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黎澍

今天是黎澍死去的第十四日，也就是习俗所称的“二七”的末一天。遗体业已火化，但等明年春暖花开，送往京郊安葬。痛定思痛，回旋于脑际者，无一非四十五年来与黎澍交往之所关。

黎澍遗言，一不举行追悼会，二不向遗体告别，三不进八宝山。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如称超脱也可以说是真超脱了。但是，我闻此言，却觉其精神上的沉痛感极深，有如鲁迅所嘱“死了赶快埋掉拉倒”之意。

然而，黎澍的朋友们忘不了黎澍，学术界忘不了黎澍，人民群众忘不了黎澍。公道自在人心，一代学人，为探索真理而敢想敢说敢写的斗士，人们永远怀念着他。

痛定，我将在这篇文章里记下一些往事。所记者无非我所经所见的黎澍之为人处世治学及其性情好恶，其目的在提供人们去了解黎澍。事或涉琐屑，要足能见其性格耳。我想，会有人去研究黎澍，但愿此处所记对研究者有些用处。

我有两本毛边的土纸书，一为《列宁选集》第三卷，一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问题》，系解放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出版，版权页已脱落。这两本书是黎澍送我的。但无从证明书是黎澍所有。后书无签名，前书签名似为李建，字迹绝不似黎澍手迹，至少可以证明这书是他人所赠。这两本书我保存在身边已有四十四年之久。数十年生活迁徙，此两书独存，亦异事也。

一九四四年约在秋冬之交，黎澍将有川北之行。那时他除了担任《华西晚报》主笔，还兼主编《华西日报》副刊，后来《华西日报》的后台老板四川军人潘文华受蒋介石的压力，迫使报纸转向，黎澍和一批朋友才脱离了这家报纸。这时我还没有到《华西晚报》工作。黎澍来一信，谓将远行，《华西日报》副刊由陈白尘接编，要我继续写稿。白尘亦来一信，和黎澍信所写同意。

黎澍启程之前日，我到他办公室兼住处去看他（即成都进步文化界所称的著名的“五世同堂”，这是一条马路的名称），当晚即留宿他房间。其时他和漫画家丁聪同室，一张写字台，两个用长凳和木板搭起来的床，别无长物。他取出上述这两本书，说是送我看的。

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他自然没有告诉我此行何为，甚而起初我并不明白他将去何处，我还以为他是去延安呢。及至他问我在那里有什么熟人，我说有几个于一九三八年去延安的同学，他才说：“我不是去那里。我要去阆中的军队里。”阆中为川陕交界之地，时潘文华之子潘清洲率部驻扎该地，不消说，黎澍是奉命去潘部做工作。自然没有问他去做什么，他也绝口未作续谈。解放之前以至解放初期，黎澍对于他所做的事（自然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从不在朋友们面前谈，只是去做，朋友们也从不问他。比如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在九月底某日突然说，要离开《华西晚报》去重庆了。过两天，大家为他饯行，从他开始，举座都喝得大醉，双方仍绝口不谈不问此去何为。数年相处，朋友对他的身份都只是意会地了解，朋友间亦绝不以此类事为话题。及至他于十一月由重庆到上海之后，方给我们数人来一信，亦未说在上海做什么，其通信地址则写由《大公报》王坪转。后来筹备《新华日报》受阻，接办《文萃》，方来信向大家约稿。黎澍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地下工作者。

第二天清晨，黎澍启程去阆中，我们几个人送他到报社大门口。只丁聪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跟在黎澍坐的黄包车后面，送他到城外的长途汽车站。丁聪说：“一个人去那么个地方，怪冷清的。”

黎澍川北之行，大约只有三四个月时间。回成都后，对我们同样没有谈过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只是说：要躺在鸦片烟床上谈话，难过得很。后来知道，他在潘清洲部队里挂了个少校参议的名义。成都解放之后，有人从潘部一个地下党员那里得知，黎澍当时是奉党指派去潘清洲部队做青年军官的工作。这位地下党员称赞黎澍工作做得很好，对这个部队以后的起义起了作用。

