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香树荫《榕城赋》，水镜波明《湖畔》诗

那是整整六十年前的春初时节，一个壮年汉子自上海束装移家前往福州。

当这位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的知名作家，坐在新开通的火车上途经南平时，面对着与明秀的闽江同其蜿蜒的铁道两旁的满山浅翠浓绿时，心境不禁惶惑而迷乱。因为从上海到福州“这一段路程的开始，并不是由于我的抉择，而是奇怪的历史铸成的，一次偶然的安排”（《闽居纪程》自序，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当他在二十余年后，终于把这段不是“很短的生命里程，而且也不是一条布满阳光和鲜花的路”走了过来之后，他时常这样寻思。

“那时从上海到福州的直达火车，通车才不过一个月，刚建成的简陋车站空荡荡的。在我的人生逆旅中，既是一个终点站，又是一个起点站。”（《陀螺和巧克力》）

然而真到了福州，住家在笔直地通往西湖近岸的那栋通湖路民居里，他还是难抑对那湖光水色、叶影榕荫的好感：

西湖？这不是我到过多次的杭州西湖，这是我首次见面的福州西湖。我寄寓的住屋与湖畔近在咫尺，出门便看见守卫在西湖大门两侧的一对青雕石狮，画梁雕栋的门前，一棵华盖亭亭的大榕树。榕树是福州的标志。想起昔日以榕树众多著称的这个古老城市，人们赐以嘉名，称之为“榕城”，原是大可赋诗入画的。尽管这是作家在移居福州二十年之后所写的散文《湖畔》中的一节文字，但透过工笔写录的文字，其中所寄寓的深情依然眷眷而恋恋，尽管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被疯狂的时政力从榕城中驱逐而出，在武夷山脉闽赣边境的连绵处，苦度过为期两年的放逐时日……

那么，他为什么要动笔撰写这篇散文呢？原来是心中久存着要继一九五九年十月所作《榕城赋》，而准备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续作一篇《榕城新赋》呵！

话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日报》连续组约文稿发表了一系列全国各地的“名城赋”，旨在通过歌咏都市风物，称颂新政实绩。初到福州的何为，应邀而作了《榕城赋》。在《闽居纪程》一集里，本文位于开卷第一篇。但他在二十年之后却真情检讨说：

至今我深以为憾的是，恰恰就是我朝夕相对的西湖，在那篇散文里仅是带了一笔。那一笔西湖夜景，并没有把我对这个湖的感情都倾泻出来。我对她是充满了眷恋之情的。她不但陪伴我度过了初来福州时那一段寂寞的日子，而且在以后二十余年漫长的岁月里，她始终是柔媚地，含情脉脉地，忠贞不渝地同我生活交织在一起。

岁月匆匆，想不到一转眼在福州过了二十余年。这么许多年，似乎从未像近年来这样，西湖在我的心灵深处，掀起连绵的感情波澜……倘若我试作《榕城新赋》，其中一个感情的章节就是“湖之恋”。从一个湖的经历，不也反映出城市生活的巨大变化，不也反映出我们时代风貌的一角吗？

身历苦难而不悔的何为呵，您在五十年前来到福州，为何而来？这种人生的偶然而又必然，对于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何在，对于一个城市的人文影响又何在？还有，在《榕城赋》发表二十年之后，您真的写成《榕城新赋》了么？

面对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以疑问词“何为”为笔名并以之成名的作家，笔者不禁疑问满腹！

（一）

让何为先生自觉愧恧的，是在《榕城赋》倒数第二段所写的这一段文字：

每逢节日的夜晚，就在我住处近旁的西湖公园里，从雕梁画栋的大门口，一直到规模宏大的“福建省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馆一组崭新的象牙色建筑物面前，树枝梢头缀满了成串的彩灯，灯光倒映在水里，形成了一个迷人的境界。蓦地，万里无云的夜空升起了朵朵焰火，礼花闪耀，照耀着四周群山的远影，也照耀着湖畔挤挤挨挨欢乐的人群，五彩缤纷，目不暇接，真个是春色满园！

