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模糊性问题的提出

8.1　语言模糊性问题的提出

语言模糊性问题是近几十年来语义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提出了，至少可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哲学家关于“理想语言”的看法。很久以来，人们对语言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这是引起人类认识中许多错误的根源。例如，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培根在《新工具论》中，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都曾懊丧地指出语言是错误和幻想的来源。正是对自然语言中存在的模糊、歧义等现象的不满，引发了一些哲学家创制“理想语言”的想法。培根曾产生过集现有语言的精华创造一种理想的语言来交流知识的设想。笛卡儿曾提出要创造一种语言，使它同数学一样通行世界。英国的威尔金斯（J.Wilkins）主教，在《论通向一种真正的字符和一种哲学语言》一书中，提出了创立自成体系而又普遍适用的语言的原则，并具体设计了一套“真正的字符”方案。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也曾提出过一种“普遍文字”的初步设想。这些哲学家之所以提出创制理想语言（亦即普遍语言）的设想，主要目的就是想消除自然语言的种种混乱和模糊不清的弊病⁽¹⁾。这实际上也就提出了语言模糊性的问题。

最早比较具体地提出语言模糊性问题的，也是一批哲学家。

早在一九〇八年，安东·马尔蒂（Anton Marry）在《对普遍语法和语言哲学的基础研究》一书中写道，“我们所说的模糊性，就是指某些名称的应用范围不是严格地划出的这种现象”。他举出了下列一些例子：about hundred（大约一百），sweetish（有点甜的），greenish（带绿色的），big（大的），small（小的），quickly（快），slowly（慢）等等。⁽²⁾

一九二三年，罗素（B.Russell）在《论模糊性》一文中谈到“红色”这个词时指出，“很显然，由于颜色构成一个连续统，因此颜色有深有浅，对于这些深浅不同的颜色，我们就拿不准是否把它们称为红色。这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红色’这个词的意义，而是因为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他还指出，“事实上所有的词，毫无疑问，在某一区域内是有归属的，但是到了边缘范围，这些词的归属就成问题了”。由此，他认为“事实上，所有的符号都是模糊的”。⁽³⁾

布莱克（M.Black）一九三七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模糊》的文章。他指出，词的模糊性指的是词的运用的“有限范围和对这个范围的界限缺乏明确的规定”，模糊现象指的是某种边界状况，这时不可能将某个项目划属或不划属某个范围。他认为所有那些需要由人的感官加以辨认的东西，表示这些东西的词（如颜色词）都是模糊的。⁽⁴⁾他还指出，“模糊性，显然是模糊的符号所表示的那个系列的一个客观的性质”⁽⁵⁾。

一九六二年，波兰哲学家沙夫（A.Schaff）在其《语义学引论》（英文译本）中对马尔蒂、布莱克等人的观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后指出：“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scientific terms）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定的），模糊性（vagueness）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这个特性反映了整个分类的相对性质……属于客观现实的事物和现象比任何分类和表示这一分类的词所能表达的东西，要丰富得多，多样化得多。在客观现实中，词所表达的事物和现象的各种类别之间是有过渡状态的。这些过渡状态，这些‘边界现象’（boundary phenomena）可以解释我们叫做词的模糊性这一现象。”⁽⁶⁾

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语言哲学》中，阿尔斯顿（W.Alston）用第五章“意义的范围”的整个篇幅讨论词的模糊性问题。他指出，“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对于一个术语是否适用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回答”，那么，这个术语就被说成是模糊的。一个人的年龄是五岁或八十岁，他不是中年，如果是五十岁，他是中年，这都很明确。然而，如果一个人的年龄是三十九岁、四十一岁或者六十岁呢，就不大好说。因此，他认为，“在‘中年的’这一语词可被明确应用的那些实例的两边，都存在着我们并不清楚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定的区域”⁽⁷⁾。阿尔斯顿还指出，作为语词的一个语义特征的模糊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程度上的模糊性，它所涉及的是在某个方面缺乏一个明确的界限断点。例如，“中年的”年龄没有明确的界限，“城市”居住人口的数量缺乏明确的界限，“强烈地”这一副词的强烈程度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另一种是条件组合上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是由究竟什么样的条件组合才是应用一个词语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存在有多种相关条件的场合，经常出现这种模糊性。他举例说，“宗教”有不少特征：“对超自然物（种）的信仰”，“在圣物和世俗对象之间的区分”，“围绕圣物所进行的仪式行为”，“被信奉为由神所裁定的道德戒律”，“祈祷以及其他种种与神进行交流的形式”，“一种世界观，即一种关于世界整体以及个体在其中的地位的一般描述”，“由前述特征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社会组织”，等等。如果在某一对象那里所有标志宗教的那些特征都得到了例证，这一对象显然就是一种宗教。如果在某个对象那里，上述特征一个都没有、或者几乎一个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一对象显然就不是宗教。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之间还存在种种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新教和伊斯兰教中，仪式的重要性以及区分圣物和凡俗对象物的重要性都不甚强调。在一些原始社会，道德规范同宗教崇拜制度或神学没有任何联系，在那里也找不到任何对超自然的存在物的信仰的痕迹。又如，在某些一神教（unitarian）团体和人道主义者那里，围绕着某种理想可以看到一种宗教情调的倾向，比如社会平等以及建立其上的道德准则，但并没有任何表达这种热情的仪式。总之，由于上述特征有许多种组合的可能性，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要么不知道该作出什么判断，要么在一个判定与另一个判定之间游移不定，无法确知该不该称之为“宗教”。⁽⁸⁾