对于四川地方军人刘文辉，黎澍做的工作，可能比对潘文华部还更多。有个称为为民社的组织，由刘文辉出钱，邀集一些文化人，有时聚会、吃饭、谈时事，黎澍是主要人员。其时黎澍只有三十来岁，他做起这类事来，老练周到。至一九四六年秋，刘文辉驻上海代表范朴斋（民盟四川省委负责人）一次设宴招待新闻文化界人士，我在此和黎澍不期而遇。宴会中，宾主双方讲话，都说的是在民主运动中应加强和刘文辉联系。记得邓初民讲话尤多，主要介绍刘文辉要求进步的事迹。黎澍很少讲话，但可以看出，他和范朴斋非只泛泛之交。这当然是由于他对刘文辉部队做工作和兼做民盟工作所致。《华西晚报》的同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加入了民盟（《华西晚报》后来挂名为民盟机关报），介绍人之一就是黎澍。

从成都到上海到香港，大家都过的是穷日子，而尤以在成都为最。《华西晚报》之穷，在中国报业史上找不出第二家。工资实行平均主义办法，上下一律。大约是一月薪给三斗米，一千元。其时文学界在争取千字斗米，那就是说，三斗米等于三千字的稿费。当时的一千元，有人以为如同现在的十几二十元，也有人以为大约只够开支一个月的茶钱。三顿饭则按当时惯例，由报社供给。住地和办公起初在五世同堂街那所破败的深宅大院。此地曾为四川省立成都中学校址，老房子随便加以改装成为教室，大家就住在窗户既没有玻璃也没有糊纸的教室里。我和黎澍共住一间，中间用苇席隔去三分之二，我住前间，他住后间，窗户洞开，了无遮拦。后来又被屋主赶了出来，搬进一家赌场，占用两间房子住居和办公。赌场昼夜喝五呼六，吵声震天。大家居于斯，工作于斯，而毫无怨言，怡如也。这诚然是共同的理想，引导着大家去战斗所致，黎澍则在其中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

黎澍为人，从不知疲倦，不言忧愁（并非不知忧愁），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充分的乐观精神和高昂的战斗意志。生活苦极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且似乎企图引导大家不为困苦所压倒。早年的黎澍，并不多言，也不多与人争辩，很少有像他以后那样喜欢高谈阔论，而往往是一句两句话，使你领会了他的意思，并与之共通。犹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成都鞭炮齐鸣，人们涌上街头欢呼，我适外出回到报社，他出以轻松地问我：“如此愁眉苦脸，莫非为了抗战胜利？”一句话已使我明白其意，确实是为惨胜以后的局面有所忧。他接着说：“要做的事多着呢！”一言金石，茅塞顿开。前些年，我曾对他戏说：“《世说新语》评王戎为简要，君得之矣。”他笑而不答。

每当我们几个比他年轻的人有所苦闷烦恼，或者穷得腰无半文时，他从不对我们作大道理的演讲，总是习惯性地两手直放，双肩微耸，头略右摆，问道：“怎么啦？”未待答复，双手一伸，说：“走，出去喝酒。”他并不比大家有钱，只是一时还兼《华西日报》之职，所得稍丰。

小饭馆一坐，三杯下肚，大家情绪好转了。黎澍早年以善饮出名，每饮必白酒。我能喝一点酒，是他带出来的。黎澍喝了酒，话就多了，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玩笑语则谑而不虐。他的话不会使你哈哈大笑，常寓机智于幽默之中。喝了酒，他和我往往不吃饭。他还有一番道理呢，说是“酒乃米谷之精英，还要再吃什么粮食！”

在成都，时作此小乐味者，除了黎澍和我，有陈子涛、唐海和黄是云。当时物价便宜，穷有穷的吃法。到了大家都不名一文的时候，还可向小饭馆赊账。除了唐海，其余诸人都能喝，而子涛尤喜作豪饮。到了上海，收入略丰，此类聚会多于在成都之时。谁得了稿费，更不免主动请客，子涛美其称曰洁樽候教。香港的物质生活，较成都为优，但是喝不起酒，偶喝数次，最能饮者是夏康农，时子涛已殉难了。黎澍与夏康农，从上海开始，相交甚得。夏公博闻强识，才气纵横，而文笔尤美。在黎澍的交谈影响下，夏公为《文萃》写了论胡适之、评张君劢及《论喝倒彩》诸文，传诵一时。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每南来，老友公宴，常至酩酊。我北去，他总备有好酒款待。一次在他家（时居大羊毛胡同）饮四十年陈绍大醉，在他家睡至翌日中午方醒。

“文革”之后，去其家，他尚喝酒，只是量已大减。后以口病戒酒戒烟又戒茶，我每谓其大惊小怪。此时他尚执酒为斟，自己也勉喝少许。后来完全不喝了，家中待客之酒仍不缺，且仍是老习惯，总是手执酒瓶，为我倾倒，还是一副喝酒的样儿。听黎澍纵谈古今，真可谓如饮醇醪。君去矣，此情不可复再，我欲以酒酹天地。