原来他为自己只写了西湖的人工美（彩灯和礼花），却忽视了她的天生丽质而深自内疚！

“我在湖畔住了一年光景……四季晨昏，西湖内外，在我的记忆影集里，摄取了许多浓淡不一的彩色风景画，也留下了我不少探胜寻幽的足迹”，“一年后，我从湖畔迁居到一个新屋。我还是常常在梦中看见闪烁的湖水。每次路过西湖，不由自主总要驻足停留，凝视着粼粼碧波。微雨的日子，湖上白茫茫的一片，整个的湖如烟似雾，仿佛隐身在朦胧的薄纱里，不胜娇羞地把她自己隐藏起来……”作家后来在《湖畔》中如此描述道。

莫要以为何为从此就别了西湖——“只在梦里见到你”，事实上，当一九七二年他从放逐之地调回福州时，一时无家可归，“说也凑巧，这次又寄居在西湖对面的一座楼屋里。楼窗靠着湖滨，窗外就是我日夜思念的湖水。一别两年，我终于又回到她的身边，而且比我初到福州时更贴近了”（《湖畔》）。

一别两年，而这一住呢，也是两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同窗外的湖水生活在一起。”然而，这是“后文革”的时代，社会正在“买”着“前文革”时期的单。作者写道：

住得那么近，可是我很少到公园去。北窗炎夏，暑热如蒸，为了躲避满屋子烤人的长夏烈日，我只能到湖边散步。在文化濒临绝灭的灾难岁月里，西湖自然不可能把她失去的景物找回来，相反还处处残存着暴虐的刀斧印记。不少被砍伐的大树，刻着巨大伤痕的树根，依然匍匐在泥地上。我不忍卒睹，就此裹足不前。

为什么？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新中国建设时期，西湖经历过一番精心的绿化和美化。那时候，环绕大半个湖岸的“湖边小径”铺上了“光洁的石板”，石板道旁种上了“四季花树”……于是，这个位于山间盆地中的福州，到了炎炎夏日，便也有了迤逦幽径上的“绿荫斑驳”。

当“以粮为纲”的口号，自上而下，从中央落实到地方的时候，作家惊见时政当局主导的否定科学、破坏环境的惊人一幕：

啊，我熟悉的这个湖几乎认不出来了。像是受到一场风暴的猛烈侵袭，面目全非。许多名贵的大树倒下来了。无数花卉草木都凋谢了。几十条游艇从湖上消失了。再也听不到动物园的老虎吼叫。再也看不见游乐场里电动飞机的旋转。再也找不到幽静的湖畔曲径。丰富变为单调。繁荣变为萧条。我十分惊讶，湖边竟开辟了大块稻田，历史好像又倒退了许多年。

被蹂躏的湖，被损害的湖，被摧残的的湖，据说她的罪名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大染缸”！我迷惑不解，心情沉重，不能容忍对她的侮蔑。从此不愿在荒芜的湖畔留连，偶或路过也不忍细看。湖水久未疏浚，经常淤塞。一次，我们被派到大梦山下挖河泥，挑土。我为西湖的命运忿忿不平……

到了一九六九年十月前夕，也就是作家写作《榕城赋》十周年前夕，已经不甚美丽的西湖，更饱经了“文革”史无前例的糟蹋，“一九六九年建国二十周年时，西湖被涂成刺目的红色，不知有多少桶红漆倒在她身上！难道生活中就剩下了这种唯一的色调吗？西湖失去了她的丰姿，越来越憔悴了。湖水显得分外苍白。没有生气，没有光彩。我忧伤地在湖边徘徊，说不尽的寂寥之感，于是又茫然离去”。

其实，正如福州同杭州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那样，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都无愧于“中国人文名湖”的光辉称号。然而位于榕城城西的西湖，长期以来，竟是一个少为人知的胜地。

一九三六年从杭州西湖边来到福州客居的郁达夫（时任陈仪主持的福建省政府参议），乍见之下，对她留下的是一个小而可怜的印象。在二月八日日记中，他在西湖边的饭店用饭后，即顺手一笔记下了观感：“福州西湖，规模虽小，但疏散之致，亦楚楚可怜，缺点在西北面各小山上的没有森林……”他后来专作《福州的西湖》一文时，更明确表示：

没有到福州之先，我并不知道福州也有一个西湖。虽则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但我们习知的，总只是与苏东坡有关的几个，河南颍上，广东惠州，与浙江杭州。到了福州之后，住上了年余，闲来无事，到各处走走，觉得西湖在福州的重要，却也不减似杭州，尤其是在夏天。

