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鬼之战”掀起的时候

一九六三年初，中央有禁演鬼戏的五点指示下达，鬼戏即遭禁演而成为敏感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打鬼”之战，即所谓批判鬼戏的运动，则在报刊相继发表批判文章之后。当时重点被批的鬼戏，是孟超根据传统剧目新编的昆曲《李慧娘》。被批的人，除了孟超，还有写《有鬼无害论》赞扬《李慧娘》的繁星。孟超是三十年代老作家，繁星即廖沫沙，也是三十年代老作家，被批之时为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此前与吴晗、邓拓在《北京日报》合写专栏杂文，即“文革”兴起后所谓之“三家村”。翌年，一九六四年，即继之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四部电影。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之周纳罗织，此已见其端。再翌年，一九六五年，《海瑞罢官》之大批判兴起了，由是而启“文化大革命”之端。

批判鬼戏非《文汇报》始作俑，《文艺报》第四期已有《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论点针对繁星，然未点名。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文汇报》以两天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署名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文章题名抄袭繁星，在有鬼无害四字加上引号，构思颇巧。文章来势非凡，且点了孟超和繁星的名，形势便大为紧张。多年来，报纸总是跟着形势走的，人们从报纸测气候已成积习，且往往测而无误。《文汇报》以如此巨大篇幅发表文章，且直接对两位名人点名批判，读者已经在揣摩来头。作者梁壁辉，谁也没有见过这个名字，正因从未见过，更增其人必为大人物之化名的揣测。多年来所谓各种批判，并不是以理服人而受人重视，恰是以来头测气候，从气候观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已经传来了要批鬼戏之说，北京《文艺报》已有文章点了几篇被称为宣扬鬼戏的文章，各地也已在查当地报刊有无宣扬鬼戏之作。上海后来召开的市委思想工作会议也把批判鬼戏和宣传鬼戏文章列入内容，但都没有梁壁辉这篇洋洋大文那么震动人。

写至此，要提到我所身历的一事。一九六二年，我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谈鬼戏》的短文，主旨说明，写鬼实是写人，旧社会那些小人物生时受迫害而死，死了也在战斗，要当成人去写，其人方能活。蒙《文艺报》提及此文，说是我文中有语“这些鬼在战斗着，成为可爱的了”是岂有此理。我写此文用的是笔名（其实四十年代起即常用此名，人不知耳），上海宣传部门见《文艺报》文章而调查，作者为何人。钦本立其时在华东局研究室工作，向我通风报信。我知此棍必挨。果然，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先是石西民，后是柯庆施，都在大会报告连带批了我，但很轻微，也未点我名。柯庆施只是说：“党报提倡鬼戏，可耻可耻。”然后哈哈一笑。我在小组会上违心检查一通也就过关。我亲身所历的此事，也还没有梁壁辉文章后来发表给我的震动大。

梁壁辉显然是一化名，取“两笔一挥”谐音之意。他实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他奉柯庆施之命而写此文。至于柯庆施，究竟是奉命组织此文，还是根据形势而自出此令，我就不知道了。然察事起的渊源，从鼓吹开放鬼戏到发动批判，乃是有计划的预谋，是明显可辨的。这且留到后面去说。俞铭璜把文章交给《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有何交代，我并不知。陈虞老把文章给我，只说了作者何人。我看了一遍，交给编辑发表。编辑自然是一字不易，全文照发。甚至文章开头将繁星误写为寒星，也未作改动，只是在刮号内加按语说应为繁星。望之俨然的编辑先生，其可悲也甚矣。

俞铭璜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国学根底厚，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精通文艺理论，为人平易近人。我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虽为官，尚不脱文人本色，喜写文章，且文必有所见，不落俗套。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一年他忽然写一稿来，是杂文，然绝无时下杂文的陈套陈调，谈古论今，广征博引，文笔流畅，议论风生，化名于十一。尤见其风度者，以他的地位，不是把文章交给总编辑而下发，乃以邮投寄编辑部。我读之喜甚，即交《笔会》发表。同时写一信给他，请继续赐稿。他也源源稿来，计一时《笔会》发了于十一约近十篇文章。尤忆其中一篇论江郎才尽，颇有新解。读者是高明的，对这些文章反映极佳，颇有人打听作者为谁，以为必是大家化名。这篇《“有鬼无害”论》，和上举于十一之文绝然相反，对鬼戏一棍子打死，全然不讲道理，看来也引经据典，也论列古典戏曲，然或牵强附会，或歪曲原说，文章全无说服力。以此文对照他的杂文，简直令人不信出于一人之手。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强调宽松，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文汇报》也办得虎虎然有生气，于十一的文章也写得文采焕发，虎虎然有生气。一九六三年政治气候大变，俞铭璜奉命而写打鬼打人、藉鬼打人之文，乃成此局。我想，俞铭璜的内心，当是痛苦的。这叫做屁股指挥脑袋，坐在宣传部副部长位置上使然耳。