黎澍的第一本历史著作，写于一九四八年在香港之时。那时解放战争形势进展很快，我们自然都很兴奋，颇有以天下为己任，就要去干一番事业的气概。但是，言谈之间，也感到记者的空虚，以至常说应该研究一门学问。一次，黎澍曾开玩笑地说：“去研究社会学吧，现在动手还来得及。”又一次，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已经够懒了，你比我还要懒。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倒是震动了一下，然疏懒如故。他则不同，真是已经在研究历史了。不过朋友们都不知道，也许那时和他同住在坚道一屋的唐海有所知。我则直到看见了他的书之后，方才恍然他发议论说要研究学问的时候，书已经写成了。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初，他手持他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到了我家。还是那么要言不烦，似乎只有“送给你”三个字。我接过一看，才知端的。出版者是香港生活书店。此时出版，书当写成于一九四八年，则研究此一问题，至晚应在一九四七年来香港之后。我估计在上海那样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是没有时间进行研究的。从这本著作开始，奠定了黎澍研究历史的基础。后来到了北京，他重写旧作，书名亦易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是书甫出，誉隆一时，被称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典范之作，至今仍被一些大学历史系列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书目。

解放以前，黎澍是办报好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把一张报纸或刊物办得极为出色。全国解放至一九五五年专业从史之前，他对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亦为人所共知。新华社所发黎澍讣告，称他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信然。但是，如果要他自己选择的话，他是宁愿从事于理论和史学研究的。前面所举在香港时的闲谈，已见端倪。后来他曾似乎是开玩笑地对我不止一次地分析过新闻记者的归宿。他以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只以为靠一支笔无事不可为，最后会归于空虚。他以为记者还应该另有专业（他并没称之为第二专业），那就是或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历史，否则，只能是一个新闻事业管理者。他在这里，并没有不尊重记者或新闻事业管理者的意思，只是说明一种现象。再有，时移势异，以黎澍昔日办报之才，也未必能办好今天的报纸。多少办报好手，今日不都在叹办报之难吗？所以，黎澍后来坚执研究理论与史学，我想，于己为恰当，于中国的理论建设和史学研究，其所贡献，功在永恒。因此，当年邓拓要他去《人民日报》帮忙，听说还为他准备了办公室，他并没有卷进去，我想，应予庆幸。

我们在香港的日子，实处于过渡状态，随时准备北上京沪等地。我自己并没有预想到形势会发展得如是之快，说不定哪一天拿起包袱就走。黎澍则是有心人，早已不断在为党的新事业做准备工作。对旁人我不知道，就我而言，可以举一件事。

一次，他要我开一张名单给他，列举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可以在新中国报纸工作的人名。这一次，他交代比较详细。他北上北平之后，复来一信，要我告名单中人，到上海之后，去找一个人，由他安排我们的工作。信中未写其人之名，只说是国新社老同事，唐海认识的。我把信给唐海看后，自然明白这是指范长江。及一九四九年六月初，我们一些人到上海后，我与刘克林、魏绍文、方蒙先偕访夏衍。夏公明确说：留在《大公报》不要动。我们也就没有去看长江了。而在我所列名单中的谭文瑞，则是一九五〇年到北京之后去找黎澍，由黎澍介绍与长江，进了《人民日报》。从此，文瑞在《人民日报》工作至今已达三十八年。今年五月，文瑞尚与我言及此缘。

黎澍随时想到他是一个党员，无时不在做党的工作。我和同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刘克林、谭文瑞，一段时间对当时的《大公报》状况有些看法，我对黎澍谈了。只在两三天后，黎澍即约我并邀克林、文瑞于某日下午至九龙某咖啡馆，说是有人来和你们谈，他未说来者为谁。我们如约而去，见与黎澍同来者为夏衍。他们初是听我们讲，后来夏公讲了许多。其内容已不能忆，只记得要我们在报社内一切多与李纯青接触，听纯公安排。

