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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与熊掌兼得的周颖南

时间:2022-0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约是80年代中,从《中国烹饪》上看到红学家俞平伯写给新加坡同乐鱼翅酒家“鱼美酒香奚翅食重,宾筵家庆乐饮情同”的对联,得知周颖南令名的。倒没有特别注意周颖南的业绩。因为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早就得出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结论。结果算盘没打成,而笔杆子又被迫停了一段时期,弄得“鱼”与“熊掌”都未得到。原来,周颖南早就是“南洋一支笔”。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鱼与熊掌得而兼之的儒商。

我与周颖南既有缘,亦无缘,相识也晚,相知也浅,却也颇为相投。大约是80年代中,从《中国烹饪》上看到红学家俞平伯写给新加坡同乐鱼翅酒家“鱼美酒香奚翅食重,宾筵家庆乐饮情同”的对联,得知周颖南令名的。当时,主要欣赏的是将“同乐鱼翅酒家”精巧美妙而天衣无缝地嵌入在十六个字的对联中,足见俞平伯先生的学问和才华。倒没有特别注意周颖南的业绩。只知他是“南洋文坛健将,华侨企业闻人”。

我们相识在1991年7月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这次会议旨在弘扬中国饮食文化。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团体代表和知名人士六百多人,欢聚一堂,共襄盛举。记得是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经姜习介绍,相互交换了名片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凸而油亮的脑门,继而是浓长的眉毛与炯炯有神的眼睛,中等身材,衣冠整洁,气概非凡。不乏商贾的精明干练,亦具文人的洒脱豁达。由于出席那天宴会的头面人物很多,他要应酬,仅寒暄了一会儿,但留下的印象却很深。此后的七八年间,时而也在有关烹饪活动或会议上相晤,零星地知道他的一些事迹,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还是1998年10月,他偕夫人何玉凤前来西安参加清真饮食文化研讨会时,开会、吃饭、参观都在一起,交谈的多了,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周颖南生在福建颇有神话色彩名字的仙游县。早年侨居印尼,70年代初闯入新加坡。励志耕耘数十年,创办发展中餐,独树一帜。我很欣赏他“到源头取经,抱‘娃娃’回娘家”的妙语。中餐的源头是中国传统烹饪文化。多年来,他在新加坡先后推出中国宫廷宴、孔府喜宴、满汉全席、红楼大宴和集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名厨制作的中华美食世纪之宴,把中国烹饪文化传播出去。与此同时,他常常率领新加坡餐饮业代表团到中国各地交流,把海外创新的中菜引进回归,以丰富“母体”,使中国烹饪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既播扬传统,又刻意求新,是他始终一贯的思想。1985年在狮城举办中国孔府宴时,除请山东名厨献艺外.还特邀孔子第76代孙孔祥林作“孔子饮食文化思想”演讲和邀请古筝名家表演助兴,把宴会从单纯的吃喝品尝升华到与求知相结合的艺术享受,很受狮城民众欢迎。

不过,有一件事让我惊疑,那就是,他于1998年在新加坡开办了一个“毛家菜餐厅”。因为据他原来说,新加坡人提到毛泽东都比较敏感。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毛泽东了解不多,有人只知道他是“文革”的“发动者”。那么,为什么他现在又要办“毛家菜餐厅”?“新加坡和中国关系现在很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其他方面了解毛泽东呢?像为什么吃辣椒就革命,而新加坡人是喜欢吃辣的。”亏得他想到了毛泽东的吃。

搞毛家菜就搞毛家菜罢了,谁知他在服务上也来了个别出心裁。服务小姐既不穿传统的中国旗袍,又不着流行世界的西服,而是头戴军帽,臂佩红袖章,用上等衣料制装,上衣加垫肩,俨然一身红色娘子军扮相。席间,《红太阳》乐曲流淌,加入“摇滚”,可以迪斯科,也可以VCD副产品。据说开张以来,生意火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已崛起成为世界名店,招揽得国际主要媒体竞相报道介绍。且介绍者非常友好客观,毫无贬义。真想不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逝去二十多年后,通过饮食文化创造了奇迹。毛泽东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现他的魅力。也足证周颖南一贯的独特创意,可钦可敬。

有人曾说他是南洋一代儒商,我原来并不信以为真。因为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早就得出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结论。两千多年来也很少有人怀疑或改变这一古训。就拿我说,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集中于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后却经不住上级的压力和市场经济的诱惑,下海于曲江春酒家主事和兼任起饮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之职。一度也想一手捉笔杆搞文,一手拿算盘经营。结果算盘没打成,而笔杆子又被迫停了一段时期,弄得“鱼”与“熊掌”都未得到。再联想到《红楼梦》里的妙玉,既做了尼姑,便老老实实在栊翠庵修道,而却经不起宝玉的诱惑,动了凡心,跑到怡红院做什么“槛外人”。既凡心已动,爱就大胆爱宝玉二爷吧,可又缺乏卓文君的勇气,结果是道未修成,爱也没谈上。同我的命运差不多。所以关于周颖南是“一代儒商”之说,我以为充其量不过是富足外的业余雅兴而已。至于他的酒家餐馆张挂了国内许多名家的字画,我依然认为无非是附庸风雅。然而,我的这一偏见,却在我去了新加坡一趟之后被彻底改变了。

我在新加坡,不只与周颖南做了详尽的交谈,还意外获得了周先生馈赠的一大批精神食粮,全是装帧考究的中文书籍。经粗略翻看,竟使我十分吃惊。原来,周颖南早就是“南洋一支笔”。只不过在南洋谋生“仅靠菲薄的稿酬是无法填饱肚皮的”,他只能“一手拿算盘,一手拿笔杆”。且不说他在印尼当记者时采访过周恩来,后来还采写有赵朴初、冰心、巴金、章士钊、俞平伯、萧军、丰子恺等文化名人的文章,单是出版的专著就有《迎春夜话》、《南国声华》、《周颖南文集》等十多部,可谓著作等身。

周先生擅长散文,其重要特点是“博”,见闻的“博”,取材的“博”。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古今中外,文物字画,无所不及,无所不谈。叶圣陶赞他的散文“清新”、“隽永”的文笔抒发着自我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其文字精练简洁又与他谦和寡言的性格相吻合。读了他的文章,完全明白了他作为作家和企业家那风尘仆仆人生旅程的缩影。尽管“儒商”两字如今已被标榜、滥用得失去了不少含金量。可周颖南先生是个在算盘中摇笔杆劬学的人,不但文章写得好,又是“新加坡餐饮第一人”。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鱼与熊掌得而兼之的儒商。由此看来,儒家二号人物孟轲的话并不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注:原载中国文联出版社《吃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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