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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兄与《九叶集》

时间:2022-0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辛笛兄在诗词与学识上的造诣,以及诗歌创作上的见解,与辛之有着共同的思想要求和艺术追求。中国的春天来了,正是在这一时刻辛笛兄与辛之认为编这样一本诗集的可能是存在的。《九叶集》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1年出版了。这就是从《九叶集》到“九叶派”形成的前前后后;而《九叶集》的命名者,即辛笛兄也。《九叶集》终于被人们认识,并在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位置。

辛笛兄与《九叶集》

赵友兰

辛笛兄离开我们将近一年,每当回忆过去曾经聚首的件件往事,总会令人产生缕缕思念之情。最近的两三年内,有不少挚友相继离去,如辛笛兄嫂、祖光兄、林宏兄等等;虽然每个人都走的是同一条路,但先走的总是留给我们尚未走的人许多的怅然、茫然,万千的思绪。

我的老伴曹辛之于1946年,从重庆到了上海,与林宏、郝天航、臧克家等友人,集资办起了星群出版社,由于他们都是诗人,大家一致赞同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歌的刊物。经过筹划、集资,1947年以丛刊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第一辑《带路的人》;1948年,星群出版社有了一定的基础,业务上增加了不少支持者,也就是这一年,由诗人臧克家介绍,辛笛兄与辛之相识,二人相见恨晚,成为挚友。辛笛兄在诗词与学识上的造诣,以及诗歌创作上的见解,与辛之有着共同的思想要求和艺术追求。在1948年的6月,辛笛、辛之以及唐祈、唐湜、陈敬容共同编辑的另一本诗刊《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出版了。而辛笛兄对星群出版社,除在业务上的支持,在资金上的支持外,也是使出版社能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得以艰难维持的力量,直到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为止。在相互的支持中,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们先后离去。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1979年,辛笛与辛之一起探讨能否出版一本反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诗歌创作的诗集,因为当年在国统区存在着大批诗人,他们用诗的形式反映人民的疾苦,呐喊出时代的声音;而这些诗人的作品,因狭窄的艺术尺度和复杂的时代变迁而被淹没,使得新诗自“五四”以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生了断层,这些诗人及作品,很少为人所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并平反了冤假错案。中国的春天来了,正是在这一时刻辛笛兄与辛之认为编这样一本诗集的可能是存在的。《九叶集》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1年出版了。

编辑《九叶集》的初衷,只是感到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统区各种不同风格的诗篇,长期没有机会与广大的诗歌爱好者见面,甚至人们都不知道曾有过各种流派的诗歌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段空白;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歌选集,可以使得这段历史更加完整。

为促成此事,辛笛兄利用来京之际,与辛之反复商讨,并邀请了当年曾在《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作品的几位在京的诗人袁可嘉、杜运燮、郑敏、陈敬容等人,共同研究编选诗集之事。

当时,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过去多年来形成的政治气氛,在很多人心中尚有余悸,对于出版这样一本曾被批为“现代派”“唯美主义”的诗集,究竟有无风险?出版后会不会受到批判、打压?但另一方面,诗人们由于祖国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心中也涌动着重新拿起笔来的冲动,当然也渴望着能够出版,使广大的诗歌爱好者,有机会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又邀请了唐祈、唐湜,加上西南联大的四杰:穆旦、杜运燮、袁可嘉、女诗人郑敏,以及辛笛兄、辛之和女诗人陈敬容共九人,各自选出自己的诗作,由辛之具体操作,编辑成集。然而为诗集命名却煞费了一番周折;他们不敢以“花”自居,认为自己只是百花园中为花儿作陪衬的绿叶;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还有许多与他们诗风相同或相近的诗人,这本小小的诗集不可能把所有相同风格诗人的作品,全部包括进去,他们九位诗人只是这许多诗人的代表而已。辛笛兄想到他们九位诗人只是几片绿叶,用“九叶”命名似更恰当;而“九”字在中国历来都是代表最大之数,最高之数,有“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之说,如“九牛一毛”、“九转□肠”、“九五之尊”、“九重天”……等等;虽然《九叶集》只包括了九人,但却包容和代表着许多和他们一样的诗人存在。

至于“九叶派”曾为人质疑,当年没有听说过这个流派,事实上的确没有这个“派”名,当年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团体的形式或同名的中心刊物,只是有着共同的艺术倾向与追求。之所以被称为“九叶派”,是在《九叶集》出版之后,人们为提起时方便才叫出了“九叶派”,而这个“九叶派”后来更被收入吴欢章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中,正式被人们承认这个流派。这就是从《九叶集》到“九叶派”形成的前前后后;而《九叶集》的命名者,即辛笛兄也。

《九叶集》在1981年出版,在诗坛及广大读者中,特别是青年诗歌爱好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十分惊讶地知道还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诗作。当时在刊物上及大专院校的中文系中,引起了一股“九叶”热潮,《诗刊》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评论文章,但这股热潮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很快就接到了对《九叶集》的宣传“到此为止”的指示;一下子没人再提《九叶集》,原来准备发表的文章也停止刊发,一部分最热心的“诗友”也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态度,甚至有个别人提出“‘九叶’真有那么好吗?”的疑问。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2000年8月,我收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份邀请函,请函上明明白白地写着“2000年8月7日召开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大会”。我参加了大会,百余人的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给予了“九叶”诗派以极高评价,这个会的召开说明了社会对“九叶”的认可与肯定,也证明了历史永远是真实的,不可掩盖的;当时辛笛兄远在上海,没能参加这个大会,但他委托了代言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九叶集》终于被人们认识,并在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位置。

2001年底,我和我的家人,在上海美术馆开家族画展期间,我去拜访辛笛兄嫂,当时我因患卵巢癌开刀刚满一个月,肚子上还裹着绷带,身体很虚弱。在我看到辛笛兄嫂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辛笛兄因心脏病,安装了起搏器,坐在沙发里,当年十分健谈的辛笛兄,说话不多显得有些疲惫;而当年美丽小巧、活泼热情的文绮嫂因患严重骨质疏松病,极度消瘦,坐在轮椅上双眼望着我,却说不出一句话。这时的我,心情比身体更加虚弱,又想到1991年我与辛之同到上海拜访辛笛兄嫂的情景,如今辛之已先我们离开了六年之久,心中倍感凄苦;更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与辛笛兄嫂相见,竟成永诀……

2004年11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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