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教育理论及其发明者，尤其那些建构这套系统的技术官僚成为知识的超然者。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已完全明白了教师发展的规律性，以为明白教师的生存与发展的逻辑，并以为拥有关于教育教学与教师的知识，便可把世界万物视为客体，可透过理论来操控这些客体。“当下的农村教育一方面给城市文化以更多的价值赋予，另一方面又对乡土文化进行着无情的价值剥夺，试图利用城市取向的教育模式来弥补乡村受教育者与城市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异。”[1]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更差的情况，即少数人透过这些系统理论创造了一套话语体系，如“农村教师素质有待提高”甚至“农村教师素质低下”，“农村教师需要培训”，“我们一定要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等，来操控、来普遍化与现代化乡村教师。这些话语包含一种管教、一种监控、一种不平等的意义，排斥了乡村教师的个人经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贬低了乡村教师的感觉、习惯与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对其知识与人格发展的影响，剥夺了乡村教师的特殊历史与生活经验，及其与乡土文化的互动形式。
其后果是，乡村教师的历史与经验话语从来就上不了台面，排斥在正统教育学理论之外。当自己的经验、历史与观察不在场时，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其行动的形而上学部分是虚无的，是缺乏理论思维的，只有按照教育行政命令亦步亦趋。换句话说，客观理论与自己的认识，均没有真正在他们的教学中发挥作用，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编写教材的权力，对于教材内容与方法均没有多大的选择空间。”所以，乡村教师在理论上是盲目的、不自信的；对自己理论研究的判断是缺乏意识与倾向的；对自己的经验系统是不重视的。他们受到内外各种否定的因素的影响，自己在形而上学层面，形成了极度的空虚、自卑与被动。既然乡村教师的经验与历史没有被承认，甚至自己的经验与外来的理论相互对立，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冲突、混乱、冒犯，或有被称为“无知”、“弱智商”的可能性。
[1] 高小强，王成军．多元文化视野下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J］．继续教育研究，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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