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新政权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新政权建立之初，都会受到旧政权拥护者的反抗和抵制。新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地暗藏的匪特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利用会道门造谣惑众，组织反动武装，妄图搞武装暴动；有的破坏工矿生产和交通运输，有的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有的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河北虽然属于老解放区，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已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仍时有发生。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从1950年6月到1952年底，河北省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

旗开得胜，粉碎“皇兵道”反革命武装暴乱

对于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省委、省政府的态度和方针是十分明确的。1950年6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决议，要求对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给予严厉的镇压，坚决肃清。根据省委决议，各级人民政府抽调公安干警和武装干部组成33个武装工作队，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工作。粉碎“皇兵道”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典型案件。

皇兵道是一个历史性的反动组织，它的前身是老君会。马家庄一带为武安县的边缘地带，位于武安、磁县、峰峰矿区三地交界处。这些地方的村庄处在一道山沟里，相距较近，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贫困，文化落后，又缺医少药，所以群众封建迷信思想较重，是反动会道门和国民党特务经常活动的地方。从1950年3月开始，武安北窑村的申录云四处秘密活动，迷惑群众，发展道徒，扩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造谣煽动：“参加皇兵道，组织起来等命令，保证将来过幸福生活，谁要不参加皇兵道，要杀他个鸡犬不留。”由于这一带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所以受骗的群众越来越多。7月初的一天，申录云主持召开各村道首秘密会议，决定9月1日进行暴乱，要求各村准备好黄旗、刀枪、胸符、袖章；以两声炮响为信号，以“黄布二尺三寸长”为暗号。此外还明确，暴乱开始后先抢夺各村民兵的枪支，割断电话线，杀害共产党干部，抢夺和村纱厂、峰峰煤矿，袭击区公所，抢粮库，然后再攻打武安县城。8月29日晚，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群结队往山上乱跑。马家庄民兵温小拴发现后，得知是皇兵道要暴乱，便立即向村、区干部进行了汇报。当时已是深夜两点钟左右，区干部马上向上级汇报，中共武安县委、县政府立即进行研究，认为事态严重，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出其不意，先发制人，连夜将马家庄、宋家井、北窑村的道首和骨干分子共14人捕获，皇兵道总头目申录云也在其中。9月1日凌晨两声炮响，山根村部分道首率领众多道徒高举黄色大旗，手持大刀、红缨枪、土枪、短枪，佩戴着袖章、胸符，高喊口号，杀气腾腾，一路向马家庄进发。道徒们到马家庄村后，首先对群众进行反动宣传，到处搜查民兵武器，共抢走手榴弹27枚，刀矛19把，抓捕村干部家属6人，之后撤到附近一个山头。

为迅速镇压这些反动道徒，武安的县、区干部协同驻军、公安部队50余人全副武装，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分三路包围了道徒占领的山头。首先对道徒们开展政治攻势，然后对准扛黄旗的道徒和骨干分子猛烈射击，当场击毙道徒3人，打伤9人。道徒们感到末日来临，不战自退，借天黑之机四处逃散。皇兵道反革命暴乱被彻底粉碎。

为肃清皇兵道造成的恶劣影响，维护社会秩序，河北省人民法院于1950年10月判处申录云等8名主犯死刑，判处7名骨干分子3至10年有期徒刑。

掌握先机，擒获“华北反共同盟军”

“华北反共同盟军”的覆灭，也是当时破获的一起重大案件。

国民党“华北反共同盟军”，是由阎锡山部下潜伏在绥远省（1954年废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军官训练队中的一些反动军官和特务组成的反共反人民的匪特组织。它成立于1949年10月，总部设在绥远省西部的五原县百川堡村，开始叫“华北人民自救救国同盟会”，领导人是阎锡山部高级军官齐敬德。1950年7月，孙鹏飞、马子谦等，奉蒋介石、阎锡山之命，又将该特务组织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反共同盟军政委员会”“华北反共同盟军”，前者为特务组织，后者为军事组织。同年8月，齐敬德、孙鹏飞正式委任侯奇勋为“华北反共同盟军”第一军军长，路通远为副军长，程秋生为参谋长，并发给20万元经费，令其潜入河北发展组织，建立反革命武装。1950年9月，侯、路二人秘密潜入石家庄市，妄图以石家庄市为基地，向华北各地发展组织，并建立反革命武装，颠覆华北各地的人民政权。侯、路在石家庄站住脚后，又写信叫来程秋生。同年11月，孙鹏飞以华北总负责人、河北省主席的身份，也潜入石家庄，主持实施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这年9月，正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在仁川登陆之时，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加紧进行反革命宣传，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国军就要打回来了”，极力进行反革命煽动。侯奇勋、路通远等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四处活动，寻找旧关系，联络会道门，向四周各市县发展组织，梦想建立武装，举行反革命暴乱，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然而，就在他们的黄粱美梦刚刚做起之时，已被石家庄市公安局的情侦人员发觉。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非常重视，马上召集侦察员们开会，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立案侦查。从1950年9月28日发现线索，进行侦查，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公安机关就掌握了“华北反共同盟军”的大量罪证，认定该匪特组织系反革命组织。此案涉及河北、山西、河南和北京市。在河北省内又涉及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4个市，2个镇，17个县。石家庄市委和省公安厅对破获此案非常重视。针对此案组织庞大、涉及面广的特点，省公安厅决定：几个地区联合作战，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开展侦查，适时破案。指挥部设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由局长封云甫、副局长张季良直接指挥。石家庄市公安局共动员干部46人，上至局长、下至队员都参加了战斗，还调用公安武装35人，分为5个组，各组严密分工，各负其责。外地也做好了各项准备。1950年12月23日凌晨，有关各地同时行动，一举捕获了“华北反共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侯奇勋、副军长路通远、参谋长程秋生等骨干分子47人。又经过10天秘密守候，最终将孙鹏飞捕获。