因此一到晚上，福州居民竟会不约而同地成群结队地“走向西去”，原因就是“福州的城西，也有一个西湖，是浮瓜沉李，夏夜乘凉的唯一的好地方”。

尽管这与写日记的当口，已是在一年之后的盛夏，其间已有无数次西湖游览、湖畔饮宴乃至闲坐留影的阅历，但终郁氏离开福州，这怜惜西湖之小的情怀，看来始终未改，乃至特意抄出旧书中记载着的，一个被卖做妾的福州可怜少女冯小青的故事，来作福州西湖的象征，以渲染自己的观感：

杭州的西湖，若是一个理想中的粉本，那么可以说颐和园得了她的紧凑，而福州的西湖，独得了她的疏散。各有点像，各有各的好处，而各在当地的环境里，却又很位置的得当……并且福州的西湖之与闽江，也却有杭州的西湖与钱塘江那么的关系，所以要说像，正是再像也没有。

福州的西湖，因为面积小，所以“十景”、“八景”的名目，没有杭州那么的有名……终因为湖面太小，使人鼓不起击楫的勇气；又因为湖水不清，码头太少，四岸没有可以上去游玩的别墅与丛林，所以船家与坐船的人，并没有杭州那么的多。

对于福州的西湖，我初来时觉得她渺小，现在习熟了，却又觉得她的楚楚可怜……她，这一位可怜的少女，我觉得就是福州西湖的化身；反过来说，或者把西湖当作她的象征，也未始不可。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小可怜”样儿的少女般的西湖，何为用在《湖畔》中，用“整个的湖如烟似雾，仿佛隐身在朦胧的薄纱里，不胜娇羞地把她自己隐藏起来”这样动人的笔墨来加以描述，真是既得其神，又得其韵了。

其实福州西湖这个在晋太康元年（二八二年）为灌溉农田而人工开凿出来的湖泊，在北宋以来曾经留下过多少时代精英的婉丽题咏！据说它在唐末时已是游览胜地，到五代闽王时期繁华更盛。据《闽都记》载：“西湖周回数十里，闽王延钧筑室其上，号水晶宫。”

何为在《湖畔》一文中引用的，是领军安抚福建地方时的辛弃疾（一一四零—一二零七）所写《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一阕的上片：“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其下片应为：“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滟滪，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浩难写。”——引用者注）要是我们再引用稼轩的另两阕西湖词：

春意满西湖，湖上柳黄时节。濒水雾窗云户，贮楚宫人物。

一年管领好花枝，东风共披拂。已约醉骑双凤，玩三山风月。

（《好事近·福州西湖》）

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

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笑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

（《小重山·三山与客泛西湖》）

不仅可藉以略知当年福州西湖故事，更可知“豪放派”词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作“豪放”状的。

至于或独游，或陪客，春水荡漾、暖风薰人之际，“尽日旌旗停曲岸，满潭钲鼓竞飞舟”（蔡襄《寒食西湖观竞渡》诗），更为太平民俗，西湖乐事。从词中标题和词句可知，在历史上，“三山”（即福州北门的屏山，南门西侧的乌山、东侧的于山）与“西湖”同为福州的自然地标，更不必说“仙桥柳色”、“大梦松声”、“水晶初月”、“荷亭晓唱”、“湖天竞渡”等“八景”，是曾经如何地吸引时人的眼球了。

遗憾的是，到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零）发动民众砌石护岸时，湖区仅剩四百多亩了。抗战中又屡经摧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可供游览的陆地面积只有五十余亩，几经征地拓展，才略有恢复。可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资源，在“文革”中还饱受了“填湖种稻”之巨创！难怪何为在《湖畔》中愤慨地写道：

凭窗闲眺，遥想西湖盛衰史，能不无动于衷！而今沧海桑田，几经变迁，据说史料有记载的西湖胜景，大约只留下几十分之一。而且还是在福州解放后才保护下来的。这样悠久的文化遗产，前几年竟不容于在任的现代“地方官”，无怪乎全市人民都慨叹不已。

直到一九八零年前后，西湖才又获得了新生的机遇，得以疏浚护理。因此，何为才又“经常到湖畔散步，就像回到恋人的身边”。他发现“湖光潋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妩媚动人”，于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情，不自觉地在文章中转换了人称，并用诗语激情抒写道：“真美，我的湖，我心中的湖！你更明媚了，更娴雅了，更可爱了。你是青春的投影。你是生命的闪光。”