黎澍对我们这些年轻朋友，有所安排吩咐，是比较随便的。就我所见，他对党外学术界知名人士的工作，则做得周到细致。比如对夏康农先生，就是如此。他和夏康农先生从在上海开始就接触很多。他请夏康农先生写文章，不是像对我们一样，一个电话，一张纸条就了结，总是登门相求，或是在咖啡馆闲谈而有所触动再行敦请。夏康农先生到香港待船北上，住在九龙，黎澍常长途跋涉登门看望，有时还拉着我去。他与夏康农先生恳谈，既没有有的党员那种颐指气使之状，亦无自惭形秽之态，而是彼此尊重，平等讨论。其时夏康农先生寄居某云南人家中，生活困难。黎澍要我设法请《大公报》送点钱给夏先生，作为预支稿费。我办了，居然蒙允，送了一百元港币去。那时的一百元港币与今日之价值相去不知有多少，我们的工资，差不多每月只有一百多元。夏先生写了一文，发表于《大公报》，如按稿论酬，其值只约百元之五分之一。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不久，黎澍到我家，又是事先没有招呼，突如其来说：“我快要走了。”言罢，拿出一大卷毛线，请我妻给他结衣裤，限时限刻要织成。我妻向不精此道，又不喜为此琐琐，几十年来，只为我结了半件毛衣，放置多年之后，拆掉了。对于黎澍这件事，她倒是认真地做了。尽管技术低劣，毕竟可以暖身。送黎澍北上，除了织成衣裤，我把一条毛毯和一床厚被给了他。今天回首前尘，物不在自已多年，人复去了！

“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除了他时作南行，我偶或北去，杯酒对谈，得尽一畅以外，通信很少。及至“文革”一起，“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点名对他横加诬蔑和攻击，其处境之困难可知。从此，很少知道他的消息。及至一九六九年，他的单位来人向我外调。来者并不那么凶神恶煞，甚而颇露温和，对我说：“我们承认黎澍为党做了些工作。”对于我的回答及所写材料，只是轻淡地说了一句：“怎么都是好的？”我答：“事实如此。”他们也未追逼。这种外调，在当时我所遇情况中，可谓甚少。他们也向唐海外调了，唐海所得印象与我相同。于是我和唐海都不再多为黎澍担心。

黎澍之于我的消息，则呈相反状况。事后得知，我的一个朋友北上，黎澍问及我的状况，朋友答称无恙。黎澍接着说：“就是没有来向我外调他，我以为他自杀了。”一九七八年，与黎澍相晤于上海，言及此事，黎澍笑语道：“算来算去，该向我外调的人都来了，就是没有你，所以以为凶多吉少。”我说：“倒是想过死的，但一念之间，忽然冒出了个念头：‘只是不堪儿女心’，念从此绝。”他突然笑容全收，正色说：“为什么要死？白便宜了那帮人。”

一九七七年，我写了第一篇历史论文《试论章太炎》寄给他。他很快回信说：“我以为写得很好。”接着，提了不多几条具体意见，供修改时考虑。文中原有一节，题为“谢本师”。写章太炎之谢俞曲园，周作人之谢章太炎，沈启无之谢周作人，然未举沈名。他写着：“此为何人，可得而告乎？”他并将题目中之“试”字删去，乃成《论章太炎》。他的具体意见我几乎都接受，并作了修改补充，但“谢本师”一节，我不但未遵他意，反而将全节删去。当时的心理极为可笑，忽然间感觉，如此一写，会否授人以“历史循环论”之口实。这不止是“余悸”，而是神经极度衰弱所致。以此对照黎澍的大无畏精神，真不可同日而语。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对黎澍说，盖自惭形秽也。

“四人帮”覆灭，黎澍勇猛战斗，锐利无前，简直像他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的样儿。《历史研究》一时成为战斗性最强、科学性最高、学术性最深的刊物。黎澍指挥着《历史研究》，带动着历史学界，冲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为探讨真理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两个“凡是”推倒之前，他为冲破这不能批那不能写的禁区，亲身多次闯公堂。他兴致勃勃地要搞“文革”史。作为学者，他亦未免太天真，全不料此关难破。那时候，他的主意多得很，一九七八年忽来信要我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多卷本《上海史》，一九七九年列入全国史学规划。我的这项任务去年完成了，明年将要出书，可是倡议者的黎澍不得而见此书。他自己的写作欲以此时为最旺，在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的成就，亦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逝世前之作为最高。在学术界，他带头揭穿“四人帮”“评法批儒”的骗局，他首先揭露“四人帮”假共产主义之名，行封建专制主义之实，他又最早提出封建主义残余在中国影响之深，而对“文革”这场旷古丑剧之起于社会主义中国，他作了最深刻的阐发。

