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语言

移民的语言

我老说母亲讲的英语是“破英语”，其实她…

——高品清

表达意思非常清楚，而且自然我是写作的，因此，我对语言当然有深厚的感情。我常费尽心思觅求各种写作方式，盼能以语文引发一种感性、一个视觉形象、一个复杂意念，或仅是描述一件简单的事实。语文是我这一行的工具。我从小到大所吸收运用的各式各样英语，我都使上了。

一天，我正在向一大群人演讲，谈我的写作、生活，以及我的小说《喜福会》。演讲很顺利，直到我记起这次有件事很不一样，这下子整个演讲就全不对劲了。那就是我母亲也在场，也许还是她第一次听我演讲呢。

当时我正说若一些文坛人物爱说的话，诸如：“记忆与想像的交叉点”，“我的小说有个部分与某某—某某有关”。讲辞中全是经过琢磨、文邹邹的词句，配上我在学校里学来的标准英语繁复句构，也就是我在家里不会跟母亲讲的那种英语。

一天我和母亲上街，说到新旧家具的售价。我听到自己说的是“Not waste money that way”，而不是“Don’t waste money that way”（不要那样浪费钱了）。这是另外一种英语；陪着我成长的“家常”英语。

你要知道，从我母亲所说的英语可看不出她的真正识见。她阅读经济杂志《帽柏斯》，收看《华尔街一周大势》电视节目，每天和她的股票经纪人谈话，吸收各种各样我一窍不通的知识。

可是我有些朋友说只能听懂我母亲说话的一半。有的说可以听懂八九成。还有的说根本听不懂，倒像她说的纯粹是中国话。但在我听来，我母亲说的英语清楚明白，再自然不过。

在我听来，母亲的语言生动活泼，直截了当，充满真知灼见与想像力。正是这种语言帮助了我学习如何看待世事，如何表达，以及领悟人生。我曾说母亲的英语是“破英语”或“拆骨英语”。现在我说这话却自觉心虚。

我常感到无奈的是：除了“破”英语之外，我想不出其他说法来形容，但形容为“破”却像是说她所用的语言有残缺，不完整，不美，需要润补，也让人对说话者的理解有了局限。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我成长过程中，我认为母亲的英语程度正反映了她心中意念的素质。换句话说，由于她表达得不完整，我便以为她的思想不完整。

而且我有很多佐证：百货公司、银行或餐馆里的人都没认真看待她，没给她合理的服务，往往假装听不懂，甚或装作没听到她的话。

母亲早就知道自己英语能力有限，很希望我们不要像她那样。我成长的那些年里，《读者文摘》是父母订阅的惟一杂志，因为其中有“字汇专栏”。这专栏使《读者文摘》从消遣性质提升为教育性质杂志。字汇专栏成了通行证，使我们家的人得以有较好机会，我们这些孩子得以受人赏识，出人头地。

母亲设计了很多巧招来帮助她自己待人处世。譬如，我十五岁的时候，她常让我假装她给人打电话。她逼我冒充她去向别人打听消息，甚至对冒犯过她的人责难或叫骂。

有一次是打电话给她在纽约的股票经纪人。那时她已出售所持的少量股票，也刚巧我们下星期会到纽约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加州远游。我被迫在电话上用我的少女嗓音说：“我是谭太太。”

母亲就站在我身旁，大声在我耳边说：“他为什么不给我寄支票来？已经晚了两星期。他骗我，我生气。赔了我的钱。”

我于是用正确的英语说：“是的，我很关心这件事。两个星期前你答应寄支票给我，但是现在还未收到。”

接着，她声音更大了：“他想怎样？我去纽约，在他老板面前问‘你欺骗我？’”我极力安抚她，要她安静下来，同时我告诉股票经纪人：“我不再接受任何托辞，要是不马上收到支票，下星期我会到纽约，找你们经理面谈。”果然，第二个星期我们到了这位经纪人面前，我红着脸静坐在一旁，我母亲谭太太的正身——用她那纯粹的破英语对经纪人的经理咆哮。

我想，母亲的英语对我选择职业也有影响。家庭中所用的语言——尤其在根性比较褊狭的外来移民家庭中——对小孩的语言能力有很大影响。我们家的孩子在学业上都力求进步，但我认为上述影响也反映在我的“学能测验”、“智商测验”、“学科性向测验”等的成绩上。

与数学比起来，我的英语能力虽不至于不及格，但也算不上是我的强项。念小学时，我的英语成绩是中等，评分是乙或乙上。这样的成绩，难免让人家认为数学及科学才是我的拿手科目。

这不难理解；数学是很明确的，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英语测验的试题，至少对我来说，是要凭判断或见解、个人经验来解答的。

最近，我思考过母亲的英语、我以前的学能测验等等问题，因为有人问我这个写作的人，何以在美国文坛没有更多的亚裔作家。这使我想起其他亚裔学生，他们在家庭中说英语也许同样给说成是“破英语”或“表达能力有限”。也许教师曾劝导他们向数学及科学方面发展，不要走写作的路。我自己就遇过这样的事。

幸而我本性叛逆，又乐于接受挑战，要推翻别人对我的错误判断。我进大学的第一年就主修英语，后来我工作机构的老板说我的各项能力中以写作最差，劝我在管帐方面发挥。他说这话之后才一个星期，我就开始以自由投稿人身分写非小说性质的文章了。

我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开始写小说。最初写的是自认为精致隽永的句子，藉以证明我已精通英语。这儿是从我一篇小说——后来选进了《喜福会》书中——初稿挑出来的一个实例：“那是我的心灵在它的初期状况中的困境。”这句子糟透了，我几乎读不出口，于是放弃。

我后来打定主意：下笔之前先拟设一位读者；我选了我母亲，因为那些故事是关于所有母亲的。心中有了这位拟设的读者之后，我开始用从小到大所习惯的那种英语写小说——我对母亲说话时所用的英语，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就称之为“简易英语”吧；母亲所讲的英语，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就称之为“破英语”吧。还有我翻译她所说的华语，不妨形容为“掺水英语”；再加上假设她能说标准英语的话她会如何把她的华语译成英语。我要捕捉用语言能力测验永远测不出来的成分：她的意向、感情、想像力、说话的节奏、思想的本质。

小说写好之后，且不管书评家如何评论，如果母亲看完了的评语是：“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嘛！”我就知道大致上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