紧接着，作家又把“湖上月夜”、“烟雨晚上”和“石桥圆穹”、“垂柳湖岸”、“临湖长堤”等三五个意象，加以排比推出，犹如摄影艺术中的近景远景、特写特技，灵动地组合性地呈现了西湖在不同时空中的美学价值。

《湖畔》一文凡三章，依次为“最初一瞥”、“历史与现实”和“湖之恋”，其中最后一章，是以在一个“紫色的夕暮，我走在湖滨路上。湖畔的新路不断沿着岸边延伸……”结束的，那么，当一九七九年的夏夜，他都看到了些什么，想着些什么呢？

园林里的树木更葱茏了。湖水带着一连串欢乐和悲哀的往事回忆，在我眼前波光闪耀。我默默看着她，用心灵的语言向她倾诉衷肠，感谢她给我带来的幸福时光。

尽管这“时光”，以作家定居福州二十周年量计，几乎是幸福与郁愤参半的。

（二）

相比较《湖畔》而言，《榕城赋》的篇幅要来得短小一些，但其话题却要多得多，难怪作家在《湖畔》里会有“写得很粗略”这样的自我检讨之语。

他说：“那只是一个极为简略的鸟瞰，一个浮光掠影的草图，主要着眼于榕城解放十年的明显对比。多么巨大的变化，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即使我写得很粗略，也还是我献给这个新生的古城，一支热情的赞歌。”

那么这支“热情的赞歌”，是用怎样的文字来谱写，又从哪里写起的呢？

众所周知，福州的别称是“榕城”，而作家来到“榕城”是在当年的春夏之交，正是街头道旁的茉莉花和白兰花吐芬的时节。因此他在《榕城赋》开篇就直抒胸臆道：

花香袭人的福州，我来到这个阳光明媚的城市，刚好是在茉莉和玉兰盛开季节。

在街上漫步，蓦地一阵暗香浮动，原来道旁的树上全是星星点点绽开的白兰花蓓蕾。这种花在上海街头的卖花女手中是论朵计值的，可是在这儿却是繁花压枝密密匝匝的长满在沿街的树旁，行人路过几乎伸手可触。

茉莉花通常是焙制成香片，作为一种饮料来到广大的人们手中。然而在这个城市里，新鲜的茉莉花到处灿烂微笑，剔透玲珑的白色小朵令人喜爱。以惊人的劳动力名闻全国的福建妇女，在劳动时没有忘记在发髻间簪上一朵香花。那些香精厂里的工人站在竹梯上，用熟练的动作把香花投入身旁的竹筐里。

这是一种多么真实的见闻，生动的观感啊！

茉莉，据说是一千七百多年前从波斯湾一带引进中国的，古人喜欢把她写作“抹丽”，意为尽洗铅华，抹去俗丽。确实，作为一种常绿灌木，她开花时玲珑而素洁，“翠叶光如沃，冰葩淡不妆”，其馥郁素有“人间第一香”之誉。

她在福州的种植史始于宋代。朱熹诗云“旷然尘虑尽，为对夕花明”，清人郑方坤也有“冰肌玉骨类凝酥”之誉。茉莉花在传统的福州妇女那里，是可以作为头饰，或者串联起来作为胸挂的。用茉莉花经过传统工艺焙制成的“香片”，素为福州特产，有清热、解毒、镇痛的药效。

茉莉花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州居民投票选出来的“市花”。她的花色香型，早已沉淀在了福州市民的精神文明品格之中了。一九八零年七月，何为在《长夏日记三则》的起首写道：“长夏苦热。窗前的两盆茉莉花，则越开越盛，洁白的小花朵缀满绿叶枝头，旧的萎谢了，新的又开出来，这些窗口的花，在整个夏季，将给我带来幽幽的清香。”

更重要的，“难忘茉莉，永记茉莉花香”，不仅是离城的福建游子怀乡的物质需求，更曾是他们的精神依恋。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的《闽南日报》，曾经刊登福州作家杨树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我的家从福州搬到漳州，又从漳州搬回福州，所以我既热爱福州，又留恋漳州。听说福州选茉莉为“市花”；我猜，漳州该选水仙作为“市花”吧！

……真正动我心弦、撩我乡思的，是我在北方生活二十年的日子里。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每当喝到故乡寄来的香气馥郁的茉莉花茶时，我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就会想到元朝江奎咏颂茉莉的诗：“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