更为可悲的是，《“有鬼无害”论》一出，反应是一片赞成拥护。《文汇报》继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自是同一论调，北京和各地发表了一些文章，亦同一论调。而原之赞成鬼戏或主张对鬼戏应作分别不同的处理者，或噤若寒蝉，或一改素见，说是原来思想错误现在明白了云云。现查《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数期，载当时《文汇报》记者在京沪两地访问文艺界人士的反映，就是此种状况。连孟超和廖沫沙亦然。孟超说是“基本上同意文章（按指《“有鬼无害”论》）的论点”，“我得感谢他（按指俞）”。廖沫沙说：“《“有鬼无害”论》文章是正确的。我写的文章是错误的，值得批判。”大压之中，重棍之下，人作违心语，可悲的不是他们。孟超作了些婉转的解释，已是难能可贵了。

毕竟还有例外。据《文汇情况》所载，仍有不怕死之徒。田汉说：“我只看见好大的题目（按俞文字体大），全文还没看。说鬼戏，要适可而止，说死了，难于自拔。”又说：“鬼戏难谈，提到鬼，涉及神、妖等等问题，缠不清。电影界举办百花奖，《三打白骨精》是个受奖影片。所以有人说，现在是‘薄鬼厚妖’。”这已经是表明了不同的看法。周贻白则说：“鬼戏问题不能深谈。有些戏，你要一棍子把它打死，是打不死的。文章作者大概是看过中央有关鬼戏问题的指示的，知道在当前情况下，人家不会回嘴的；有鬼无鬼的争论，当然无鬼论是对的。”周贻白之言，可谓说到了底。在上海，明确对记者表示不同意对《李慧娘》批判的是赵景深，他认为这种批判“想也没有想到”。他认为“禁演一切鬼戏是暂时的，到将来大家都不迷信了，还是可以演的”。《李慧娘》剧本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责任编辑陆萼庭对俞文提出了两点不同意之处。

当时谁也没有说出也是不敢说的，是指挥打鬼的人，正是倡鬼的人。这本是一出戏。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戏曲舞台上一片寂寞，各个剧种的许多传统剧目都不演了，鬼戏自然绝迹。“大跃进”造成了大困难，文艺领域还是一味“鼓劲”，戏曲舞台节目平凡单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有一种说法：物质上困难，精神上要放松一些，亦即在意识形态、文艺生活上要少一点控制。当时表现在戏曲上，乃有挖掘传统剧目的号召。此事一起，影响极大，各剧种纷纷挖箱底，拿出了看家之作。这种号召影响最大的，是一九六一年的紫光阁会议。很多著名戏曲演员及文艺界人士奉召参加会议。会议的首要人物，乃是康生。他在会上大讲开放剧目，讲挖传统，提出了一批多年不演的坏戏，并且指名道姓，问这个演员敢演某个戏吗？问那个演员敢演某某戏吗？当场指令孟超，写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事情很清楚，孟超《李慧娘》是受康生鼓励而写，戏曲舞台上鬼戏复出，正是所谓响应号召。今天回头来看，《李慧娘》完全无错，挖掘传统剧目扩大演出，也是对的。问题是何以康生等人出尔反尔，反过来大批他们自己所提倡的举动、所宣扬的事。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当初提出这项政策的用心了。鬼戏有好有坏，应作分析，这是一个常识。俞铭璜不加分别，一概打死，只能说是他的违心之论。

再举同时在《文汇报》版面上所发生的另一件事。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姚文元，忽然在《文汇报》写文章大批德彪西。文章一出，引起音乐界愤怒，贺绿汀化名山谷写文章驳斥，沙叶新也写了一篇文章刺姚。上海音乐界很多人士对《文汇报》记者发表谈话，斥姚之无理无知。《文汇情况》刊载了这些谈话。石西民是明智的，他告诉陈虞孙，要姚文元不要再胡说了，报纸上也不要发表关于德彪西音乐的文章了。石西民说，这是保护姚文元。这句话出之于当时市委宣传部长之口，亦可理解。他至少了解姚文元又在胡打人。《文汇报》听了石西民的话，本拟到此为止，不再发表有关讨论德彪西音乐文章了。事隔数日，柯庆施看了《文汇情况》后，把陈虞孙找去，大发雷霆，说是音乐界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在胡说，要发文章讨论，予以痛剿。《文汇报》不得不奉命行事，于是而有德彪西大讨论，大张挞伐之举。柯庆施所做，确是引蛇出洞之法。《文汇报》执行之，也是屁股指挥脑袋，甚可悯也。

此一事件可称为灭洋，与批鬼戏同时并举，一手打鬼，一手灭洋，其实都在打人。打的人也非仅具体的孟超、廖沫沙、贺绿汀，连带所及，就是一大片，一大串。打鬼、灭洋，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难怪“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是那样重视在《文汇报》版面上所表现的这一打鬼与灭洋事件。江青称赞上海“搞了死人和洋人，帮了我们的忙”。帮忙，也许说得隐晦一些，其实，正是原有策划，南呼北应。

鬼戏事件，本末如斯。“文革”结束以后，一九七九年，《文汇报》以为俞铭璜当时一文影响甚大，鬼戏问题也应予以澄清，有一个看法，约我写一篇文章。我便写了《有鬼皆害辩》一文，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的《文汇报》，文长将及一整版。文章全从理论上说，但不限于驳俞文的论点，因为俞铭璜这位搞理论的人，写那篇文章亦意不在谈理论。现在写此文，就只从事件本身讲，以补一九七九年文之未及。至于要从这篇文章窥知幕后，则非我之力所及。正所谓不贤者识其小也。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原载《上海滩》一九九三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