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春秋》序言

《名校春秋》序言

庚寅正月十一日，马联芳兄来电，说要来报社看我。对于联芳兄，我是不能拒绝的。我说刚搬好办公室，乱哄哄的，如不嫌弃，你就来吧。认识马联芳兄已20多年了，他为人热情，办事认真，勤奋自律，执着有为，写了不少好书。这次搬场整理书架时，恰好看到他已出版的著作多部，如《教坛星座》《雪域流韵》《潘多传》《离巅峰有多远》等散文集和人物传记，让人肃然起敬。吾辈也属爬格子之人，青灯黄卷，其间的艰辛得失自能体会。

来到报社，联芳兄打开那沉甸甸的黑皮包，取出厚厚一叠《名校春秋》的书稿清样，嘱我写序。我早听说他有此创作计划，并承诺为此书写序的，想不到这么快就完稿了，实在是不易啊。翻看这本清样稿，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文脉在他的娓娓叙述中流淌而出，古老的书院和近代的学校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书院和学校对上海经济发展、海派文化的形成产生的巨大影响跃然纸上。

联芳兄撰写的介绍名校的文章，我早在《上海滩》等杂志上陆续拜读过，其文章史料翔实，语言生动活泼，既有当事人的叙述，也有同时代人的回忆，真切感人，使我获得了不少知识，了解了这些先贤办学的艰难历程和对国家社会的担当意识。一大批时代巨人伫立在我的眼前：孙中山、于右任、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叶澄衷、杨斯盛、袁希涛等，他们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历史应该记住他们。旧时的学堂、教会学校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新型现代中学，这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抛头颅，洒热血，奉献青春和力量，可歌可泣。

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让聪明的人更聪明，让普通人变聪明，让愚钝者获得启蒙。教育的实质很简单，也很清晰，它就是一种人性、人格、人品的教育，确立学生的尊严和个性，开发学生的潜能、天赋和才华，通过知识和能力的教育给学生应有的自信和智慧，使之知书达理，从而立身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成为有用之人，如同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指出的那样：“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在世界教育史上，有众多的名校，那是时代的产儿，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成效显著、人才培养众多而产生了广泛的教育影响和社会影响。如我国的北大附中、天津南开等，英国的伊顿公学等，这样的名校的校长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学校的传统影响大于校长的影响。另一类名校往往由某一位教育思想家对学校教育实践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产生了重要的教育影响和社会影响。如杜威任教过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等，这些学校的教育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揭示了教育实践所能够达到的新的可能、高度和境界。这类学校的发展与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学校创始人休戚相关，没有校长就没有这样的实践。

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成为时尚之都，与法国巴黎保持同步，故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美誉。在对外开放和外来人口涌入的过程中，在海纳百川、多元并存中，上海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则成为上海文化的核心内容。海派文化在教育领域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开风气之先，各类新型现代学堂，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对外来文化接受的过程中，海派文化教育兼收并蓄，中西融合，构成了教育的多元化、先锋性，为上海地区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和人才。上海在对于域外文化和外地文化的借鉴接受中，融会贯通，构建成海派教育文化的博采众长、求新求变的特征。现代的海派文化教育与京派文化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是有所不同的，海派文化教育真正做到了雅俗融合，关注民生、关注世俗，构成了特有的人文色彩、市民气息，在继承传统中更具有关注个体的宽容进取的特征。

