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尔本两大学

墨尔本共有四个大学，行程仓促，只访问了其中之二，即蒙纳席大学和墨尔本大学。

十二月十三日，访问了蒙纳席大学。这个大学创办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历史甚短，特点是以理工科出名。全校现有学生一万余人，也是很大的了。校园不甚大，多高楼，可以看得出是近年新建的。上下多用楼梯式电梯，黎令勤先生戏说：这好像是在商场。

历史系主任Merl Ricklefs教授设午餐相待。出席者有Ian Mabbett博士、Michael Godley博士、Gwendda Milston夫人、John Fyfield先生、Reece Flora先生和黎令勤博士。我们从饭前喝酒闲谈，一直到饭后漫步校园，花了三个多钟头。谈话内容多少能交流一些两国学术研究的情况。

Ricklefs教授是英国人，他的专业是研究东南亚史。虽然不研究中国史，但表示很感兴趣。席间，他间或说几个中国字。他说是从他儿子那里学来的。我表示惊奇，以为他的儿子曾到过中国或者从事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工作。他说都不是，年轻人好胜，学了中国话。Mabbett博士予以证明，说是他也从他儿子那里学中文。Mabbett博士是研究佛教史的，但并不研究中国的佛教史。可是听他谈吐，对于佛教之输入中国及其演变，颇有所知。他知道我写过论韩愈反佛的文章，和我谈起了韩愈。黎先生曾对我介绍，Mabbett是个谦虚的人。他一再表示他的中国话说得不好。可是，他讲的中国话都能成完整的句子。他说希望今后学好中文，能够研究中国的佛教史。Godley博士研究华侨史，能说中国话。他送我几篇他的论文，多是关于辫子的研究，尚未及读。这种题目，也许只是西方研究者才感兴趣。Fyfield先生在教育学院教书，是中澳友好和学术交流的热心人士，曾经六次到中国，现在还担任墨尔本澳中友协的工作。Flora先生说话很少，也许因为他是研究音乐的，我们的谈话没有涉及这个方面。

Milston夫人是个极有趣味的人。她是研究中国史的，懂中文，而不会说中国话。她已经退休了，但精力旺盛，仍每天到学校来做研究工作。她和我谈蔡元培，谈韩愈，表现了她广泛的兴趣。之后，她还一定要陪我去看一位研究中国恐龙的学者。她目前在研究天津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除了墨尔本和天津是两国的姐妹城市这个客观现实外，有没有她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我没有问她。我告诉她，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在从事多卷本天津史的编写工作。她立即表示最大的兴趣，要求我向天津的朋友介绍她，出书时能送给她，她准备翻译。然后，她写了一个简历给我。这位老太太确实精力充沛。

会晤了文学院长John D．Legge教授，他是澳洲老一辈的亚洲研究者，现在没有很多的时间做研究了。谈话之间，他对此表示了不舍之情。

这一天，我以上海人叫作戆大照相机的自动相机在这个学校和这个聚会上照了几张相。一向不识照相之道，用这种戆大相机，意思是傻瓜都可以照，不须任何技术。我确已屡试不爽。可是，这卷胶片，却在不经意之间曝了光，可惜未能留下一点痕迹，到底还是戆大操瓢。以至于黎太太不无挖苦地说：“唐先生，你还是不要照相了吧。”

翌日，墨尔本大学亚洲系宴请。这天上午，热情的黎太太杨莲妮送我到了这个学系的金承艺先生家里。黎太太在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教中文，去年曾到南京师范学院教英文，热情好客，对我多予照料。

金承艺先生是清室贵胄，姓爱新觉罗，治清史。他曾在澳洲国立大学任教，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熟人，见面就有了话题，但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胡适，还承他送了我一本胡适晚年自费印刷出版的罗尔纲旧作《师门承教记》。我见他室内悬有溥心畬送他的画和胡适为他写的字，得知他是胡适晚年弟子，两人关系甚深。我问他是不是研究胡适，他说：“不，一研究就会动感情。”这和我平素看法相同：文学家不能无情，历史家则不能有情。带着感情去研究，便不能得其真。顾亭林说：“一自为尊亲贤讳，便无信史。”我想就是由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动了感情的缘故。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不能全当信史，这也是一种原因。金先生不去研究他的恩师胡适，是可取的。

墨尔本大学创办于一八五三年，只比悉尼大学晚办三年，为全澳有名的大学。据说，澳洲政界人物多出于此。至今，以法科、政治、医科为最强。全校有学生一万五千人。去看了他们的图书馆中文部，藏书约七、八万册，多新版书，研究汉学，自然还得去国立图书馆和国立大学图书馆调书。

亚洲系主任Harry Simon教授说得一口好中国话，细听之下，竟有我的乡音，异之。原来他是在我的家乡成都学的中文，一九四八年到四九年，他住在成都著名的华西坝一年，从四川大学教师学，他还学了元曲呢。他自己说，他还差一点做了四川人的女婿。天下毕竟是小的。在堪培拉，澳中理事会宴请其时到澳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时，我遇见了一位生长于四川三台县的英国女士，接谈之下，原来她还曾在我读书的大学教过英文，她年轻时的样子，我仿佛能忆。连她在内，当晚同席的两桌人中，竟有四个是四十年前同在一个学校的人。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了。

除了金承艺先生，西蒙教授的宴会陪客尚有Kane博士和La Trobe大学的David先生。Kane研究中国语言文学，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话讲得流利之至；David亦能说简单的华语。客人还有来访的北京民族研究所的王钧教授。这样，汉语占据了整个席面。也许因此便少了一些拘束，谈话的范围也较广阔。我问他们对于前文提及的说客事件的看法，他们也就回答得很直率。Kane认为Combe是活该，Simon说是他绝不同情这位说客。这又是一种议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