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提出“语言流”

谁先提出“语言流”？

桑　农

(页下注)编者注：此文来稿时作者说明谨以此文纪念王辛笛先生

在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一位评论家撰文谈到高对文学艺术理论的贡献时说：“他区别于乔伊斯与沃尔芙意识流的‘语言流’写法，乃是重新发现语言的一大创造。”所谓“语言流”，并非该评论家从高的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而是高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的他自己的一项发明。收入《没有主义》《文学的理由》的相关演讲与对话里，有具体的论述。其实，在高行健之前，已有人提出“语言流”的概念，并且其内涵也十分相近。这个人就是辛笛。

1980年，辛笛发表了一篇题名《春光永昼话之琳》（香港《开卷》1980年第6期）的文章。文中论及卞之琳诗的体裁和风格，将之分为四类，第四类即称为“语言流”体。他解释道：“这名词也是我杜撰的，取其类似《泥石流》（一部科技纪录影片名）、‘意识流’之意，也就是着重在一个‘流’字，不过指的是语言中的‘流’的节奏。”接下来是两大段补充说明。

从这些解释和说明可以看到，辛笛所谓“语言流”与高行健的“语言流”，有许多相通之处，至少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西方“意识流”为参照系，探索新的写作方法，是辛笛与高行健共同的目标。辛笛从卞之琳以及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等白话诗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具有“流”的意味的诗体，觉得与“意识流”写法相合拍，却又别具一格，便以“语言流”名之。高行健提出“语言流”，也是源于对“意识流”的超越。他认为藉词语唤起和追踪瞬息变化的感受过程，必须遵循该语言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的可能，否则语句便不堪卒读。能实现的无非是“语言流”，“意识流”只潜藏在“语言流”之中。

其二，关注语言表述的流程，自然是“语言流”的首要任务。辛笛认为“流”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语言自有一种节奏，正如音乐一般。所谓“语言流”写法，是指写作时，思绪和辞意随诗行的展开，时而隽永，时而飘逸，行云流水，一“流”到底。高行健也认为，任何语言都得在线性时间流程中实现，如同音乐，这是语言表述的极限，文学写作不能逾越这线性的流程。他甚至主张舍弃静态的描写、解说与分析，用绵延的语言实现的过程，来传达动态的心理感受。

其三，注重口语化，是“语言流”的主要特征。在辛笛看来，关键是符合日常白话的习惯，平易、亲切、自然、纯熟，而我国的“七言古风”中也有这样的传统，可以借鉴。高行健同样认为，现今人讲的口语新鲜活泼，是文学语言一个丰富的源泉。他注意吸收口语和方言中生动的用语，主张使用活生生的语言，即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说出来听得懂的活语言。并且，为避免套用西方语言的语法，他还希望有人能将古汉语和当今活生生的口语加以对比，归纳出一套符合汉语特性的现代汉语语法。

其四，辛笛所谓“语言流”，并不局限在诗上。他指出，“语言流”和莎士比亚戏剧中常用的独白或旁白一样地有味道，“如果它发展成多人的语言流，逐步增加戏剧化和集体性的写法，就可能成为无韵诗体的诗剧的道路”。尽管这些措辞的理念过于传统，但还是预示了高行健后来发展的方向。高行健戏剧的独白与对话使用“语言流”，自然不在话下；他的小说叙述，也使用了独白式的“语言流”。《给我老爷买渔竿》“通篇是内心独白”，《灵山》“不过是个长篇独白，只是人称不断变化而已”。这人称的不断变化，使作品具有多视角、多声部，正与“多人的语言流”相似。

毋须讳言，辛笛只是提出了问题，高行健有更深入的思考和创作的实践。所以，他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超过了辛笛。但从“语言流”概念形成的时间上看，辛在前，高在后，是不容置疑的。可惜的是，辛笛未能将自己“杜撰”的“语言流”发扬光大，将现代汉语写作提升到新的境界。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环境等外在的因素，是个人无法左右的。对于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作家，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遗憾的呢？！

2004年11月　　　　　

天津《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