的光明未来。我天性不宜做行政领导的职务，而一心能在文学上取得一些成绩足矣。由于我长期兼任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与研究我国现代文学是一致的，199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大型国家图书《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我负责三大卷诗歌的编选工作（主编是著名诗人阮章竞），尽了一份力量。我作为鲁藜研究会会长，创编8期的会刊，出版费用全部由我承担。有耕耘必有收获，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员，1979年我市进行首批社科系统高级职称评定，我被评为副研究员，1992年退休前被评为研究员，同年成为中国作协会员。35年来我出版近四十部著作，有《新诗纵横观》《鲁迅与西方文化》《浅谈诗与写诗》《探寻诗艺与文心》《天津新诗学三十四家》《鲁藜传论》《多梦的岁月》《流光的记忆》（后两本均为诗文集）等等，并先后获全国各地和市社联评奖20余次。1997年我被天津社科院评为科研成就荣誉奖和金质奖章。2015年完成《鲁藜传论》，约25万字，我同意南开大学两位教授的看法，这成了我的收官之作。我喜欢写些诗论，《学诗手札》又获北京《诗国》颁发的2014年度“清泉杯”优秀奖。虽然我不想再动笔了，最近还是应邀写出几篇论文和诗文作品。

陶潜有诗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如今我已年届八十四岁，再无心眷念往日的工作，只能宣布全身退出江湖，告老还乡颐养天年。此长文也是友人劝我写一篇自传留下，故而勉强而为之，难免有自诩的心迹。在我淡出人生之后，这些文谈旧话权当作个人行踪的影像吧！

2015年4月修定于天津迎水道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