其所以如此，在于他博闻强识，思想深邃，而又勤于思索，为探讨真理一往无前。黎澍将其从“四人帮”崩溃至一九八四年八月前之作，定名为《再思集》结集出版。“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对于他本人也是一个转折。他说：“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事实上本书辑录的文章已经显示出这种必要，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再思集·作者说明》）。

黎澍之所以为黎澍，其精神正在于此。他为真理的探索而不断前进。而一经探索有所得，他是那么勇敢地无所畏惧地写了出来，敢于向权威宣战，向多年相沿成习的“天经地义”佛头著粪，无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祖传妙药，丸散膏丹，全不在话下。读其“文革”以后至逝世以前所写一系列文章，其大智大慧与大勇，皆可立见。

黎澍为文，一向深思熟虑，有些问题，他对我谈过多次。而每经成文，必寄打印稿赐阅。这里我引用他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信中的一段：“《求是》谈话，插进了一篇文章的开头一段，旨在试探反响。现在可以判断，无人反对。甚至可以说，反应还算好，因为无可反对。下面文章就难说了。我想说文学史和艺术史都不是阶级斗争史，可能会遭到许多人反对。以为如何？”这里所说的文学史和艺术史都不是阶级斗争史，早在前几年他就和我书信往返讨论过了。如今思之成熟，正命笔为文，而天戕斯文，广陵散从此绝矣！他信里所说的“可能会遭到许多人反对”，我明白这其实并不全是他的顾虑，他所顾虑的，当是“权威”的一言九鼎的臧否。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已经遭受过了。他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突发心肌大面积梗塞，未始和他当时的遭际没有关系。前两年，他一段时间久无来信，外间又风言风语，牵扯到他。我写信问他究竟如何，他的回信尽管心怀坦荡，出语轻松，我也明白他内心的深沉痛苦。这痛苦并非只为他一人的遭际。而且，事实上，他的一篇文章，听说在北京就不能刊出，而投之于上海。上海亦压了颇久，他来信对我曾说：“要他们退回来也就算了。”简单一句话，说明其心情之复杂两难。

还举一件事。年初我邀请他于七月间到上海参加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讨论会，我写信去的时候，以至五月间在京和他晤面的时候，他身体尚好，亟愿南来，只为对他身体有所照顾，他提出偕夫人徐滨同行。后来他突然想起，业已离休，差旅费无从报销，而要我们会议全部负担，他也知道于会议有困难，乃决计不来。他在信中不无愤慨地说：“当时要我离休，即有限制我活动的意思。”我阅此句，真不知感慨何似。

尽管遭际种种不平，黎澍的一颗探索真理的心，未曾稍息。他仍然不停地在思索问题，在写文章。去年在京，他突然对我谈及洋务运动，说是洋务（也就是原来所称的夷务）顾名思义，自然是指外交，何以后来所谓洋务，都是指的内务。他初以为是范文澜始作此说，一查不是。他要我为之查考。这个问题，我想不只是我，恐怕史学界许多人都没有人想过，他想到了。大家都知道，他领导了一个班子，在写一部书，而手下诸人各有事务，写书的事进展缓慢，他以此为忧。就在此时对我说，他决定自己亲自动手，一篇一篇地去写，写成之后，编书就好办了。我当时深劝他，身体如此，切不可蛮干。他不以为意，要我回到上海找人为他查盛宣怀档案资料。事实上，他自己真的一篇一篇地在写了。李锐《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文中所指四易其稿的《同光新政：封建中国的变革的开始——洋务，还是新政？》，当即其中之一。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如黎澍者，真可谓是这样的思想家了。为了探求真理，他在十年以来，还不断向自己的过去战斗。读者从《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看出他如是明白宣告，在他十年以来的论文中，鲜明地看到他修改旧说之处。这种精神，于探求真理者该是极为可贵的。

黎澍给我的最后一信，写于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时我在广州，及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回来才看到。信极简单，开头说：“久未接来信，非常非常挂念。千万保重，毕竟年纪大了。”他每劝我保重身体，但他自己就是为写作而不惜身体。我二十七日复一信，简说广州之会；十二月四日又去一信，痛告陈旭麓之死，请他担任治丧委员，并请他为旭麓家属发一唁电。此两信到京时，他已昏迷不醒。徐滨看到四日一信，嘱其女一青来信，要我作思想准备，以免过哀。其信写于八日，他们也没有想到，黎澍第二天就长辞人间了。呜呼苍天，何不仁哉！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