尽管以上一些哲学家早就提出了语言模糊性问题，但真正引起语言学家对模糊性问题的重视的，还是美国控制论理论家、模糊数学的创始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扎德（L.A.Zadeh）。他于一九六五年发表《模糊集》（“fuzzy sets”）一文，开始研究模糊数学。他的研究是从对语言符号的考察入手的。他在谈到模糊集的“模糊理论”时指出，“模糊集论的这个分支的起源是从所谓‘语言学’方法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⁹⁾扎德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出现的大部分词是模糊集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¹⁰⁾，因此应该用模糊集理论来研究。他指出，“可以把模糊集理论的提出，看成是为某种类型的不清晰性建立一套概念和方法的尝试。这种不清晰性发生在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构成的类的边界不能截然确定的时候。例如，‘秃子’、‘年轻妇女’、‘小汽车’、‘狭窄的街道’、‘短句’、‘笑话’等等都是。属于以及不属于这种类，或者如同大家称呼的所谓模糊集，它不是一种或是或非的命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介于0（不属于）与1（属于）的隶属度”⁽¹¹⁾。他还特别提到，在人文系统，模糊性概念起着特别显著的作用，因为在这个领域人类的判断、感觉和情绪起重要作用⁽¹²⁾。因而，具有极强的人文性的自然语言的词语的含义被他视为研究模糊性的最重要的对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对语言的模糊性问题，几位哲学家和控制论理论家扎德的看法，有两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模糊性主要指词语的适用范围不是严格地划定的，或者说词语所表示的区域的界限是不明确的；（2）模糊性大致上可以说是所有词语的特性。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他们都是从指称的角度来论述语言的模糊性的。他们所提到的“词的应用（适用）范围”、“词的归属”，就都是从词语与事物（现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来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和其他几个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布莱克、沙夫、阿尔斯顿、扎德都认为，词的模糊性与词所指称（表示）的各类事物或现象直接相关。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之间总存在着某些“过渡状态”、“边界现象”。在他们看来，词语的适用范围之所以不能严格划定，主要就是由词语指称的事物（现象）的边界的界限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但罗素的看法却不同。他尽管也提到，“事实上所有的词，毫无疑问，在某一区域内是有所归属的，但是到了边缘范围，这些词归属就成问题了”⁽¹³⁾。然而，他认为，“模糊性和精确性一样，都是属于表达方面的特征，它们只涉及表达手段与被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语言就是一例，离开认识上的或物理的表达手段，就不可能有模糊和精确这样的事情；事物就是其本身，而这就是其全部。没有任何事物比它本身多些或少些，或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它所具有的特性”（同上，第17页）。他指出，自从康德以来，哲学中一直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将认识与被认识的事物这两者混为一谈。一些哲学家看到认识具有模糊性，由此就推断，被认识的事物也是模糊的。正因为如此，在那些认识到词具有模糊性的人当中也有一种倾向：即由此推论，词所表达的事物也是模糊的。他认为，其实，“在认知这一事件中，模糊指的是认知与被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而不是事物本身的特点”。因此，他特别强调不该把词的特性错当成事物的特性。⁽¹⁴⁾由此可见，上述几位学者虽然都持指称论的观点，但对词语与其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认识并不相同，而这正反映了他们对语义模糊性的来源及实质的看法是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的。

上述学者的论述尽管带有明显的哲学色彩，但对语言学还是很有启发性的。由于扎德特别重视模糊理论的数学化、形式的研究，这很符合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需要，因此他对语言模糊性的论述及研究方法对语言学家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