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村教师自己的想法、计划与行动相脱离，他们的想象就无法为自己的行动提供能量，他们行动的目的、内容与方法就会受到外在的统一性的力量的规约或限制。“这种限制最初是从追求教育活动的科学化开始的，其初衷可能出于提高教育教学这一善良目的，但事实上，在将教育活动视为科学而非艺术的误导下，它却在无形中束缚了广大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创造性，特别是随着教育科研的发展及教师专业化程度的提升，由广大学者研发出来的教学法或教育教学艺术开始对乡村教师进行普遍规训后，乡村教师的创造性受到更大的钳制。”[1]从而，乡村教师在客观上与“客观主义知识的优越性”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在情感上出现了对现代教育学知识的迷信，以及对教育理论权威的崇拜。
对于乡村教师来说。他们几乎不可能用自己质朴的灵魂，以质朴的方式质疑“现代科学”为他们设置的一切。他们一次一次地相信专家的术语、沉迷于学者的理论、执行官僚的计划指令。他们无私无畏、无声无息、无怨无悔地投入到真理的事业之中，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超乎自我生活世界的教育理论与模式。自己的想象被规定，自己的思想被规范，自己的行动被监督。他们逐渐热衷于对现代城市教育的模仿，复制与粘贴，对先进理论与知识的“运用”与“勾画”。他们不仅在精神上思考一些与自己灵魂无关的事情，而且对现代教育理论及其技术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依赖性。总之，专家与行政的双重作用，制约或规范着乡村教师的发展。于是，乡村教师没有知识的自治权与话语权力，只有依靠城市人的知识理论与话语理论指导才能谈自己的专业发展。历史就在这种荒诞不经中悲剧性地伸展开来。
[1] 容中逵．他者规训异化与自我迷失下的乡村教师——论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J］．教育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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