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西山遗址在考古调查中，早就被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在黄河之滨、邙山脚下这么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遗址中，考古领队训练班能够率先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墙。1994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考古领队第八期训练班就选在郑州西山遗址。训练班的本意是对田野考古领队进行业务培训，不想却抱了个大金娃娃——首次发掘出仰韶文化城址，一下子把中国史前城址的年代从龙山时代提前到仰韶时代。一时间，黄河岸边的郑州西山仰韶城址，以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而扬名天下。
我是很幸运的。作为第八期考古领队训练班的学员之一，我亲眼目睹了西山城墙被发掘、被确认。我记得我们那期学员当中，只有个别同学的探方被无意间布到了城墙上。我负责的探方距有城墙的探方不远，隔几天总要抽空到那里观摩一下城墙的发掘进展。指导老师郑笑梅、张玉石先生等，多次给发掘城墙的学员开小灶，不时地在那里边发掘边讨论，力求把城墙的结构和夯筑方法搞明白。我清楚地记得，张玉石先生手持小铲在城墙上刮来刮去，与学员们商量着，能不能把西山城墙的建筑方法叫做“小板块夯筑法”。
从西山考古领队训练班结业之后，随着西山仰韶文化城墙逐渐被确认，相关的报道和讨论文章一时间风行全国。其中，关于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的功能与性质的讨论最为热烈。我觉得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首先注意到西山城址以下几个特点：
1. 西山城址是为了防御异族入侵而修筑城墙的，并非单纯地为了防止水患。西山城址除了南边被枯河冲毁之外，其他三面没有河流相伴，在这里修筑城墙显然并非防御洪水之用。
2. 如果与时代相同、地域相邻的郑州大河村遗址相比，西山遗址显然属于低一个层次的聚落遗址。大河村的面积为40多万平方米，西山只有3.45万平方米。前者比后者大10倍多。大河村有四间的大型房屋，而西山遗址最大的房屋是双开间。大河村出土许多优美的彩陶，而西山彩陶的质量大多在大河村之下。可见西山城址不是一个中心聚落，而是一处带有防御性质的小型城堡。因此，在判断西山城址的性质时，就不能把它视为一方政治中心。
3. 西山的筑城方法采用所谓“小板块夯筑法”，其技术之先进令人惊叹，以至于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墙上仍然照搬这种筑城方法，在陶寺城址也发现有类似的筑墙方法。可是，奇怪的是，这一传统却未能在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文化的大师姑城址中得到传承。新砦城址和大师姑城址都采用长江流域常见的堆筑法，即后期修补城墙时，在早期护城河（很可能已经被淤塞严重）上面继续堆土扩建，使城墙的外侧护坡呈现倾斜状，不见西山和古城寨那样工整的小方块夯筑方法。这种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样的史前文化背景，引人深思。
西山仰韶城墙如此先进的筑城方法暗示出，它不会是中原史前城址的最早形态，换言之，中原地区一定会有比西山更早的城墙。过去，俞伟超先生曾断言，中国在前仰韶时代就应该出现了城墙。我们目前还不能拿出第一手资料论证这一大胆的推测，但是，西山仰韶文化城墙的发现无疑打开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史前城址的一角，更早更宏伟的城墙有待今后的新发现。
如果说广袤的中原大地在仰韶文化时期只有西山城址一花独放，那么，到了龙山时代，大小不一的龙山城址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目前，仅在豫中及其附近地区就发现了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平顶山蒲城店、辉县孟庄、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等七座龙山文化城址，其中，王城岗、新砦和古城寨三处城址相距不远，其分布密度甚至超过了当今县级城市的密度。如此密集的史前城址，当然不会个个都是传说中的某某帝都之所在。我们在研究这些城址时，首先要搞清楚城墙的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对这些城址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再结合城址内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特点，对城址的性质和功能作出判断。拿新发现的新密市古城寨来讲，古城寨城址出土的石器很少（据发掘主持人蔡全法先生相告），相反却出土了大量的类似坩埚一样的容器，那么，这是否说明古城寨是一处以加工铜器为主要功能的城址呢？
目前，西山城址热似乎有所降温，但是，它留给人们的诸多思考将激发着更多的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追溯中原和中国城址的起源，这才是西山城址学术意义之所在。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5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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