我曾从福州带一株茉莉到北国。到了炎夏六月她开花了，“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茉莉花晶莹剔透，肌骨如冰一样洁净，玉一般润泽，清香袭人，给闷热的炎夏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难怪清朝陈学洙有“玉骨冰肌耐暑天”的诗句。夏天我精心培植这株茉莉花；冬天，我亲身雕刻寄自漳州的水仙……我爱福州的茉莉，也爱漳州的水仙。

（《茉莉与水仙礼赞》，见《福州散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无独有偶。当二零零七年，茉莉花与橄榄并肩入选于“福州十大普通名片”时，一篇记述作者幼少时偶遇的一位有着茉莉般情操的福州保姆的文稿，感动了“榕城”。这是一个“喜欢在头发上插一朵茉莉香花”的劳动妇女，一个“非常勤快，手脚麻利，干起活来就不知道休息”的福州大妈，一个让当时被迫远离父母回到福州家乡的我，能够不断听到和蔼的“乖”这个赞许字眼的寻常保姆，却是一个让她成年以后，“在亲人之外她最想重逢的乡亲和长辈”。她写道：

多年以后，我终于又见到了“依姆”。这次，她的头发上并没有插着洁白的茉莉花，而是换成了白色的纸花。听说她的老伴死了，她来找奶奶借钱办丧事。看到“依姆”，我激动得大声呼唤她，可她却冲我苦苦一笑，轻声地叫了声“乖”，眼神里充满了忧伤。看着她那张饱经沧桑的布满皱纹的脸，我突然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了。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依姆，我的亲人，请多保重！”我的眼睛湿了，我仿佛又闻到了她从头发上飘着的茉莉花的芳香。

（《难忘茉莉花香》，见《福州十大名片》，福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呵，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榕城的茉莉花！

（三）

然而，福州不仅有花香茉莉，更有青榕万树。何为在《榕城赋》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城市，城里的大街小巷会有那么多腰围数抱高可参天的榕树。很少有一种树像榕树一样在枝柯间飘垂着褐色的大胡子，成串成串的须根长可及地，树根又从泥土里虬结盘错的伸展到地面上。这种大树本身就是一首诗，它越过时间的长河，屹立在土地上，人们可以从布满年轮的榕树身上读到这个城市的编年史。

其实，福州城市的成型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一个高明的铸剑工程师欧阳子所负责的冶炼作坊，其故地差不多是在如今鼓屏路城隍庙后的冶山。

但是，如何从一个兵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地，发展成为汉代闽越王无诸时代的“冶城”，再迁移到越王山（今屏山）南麓建设成为“宜城”、“子城”、“罗城”、“月城”，再获得“榕城”的雅号，福州城市的变迁发展史和美誉传播史，发人深省。

因为从“冶城”到“榕城”，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城市绿化佳话。

福州一带，沿水道多长大榕，这本属植物逐水而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无足称奇，有唐诗人陈诩“孤径回榕岸，层峦破枳关”（《登郡城楼》）之句为证。可到了北宋，蔡襄（一零一二—一零六七）在知福州的任期内，就曾倡导种榕树，并重视“百年树人”之事。史载，他聘郡士周希孟、陈烈等硕儒讲授经术，学者常常多至数百人，他自己也曾亲临学舍，执经讲学。可惜没多久，朝廷就命他移知泉州去了。

到治平年间（一零六六年左右），既有远见又有魄力的福州太守张伯玉，更赋予了榕树的功利意义。他大力度地抓了一个居民须“按户植榕”的新举措。据《福州府志》记载，熙宁（一零六八年）以来，“绿荫满城，暑不张盖”。

从此，“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龙昌期《冶城》），“垂一方之美荫，来万里之清风”（李纲《榕木赋》），“榕叶满川飞白鹭，疏帘半卷黄昏雨”（李弥逊《蝶恋花·横山阁》），“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陆游《渡浮桥至南台》）……“福州榕海”，是如此地为人们所喜闻而乐道！

