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号啕大哭

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依旭”的文章，写1985年的时候，作者大学毕业后到一家杂志社工作，有幸采访了沈从文老人。

当时一起去采访的，除了杂志社里的摄影记者，还有一个临时跟着来的外文版的专稿编辑，是个相貌清秀的女孩子。当问起“文革”的情况，老人讲：“说起来，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显然这个女孩子挺感动的，突然就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她的举动完全是出于自然，真诚而没有丝毫的矫饰。但更没想到的是沈老的反应，他一点预兆也没有地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起来！他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腔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天真的女记者自己也弄了个手足无措！还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出来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安静下来。后来想起来，这大概是采访中最出彩的细节，可惜后来发表的稿子里根本没提这事。

后人已经很难理解沈从文内心深处的苦楚了。后来，我读到学者赵园写父母的往事，几乎可以同沈从文的“失态”相提并论。赵园回忆说：“我还记得‘破四旧’初起时，父亲将家里收藏的长袍马褂全剪成了碎片，这些长袍马褂是缎子缝制的，在那之前我不记得曾经见过。景泰蓝花瓶已经埋进土里，又刨出来砸扁。那瓶子太结实，砸它像是很费了力气，但父亲的手哆嗦着，拼力地砸。你能相信这同一只书生的手，曾将一把手枪拍在我家乡的地方当局面前，迫令其武装民众抗日吗？被认为有问题的书，已抢先清理了；一时舍不得扔掉的，一律撕去了书皮，更急于消灭的，还是所写的文字、文稿、日记、信件等等。撕之不已，继之以烧，那一把秦火被士大夫骂了两千年，但这当儿连你也会相信，焚，确实是最最彻底的办法。一定要眼看着那些文字变成一小堆灰，你才能放下心来。”而她的母亲，虽然仅仅是一名幼儿教师，却被打成了“右派”，被归入了不可接触的“贱民”的行列。父亲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母亲：“她的处境和精神压力所淤积起来的痛苦，也总有抑制不住的时候。她虽然决心在子女面前不流露一丝一毫的脆弱，但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在一个夏夜，大概是星期六吧，子女都在膝前，她突然像决堤一样，痛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最后凝结为一句话：我和爸爸离婚吧，离了婚，彻底划清界限，就不会连累你们了。”

赵园的父亲为什么会从英雄变成了懦夫？赵园的母亲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要求离婚？答案也许跟“沈从文为什么会号啕大哭”一样。

我明白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你不是喜欢读书吗？那么，让你“自觉”地烧掉自己的藏书。你不是热衷于拿笔写文章吗？那么，让你那拿笔的手拿起扫帚扫厕所。你们不是互相关爱吗？那么，让你们彼此成为仇人。在“文革”时代，自由被置换成罪恶，个性被贬斥为反动，爱情被涂抹上“黄色”。不仅如此，这种最可怕的力量还力图消灭人类天赋的审美的情趣和向善的追求，它把文明当做最大的敌人——因此，它认定接近文明的人天生就是有罪的。它以兽性取代人性，它以兽道取代人道。它赞扬愚昧，它歌颂痞子。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见证》中写道：“不一定要枪毙或者苦役。你可以通过简单的事情，通过生活方式杀害一个人的内心。”正是这种每一个空气分子里都浸透着“恶”的社会氛围，迫使沈从文“忍辱负重”地去打扫厕所，而这种耻辱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中，最后聚集成了一场白发老人的号啕大哭。然而，即便痛哭一场，这种内心的伤害、灵魂的伤害依旧无法弥合，它像一把钝刀子一样慢慢地穿透了心扉。晚年的沈从文再也无法恢复他的写作能力了。也正是这种邪恶的力量，湮没了赵园的父亲昔日那大无畏的勇气，而使之成为恐惧忠实的奴仆；它也戕害了人类最基本的血缘纽带，扭曲了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最纯朴、最牢固的感情。

我明白了，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见”的力量。鲁迅说过，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过这“无物之阵”。

那个时代，被毁掉的是“尊严”、“个性”、“自由”、“亲情”、“信任”和“文明”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2003年

曹林（1978年生），

生于江苏江都，2004年取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后，出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编辑、评论员。写作时评时有“六不主义”：不写假大空的东西，不抄袭别人的文章和观点，不媚俗，不媚权力，不媚编辑，不作无聊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