就是在这样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上海出现了一批名校名师。真可谓人杰地灵，藏龙卧虎。诸如，五四运动爆发后，邵力子在复旦中学校园里，敲响了上海五四运动第一声钟声，这口古老铜钟依旧保留在校园里。“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在上海创办立达学校。解放后延安中学和吴淞中学的首任校长是王亚南和王一知，王亚南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英勇善战，被周恩来称赞为“小钢炮”，后来发动、参加了湖南秋收起义；王一知是张太雷的夫人，勇敢地投身于广州起义。而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两个奇人”之一的董健吾，曾是青浦中学校长，他负责宋庆龄与延安的联系，护送斯诺等国际友人到延安，护送毛泽东两个儿子到苏联。抗日战争中，校园故事更多，薛正、王佩贞维护学校权益，铁骨铮铮；启秀中学教师茅丽瑛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血洒上海滩；育才中学教师桂涛声创作的著名抗战歌曲《太行山上》，响彻中华大地；崇明中学校友徐焕升驾战机轰炸日本，创造人间奇迹；乔石、吴学谦等组织地下党和爱国人士积极抗日，前仆后继。解放战争中，地下党构筑了学界民主堡垒的储能中学、华东模范中学，成为“校园解放区”……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集中反映了学校的人文精神，也构成了这些名校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顶尖的名校确实出人才，成为精英的摇篮，让人羡慕不已。一所名校的历史既是一本上海发展的社会史，也是一本上海文化科学发展史。去年，我应邀去大同中学为葛剑雄教授主持演讲会，走进校园，整洁、美丽、清静，学子彬彬有礼。校园内的院士墙上，悬挂着一长排照片，让人望而生畏，感佩不已，这就是一所近百年的名校，这么多的文化科技精英曾在此就读、接受教育。如经济学家于光远、水电水利专家钱正英、物理学家严济慈、“隧道之父”刘建航、化学家查全性、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徐光宪等39位“两院”院士，这所名校的文化历史积淀，足以让后世学人感到自豪和荣耀。如今，该校校长盛雅萍女士团结并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把学校管理得有条不紊，给我留下较好的印象。她原先是上海市青年教师语文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在我的记忆中，她工作努力，是一位优秀语文教师，平时喜欢读书，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次在“迎世博中外学生论坛”上，盛校长用流畅的英语演讲，光彩照人，颇受好评。

我曾在宝山区从事教育工作15年，对吴淞中学这所建校80多年知名的学府比较熟悉，我在那里搞过教研活动。这次重读介绍文章，倍感亲切，我对这所名校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学校创始人袁希涛先生艰苦创办吴淞中学，倾家荡产辅助马相伯筹建复旦公学，累计负债6000余两白银，全部由他逐年偿还，弄得家境艰难。有一则趣闻很能说明问题：一天，一个骗子到袁家对袁希涛夫人说：“今天有人请老爷证婚，叫我回家拿一套好点的衣服给他换上。”其夫人听后笑道：“他哪里还有衣服，不就那么一套，今天已经穿了出去了。”这种节衣缩食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精神，让后人无不为之动容。

我们所知的上海办学历史最早的要算敬业中学了，该校创办于乾隆十三年（1748），我去过这所名校，但对该校这么久远的历史，读了此书方才得知。这所名校实在了不起，开了风气之先。当然，不排除在这以前也是有学堂的，由于各种原因，天灾人祸，没有传承下来。但文脉依旧代代相传，礼义廉耻，读书种田，这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本质所在。我的家乡诸暨就是倡导“耕读传家”的，如今商海茫茫，物欲横流，但家乡人仍以读书人为荣，这种骨子里的价值观，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敬业中学有理由值得夸耀。

龙门书院创办于1865年，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时期，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大帝国，飘摇欲坠。先贤丁日昌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开设理科内容，可谓远见卓识。如今，成为名校的上海中学，依旧雄姿英发。我走进校园，仰望“龙门楼”“先棉堂”，崇敬之感顿生。“鲤鱼跳龙门”，这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是读书人的梦想，太有趣了。如今上海中学成为上海教育的领头羊，走在全国教育界的前列。

《名校春秋》介绍了近50所学校，可见上海教育的风貌矣。历史上名校的产生，有各自的理由，在我看来最重要一点是需要时间积淀，要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人文关怀，需要一大批名师，然后才能培养出一代优秀才俊。名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在都市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名校也应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改革创新，进一步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任重而道远。

名校之所以是名校，在于它还能引领人们重温和回归教育的本义，这就是名校的价值和意义。人们越是被世俗迷惑和遮蔽，越是需要名校理想、精神的记忆和激励，越是需要确立清晰而冷冽的朴素真理，以洞穿教育的平庸、媚俗、功利等厚重屏障。我想这也是这部《名校春秋》的意义所在，马联芳兄的所从事的创作是有价值的。

2010年3月2日无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