所以，我们的姑苏先辈程师孟（一零零九—一零八六）知福州时，有诗叹道：

三楼相望枕成隅，临去犹栽木万株。

试问都人来往处，不知曾忆使君无？

蔡、张两位太守所植之榕，距今近千载，沧海桑田，加以人祸天灾，自然已不能见，但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李闵《三山罗抱古榕城》文末所记，则“目前福州河沿一带以及旧官衙、寺庙门前，仍存一些古老的榕树，这一珍贵的史迹，引人注目。近几年，每年植榕绿化，蔚然成风。南门兜、西湖公园、火车站和各街心幼榕成林，葱茏一片，为古城增添新色。福州的别称‘榕城’，仍名符其实”。

诚如所述，青榕凉荫，依然是现当代福州人恋土的信物，思乡的寄托。手边正好有三五篇同写榕树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一九四七年出生于福州的摄影家唐希先生写的，一篇是一九四一年出生于长乐的海外华人作家黄河浪写的，还有一篇是一九三八年出生于云霄山村的文学评论家何震邦写的：

在这座城市里，榕树给了人们太多的爱心，相应地也得到了不少高格调的荣誉。城市以榕为象征，市民因榕而自豪。

（唐希《榕树的风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故乡的亲切的榕树啊，我是在你绿荫的怀抱中长大的，如果你有知觉，会知道我在这遥远的异乡怀念着你么？如果你有思想，你会像慈母一样，思念我这飘泊天涯的游子么？

（黄河浪《故乡的榕树》，一九七九年五月）

榕树，在我的故乡，被看成一种“神树”，被看成故乡的象征。故乡的省城别称“榕城”，便是一证……说起故乡的大榕树，不能不说起榕城里南门原长途汽车站旁的那棵大榕树……您作为“榕城”的象征，作为故乡八闽大地的吉祥物，我是忘不了您的！

（何震邦《榕树的怀想》，一九九七年九月）

然而，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福州的古榕也遭受到了任人毁弃的劫难。据《榕荫漫话》（刘湘如编，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披露：“福州被定称为‘榕城’，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福州小街小巷里还能看到不少数百年的大榕树。南门兜街中心原来有一株如云似盖、根须垂挂的古老大榕树，好几个人才能合抱。但是，在十年内乱中竟被勒令砍掉了，连榕树也惨遭一场浩劫！”“近年来重新移植一株，欣欣向荣，有如‘榕城’的象征。”

冰心晚年所写《故乡的风采》一文中，也对儿时的福州绿化记忆深刻：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就像进入一片凉爽的丛林，怪不得人称呼福州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做“婉榕”。

还曾读到过一种诞生在“求知性读书”和“文学性爱好”双重奏旋律中的文学丛刊——《榕树文学丛刊》。杂志的里外都洋溢着浓郁的八闽文化气息，其中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有一篇刘小敏的散文《我和福州》：

每当别人问：“你是哪地方人？”我常常脱口答道：“福州”。要让爸、妈听见，准又好一顿埋怨，“看看，对老家咋没一点感情呀！”……

福州，别号“榕城”。父母给我起名“榕榕”，不就因为诞生在这儿？从小到大，关于榕树的作文不知写了多少篇，且老师的批语多是“优”。大约因为应了作家们的经验谈：熟悉。能不熟悉么？记得中学母校大操场上，就有一排老榕树沿墙而立。枝丫儿弯弯曲曲，小叶儿油亮茂密。一络络柔软细长的“胡须”垂落下来，男孩子们总爱揪着荡悠。而两树之间系一粗绳，便是体育课的道具：“铁”索桥。我可喜欢爬树了。每天清晨，我总早早赶到学校霸占“专座”——榕树庞大壮实的主干分丫处。又清净，又舒畅，三下两下爬上去安顿好，专心致志地开始背诵公式，古文或者English。

何止“榕”。福州，永远充满绿色，生机盎然。白玉兰、小叶桉、梧桐、相思、樟……假如有人再询问我的“出处”，八成，我仍然回答：“福州。”

假如说上述各位热爱福州、酷恋榕荫，是因为爱土情深、怀乡情钟而主观移情的话，那么，作为外乡人的何为之于福州榕树特别有感情，就该令榕城人发生特别的感动了！

（四）

岂止是何为？郁达夫不也在《闽游滴沥》系列随笔中说“我以为北平住家，是最好也没有的地方，其次便想到了国民政府没有定鼎以前的南京，与偏处海滨，同时得享受海洋、大陆两种和谐气候的福州”，以及“福州城的雅号，叫做‘榕城’，原因是为了在城内外的数千年老榕树之多无以复加……”而在日记中，他更曾记述过城隍庙前的那株“中开长孔，民众筑庙祀之”的老榕，还曾赋有“转眼榕城春渐老，子规声里又花朝”之句。

