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跑的一品大员

落跑的一品大员

不可否认，盛宣怀做了不少符合民望的实事。

首先是办学。这也与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有关。1895年，他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过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到了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该公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如果说，“盛宣怀之一生，总难以洗尽他惟利是图而长袖善舞之恶名”^[3]，创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则给他加分不少。

其次，他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银行。其时，外资银行正随着洋商的进入而纷纷进入中国，以适应西方不断扩展的掠夺性贸易的需要。洋商通过它们操纵中国的金融，从而把控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就在他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这个“自强大计折”，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之外，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比如说创办银行。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毋庸讳言，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给中国传统的以钱庄、票号为主打的金融事业带来了现代化的转型契机。日后，创办银行成了中国金融的一股新风气。正因为盛宣怀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中对宁波帮的拉拢和提携，给了宁波帮一个华丽转身的机会。此前，宁波帮在钱庄和航运中表现突出，然而正是得益于这次机会，使得他们日后在金融的争夺战中，将抱残守缺的山西票号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也成就了自己近代第一商帮的美誉。

最后，在盛宣怀被袁世凯弄得很狼狈之时，还响应清政府商部的“号召”，创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主持该所的权力再次被他下放给了宁波帮。宁波帮近代鼻祖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上海商务总会，是为中国第一商会。

如果说政府成立商部是对商业的政策支持，也是统治者为了挽回败局以及充实中央财政而对商人阶层进行的拉拢，那么，成立商会可以看成民间商人自我的觉醒。这也意味着，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可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求得一致对外。从此，商业势力得以聚集，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公共力量。

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转型中，盛宣怀自觉不自觉地作出了一些贡献，但他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权力，通过洋务运动飞黄腾达。只是这多年的洋务生涯，让他更“专注”于工商业。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多限于工商业。当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发展到清末新政，人们对运动的要求已经由经济发展上升到体制改革。因为“专注”于工商业，盛宣怀的政治影响力也急速消退。更要命的是，他面对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时，多是持以商业思维或者是商人思维。

同样，当时政治局势的诡秘莫测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的实业虽然被袁世凯蚕食，但袁世凯也很快就被“清算”，被再次打回老家“潜伏”。就在1911年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至为重要的一个年份，一月，盛宣怀又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所熟悉的铁路”。^[4]此时的铁路建设，正在商办的潮流中矛盾重重——当盛宣怀推行“官督商办”时，民间商人指责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可是当铁路交给商办之后，问题却比国有化更严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机的，加上各自为政，导致了铁路建设问题变得复杂，有的集了资却毫无进展，甚至到最后资金竟然不翼而飞——川汉铁路四川公司便因为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350万两白银。民意对此很是不满，这种不满在不安中发酵成左冲右突的怨气。显然，这已经成为了关乎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然而，盛宣怀依旧去用商业思维来思考应对。他力推“铁路国有”，一方面，让铁路回归到中央的“宏观调控”，希望使建设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他还身兼汉阳铁厂的总经理，他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保证铁厂生产的铁轨能顺利销售出去。只要铁路回归国有——实际上也就是回归他有，那么铁厂的销路问题就能够轻松解决。

这一政策给他带来了灾难。曾几何时，他也反对铁路国有化，力陈商办的诸多好处，想必他也懂得逆潮流而动的后果。而如今，他似乎顾不上太多了。

商办后一直找不到发泄方式的民怨，这次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商办公司的大佬们将这些民怨转嫁到了政策上，更直接转移到了盛宣怀身上。

一场让大清帝国走上颠覆之路的“保路运动”就此开始。当湖北的新军被调入四川进行镇压之际，辛亥革命终于在武力相对空虚的武昌打响了第一枪。

仅仅在邮传部部长的位置上待了几个月，盛宣怀就成了落跑的一品大员。大清国资政院义正词严之余准备对他痛下杀手，而革命党也有可能杀他祭旗。他只有匆匆逃亡。10月27日，他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次逃跑行为，一时间引发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迅速成为全球热点。不过，美国驻华使馆还不保险，他需要逃得再远一些。之后，他坐着德国货轮，前往日本神户。彼时，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更不知道，有一艘从日本返回中国的轮船，在辽阔的大海上和他擦肩而过。其时的孙中山，就在这艘轮船之上。盛宣怀抵达日本的当晚，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外一则消息则是：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的财产。相比较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则消息可谓毫不起眼，但对盛宣怀来说，无疑是一枚轰天雷，在其头顶炸响。

不过，逃亡日本的他，却没有被民国政府遗忘。因财政困难，孙中山曾多次致函盛宣怀，“化敌为友”，向他借款，甚至通过赴日代表向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他复信说，自己已“债台高筑，有欠无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窘迫。当然，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他对革命的排斥。相比较孙中山，袁世凯也许更合他心意。尽管在铁路、电报和轮船的争夺上，两人有着巨大的纠葛，但在根本利益上，他相信两人是近乎一致的。于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将他重新推向了袁世凯。这种选择同样浸透着屈辱，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似乎为他换来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在袁世凯以逼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得南方革命党的妥协，坐上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之后，他的家产，也在1912年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

他随后回国，在上海安顿下来。淮海中路1517号，便成了他了却残生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