1951年1月15日，经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审理，报河北省人民法院核准，于2月3日判处孙鹏飞等20名特务骨干死刑。2月11日，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将孙鹏飞、侯奇勋、路通远、程秋生等14名反革命分子，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宽严并重，取缔非法会道门

取缔会道门是镇反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会道门是“会门”和“道门”的合称。会门最初是以兵器种类命名的，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经过长期发展，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道门诵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新中国成立后将其统称为“会道门”。会道门是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其日常活动表现为封建迷信和练功习武相混杂。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会道门大都被国民党特务利用，成为当时企图与人民政府对抗的反动组织。当时，河北境内的会道门有一贯道、九宫道、八卦道、先天道、大佛教等，都有对抗人民政府的行动。为此，省委、省政府多次发出指示，取缔会道门的非法活动，逮捕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首恶分子，并依法惩办；勒令一般道首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交出道中组织关系、供具、道产等；对一般受骗群众和道徒，只要退出组织，停止活动，一律不再追究，积极协助政府取缔会道门，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取缔反动会道门是巩固革命成果、保护生产、严厉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截至1951年2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捕押反动道首4455名，集训登记道首5691名，退道道徒达数万人。为配合取缔会道门的斗争，各地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一般道首，分化瓦解敌人。有的采取现身说法的方式揭露反动道首欺骗群众的把戏，特别是通过展览其骗人的道具、污秽图画及反革命阴谋活动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觉悟，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有的群众说：“取缔会道门比下场透雨还痛快。”

大造声势，赢得人民群众拥护

承德丰宁县举行惩办反革命分子控诉大会示威游行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惩处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各地市县采取召开干部会、座谈会、人代会、各界人士协商会、控诉会、公审大会，以及利用广播、报刊、布告、黑板报、戏曲、电影、连环画、幻灯，举办反革命罪证展览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使党的镇反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广泛深入的宣传，提高了群众参加镇反的积极性，全省参加检举的群众达26万余人，帮助政府破案901起，检举出反革命分子25766名。

随着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全省各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纷纷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4月12日，石家庄市举办了破获“反共同盟军”“铁路联合办事处”两个特务案件为主的石家庄市镇反工作展览。4月17日，石家庄市政府召开3.6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对日伪特务、伪警察署长杜葆田，“晋德铁路联合接收委员会”反革命集团首犯李书祥等27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全市人民拍手称快。4月21日，保定市召开2万余人参加的公审控诉大会，并进行实况广播。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大会依法宣判14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邢台、唐山、邯郸、衡水、沧县、定县、通县等地也都大张旗鼓地公审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群众说：“多年的仇今天报了，这才算是人民政府。”各地群众纷纷以放鞭炮、敲锣鼓、吃面条等方式庆祝镇压反革命，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

保定市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

不徇私情，省主席杨秀峰大义灭亲

杨秀峰

镇反运动中，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大义灭亲的事迹，对镇反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杨秀峰的胞弟杨碧桐的独生子杨书琴，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但1947年在冀东叛变投敌，曾带领敌人杀害共产党的地方干部。1950年，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听到对杨书琴罪行的反映，立即派人协同司法部门进行调查，最后查清事实的确如此。这年冬天，迁安县人民法院将“判决反革命杀人犯杨书琴死刑”一案，呈报省人民法院。省法院接到案卷后，感到有些为难，立即携卷向杨秀峰汇报。杨秀峰看了迁安县人民法院的审讯笔录和揭发材料后，严肃地说：“杨书琴虽然是我侄子，但他犯了反革命杀人罪，应当处以死刑，不能考虑到是我的亲属，就徇私枉法。那样做，我们就成了人民的罪人。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是共产党员！”说罢，毅然批准执行死刑。

杨秀峰的弟媳马氏听说儿子被判处死刑，立即赶到省城保定找杨秀峰说情。她边哭边说：“古人说，是亲三分向，杨书琴好歹是你的亲侄子，你真的就忍心见死不救吗？看在你死去的兄弟的情分上，给他留下这根独苗吧！”杨秀峰说：“我是共产党员，人民的干部，只能认法不认亲。”最终杨书琴被执行了死刑。

河北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全省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0386人，分别依法予以惩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基本上扫清了国民党遗留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