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他用有形的“枪杆子”比喻抽象的革命武装，是运用形象思维艺术的经典写照。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缺乏领导斗争经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大革命中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至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工农革命运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掌握革命武装有了深刻认识，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道理，所以，他提出了“上山”、“下湖”，组织农民武装，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专题报告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

他侃侃而谈，纵论军事和历史教训，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至理名言。毛泽东指出：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5]

这里，毛泽东没有使用“革命道路”、“革命斗争形式”等概念，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组织革命军队，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等重大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形象地表述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用具体有形的“枪杆子”代替抽象的革命武装，不仅形象易懂，而且简洁明了，生动深刻。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由候补中央委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不久，毛泽东开始了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挥师挺进井冈山，开辟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认并开始走上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结论的一部分。他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等方面，着重说明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他感慨地指出：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他强调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还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深刻地指出：

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16]

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7]

正因为毛泽东坚持掌握枪杆子的原则立场，保存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到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才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才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军队开展自卫战争，最后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看得出，毛泽东把有形的“枪杆子”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国家政权建设、世界革命乃至最后消灭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部分，又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主张的重要支撑点之一。这一思想贯穿在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

综观中国革命的数十年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不都是得益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纵观人们写文章的实践，到底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截然不同的做法。有的人习惯于把简单易懂的问题，绞尽脑汁地变换各种方式来表达，似乎这样可以显示其学识不凡，其结果，既有卖弄邀宠之嫌，又让人难于理解；有的人却靠自己的智慧，把原本复杂深奥的问题，想方设法表达得简单形象，深入浅出，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毛泽东显然属于后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的作用，他擅长把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问题，以及一般人不易领会的概念与道理，借助想象、联想、比喻等形象思维方式来表达，使之形象可感，通俗易懂，启迪人们的心扉，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人们受到强烈的感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他的观点，理解他所讲的道理。所以毛泽东的文章很少让人费解，他所讲的道理往往让人民群众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毛泽东大量运用形象思维方式，调动想象功能来触发灵感。这对毛泽东的文章写作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为毛泽东的文章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读者在形象可感的语言氛围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文章是运用形象思维艺术的典范。

[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194—1195页。

[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195页。

[3] 同上。

[4]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806—809页。

[5] 同上，807页。

[6]《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99页。

[7] 同上，102页。

[8] 同上，106页。

[9]《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125页。

[10] 同上，1126页。

[11] 同上，1126—1127页。

[1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128—1129页。

[13] 同上，1129页。

[14]《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127页。

[15]《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册，24页。

[16]《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547页。

[17] 同上，第四卷，1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