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昌大学年

我在南昌大学50年

张从恒

我是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原江西大学政教系任教的，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上上下下，东奔西走，很多事情使我终生难忘。下面的一些小故事、小插曲或许是现在青年一代想象不到的，但都是我们在南昌大学的亲身经历。

一种三养(种菜，养鸡、鸭、鹅)

1960年，正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江西开展了“一种三养”工作。当年9月，我到哲学系后，因为没有课，系里便派我去养鸭子，住在学校风雨操场的大棚下，每天出去放鸭，大学老师成了“养鸭青年”。记得有一天晚上，住在大棚养鸭的一位物理系青年教师，到学校附近的稻田里抓到几条黄鳝，就用脸盆煮着吃，几个人吃得津津有味，有说有笑。

另外，师生们还在校园内外的空地上大种蔬菜，收获后交给学校食堂。记得哲学系一位老师和他爱人晚饭后出去散步，经过学生菜地时，扯了几根胡萝卜，后被学生发现，说他“偷菜”，被迫在该班教室向全班同学作检查，并被调离了哲学系。

到农村参加“双抢”

江西是生产双季稻的省份，每年7月下旬和8月上旬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按照上级的布置，每年这段时间，学校都要组织师生到农村参加“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每次去十多天。我和政教系师生曾经到过恒湖农场和南昌县小兰公社参加“双抢”。因恒湖农场是血吸虫病疫区，我们每次下田前都要在脚上和手上擦些防钉螺咬的油。回校后，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血吸虫病防治所检查身体，有个别人还真得了血吸虫病。

参加建校劳动

江西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上世纪60年代初，学校还在大兴土木，搞基本建设。按照当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师生们每年都要轮流参加一个月的校内外劳动。他们在学校基建工地搬砖运瓦，干得不亦乐乎。我曾被系里派去学校建在青山湖边的砖瓦窑参加烧砖瓦的劳动。我也曾和师生们到学校办的永修县江益公社的江益农场参加农业劳动。

60年代初的江西大学(现青山湖校区北区)周围都是农田，交通很不方便。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李云扬亲自带领师生挖土筑路，修起了一条从校门口直通北京东路的大道(现江大南路的前身)，方便了师生们的出入。

经济困难时期的大学生活

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在北京学习时，每月粮食定量是36斤，到江西大学任教后，每月只有26斤粮食，加上副食品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定量供应的3两猪肉、3两食油，因而营养严重不足，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我也是其中之一。对得浮肿病的人有特殊照顾，就是可以在食堂每天买一小碗黄豆汤。

另外，南昌的夏天特别热，经常在38℃左右，教室、办公室都没有电扇，更不用说空调了，只能摇着扇子工作，真是挥汗如雨。冬天的南昌又特别冷，气温经常在0℃左右，水塘里都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为此，学校从农村买来很多稻草，供师生们垫在床上度过冬天，真是睡稻草，暖又香。

远赴瑞金办分校

1964年起，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学办分校的热潮。江西大学在1965年春节后即由政教系和中文系师生远赴瑞金沙洲坝办起了江西大学瑞金分校，学校旁边是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礼堂和“红井”。分校还办了农场，师生们轮流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分校刚建立时，由原江西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黄金贵任副校长，原系主任张希仁任党委书记，后来又调从东北回来的长征老干部徐国栋任分校校长。

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分校的师生们又陆续返回南昌。

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以后，江西大学的师生遵照上级指示，陆续分批到农村参加社教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批去的人数最多，是到临川县，时间约半年。我是1966年春节后和63级的学生一起到于都县参加社教的，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在生产队开会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每天轮流在农民家中吃饭，饭后交钱和粮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参加社教的师生接到学校通知，于6月份告别农村，提前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到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以后，为响应毛泽东“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几百万中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当年，江西大学被撤，绝大部分教职工下放到九江地区的永修、德安、武宁等县农村插队落户，按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组成“五七大军”，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间长达三四年，到1972年江西大学复校后，教职工才陆续返回南昌。

我是下放到永修县白槎公社三溪桥大队马路生产队的，除了参加农副业劳动，还要上山砍柴，自己做饭吃。和我同时下放到三溪桥大队的还有生物系的吴文谱、刘世平、黄淑云等老师。期间，我和刘世平曾被调到大队办的中小学上课，我给学生上过《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英语》《体育》等课程。1970年，修建柘林水库，九江各县组成几万人的民工队伍修建水库大坝，我调到永修县民工指挥部当施工员，日夜战斗在大坝上。和我同样当施工员的有政教系的黎健老师，物理系的熊民桃则当了民兵连长。

1971年，九江地区在德安县的马迴岭组建九江教育学校，我又被调到该校上历史课。江西大学下放到九江各县的老师有很多人也被调到该校任教，我记得其中有物理系的钟哲夫，中文系的卢启元，化学系的蔡珪，数学系的张尚志、董太亨，马列教研室的葛庆钧等人。当年和我一起下放和一处工作的黎、钟、卢三人已经作古，而张、董两人早已调往广东、浙江，真是人事沧桑。

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校教学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记得1977年以后的江西高考阅卷工作不是集中在南昌，而是分散在各地区进行的，省教育厅委托各高等学校派人下去作巡回检查。江西大学负责到抚州和赣州地区作巡查工作，哲学系派我和数学系的裘伯明、物理系的万利仁、中文系的刘国清、外语系的闵宇瑞前去巡查，经过十多天的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1980年，江西大学在原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历史系，并开始招生。原政教系的党史教研组合并到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这样，我也到了历史系，开始正常的教学工作。到1993年退休前，我先后担任过《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带领学生到井冈山、韶山、南京等地实习，还参加过省内外的多次学术会议，并先后在《江西大学学报》《南昌大学学报》《党史文苑》《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等书刊中发表论文和人物传记20多篇，近20万字。

(张从恒，原江西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