一九三九年春，郁达夫的朋友曹聚仁（一九零零—一九七二）在日寇逼近的狼烟烽火之中，还在《闽学》一篇中赞叹道：“到了福州以后，我的第一个印象：‘福州是太舒服了！’这儿有四季不断的鲜花，有鲜甜可口的美果，庭园是那么雅致，屋宇是那么宽敞，这个代表‘静的美’的艺术之城市，实在太使人留恋了！”

而这些片言只语，实在该是福州市政建设当局所应获得特别启迪的所在。

原来“花香榕荫”，不仅是福州人怀土爱市的情愫，也是郁达夫、曹聚仁等宾客乃至何为等“新福州人”融入福州乡土人文的一个重要理由啊！

那么，“花香榕荫”与“西湖美景”一样，难道不应该是人们最应仔细呵护的一种具有福州乡土人文特色的物质文明资源么？而对于她们的呵护，不正是体现了人们对“绿色福州”、“和谐福州”、“人文福州”的永恒精神追求么？

不免想到我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参加第二届“福州读书月”讲演《八闽文化与“朱熹读书法”》之余，所得知的轰动全市上下的“福州十大名片”市民票选活动。尽管有佚名市民张老表示：“我心中的名片就是一个林则徐，一个‘三坊七巷’，一个榕树，一个金汤……”有热心市民林氏主动创作了《福州名片歌》“福州十景世人夸，七巷三坊榕树花”献出，更有笔者的北京大学学长、历史学者欧潭生教授按照人文比重和时代顺序，排列了自我心目中的“十大名片”：昙石山文化、三山两塔、三坊七巷、马尾船政、林则徐、西湖、鼓山、榕树、闽菜、海交会，但在三十六万张选票面前，“榕树”还是落选“福州十大名片”。

一个在海内外素享“榕城”美誉近千年的首府，一个有着“明镜”般美丽西湖的省会，竟忍看古树名湖名落孙山，不免使旁观者有美女泪腮之哀痛！

抱屈中，耳畔似乎响起一篇美文的诵吟声：“故乡的榕树，像一座座绿色的塔，永远不知疲倦地卓立于天地之间”，它“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它“顽强坚忍，百折不挠”，它“能伸能屈，随物赋形”，它“鸿朗高畅，雍容端庄”，它“随缘放旷，合众乐群”（陈章汉《我读榕树》，见《福州十大名片》，福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

是的，作为一个外乡人，我深深认同这位作家对于他家乡青榕的推崇。确实，榕树之美是多元的，也是人文的，但对于八闽人士来说更是功利的：“福州人居环境的改善，缺了新老榕树，简直不可思议。福州早早跻身于国家级‘园林城市’之列，无疑应记上榕树头功！”

不过，从“榕树”（还有“西湖”）最终落选“福州十大名片”乃至福州十大“普通名片”（茉莉与橄榄捆绑在一起入选于后者，排名倒数第三）的无情事实来看，其间还是透露出对于福州城市绿化来说的一条不良信息——

原来曾经荫盖福州的青榕大树，已与今日所谓的“榕城”相当疏离了！而茉莉香片也早已淡出福州人的印象和现实生活了。

——随着老城区的改造，老街巷的出新，老河道的废弃，城里榕树所寄居的水土和生长的环境，都不可逆转地发生了的变化。现代化的楼居生活，已令老福州人远离了“榕荫花香”；而一个初来上岗、乍至落户的“新福州人”，没有古城印象，没有旧街记忆，没有老屋生活的阅历，他们自然对之没有任何感觉，那“花香榕荫”的选票又从何得之呢？

但假使不遭雷劈人伐，青榕是能长寿的。笔者曾经读到郭风先生所写《尤溪的古树》，那是距离福州城有二百公里之遥的山乡，也是大儒朱熹夫子的出生地。朱熹故里在二十年前尚存七棵古树（五榕二樟），传说中均与朱夫子有关。

“树比人长寿”，移栽大树古木，对它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生命风险，而为了某种功利和实惠，人为地砍树伐木则是人类的失德，该是一种严重的罪过呵！

如此说来，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福州原生榕树资源，极大地发掘和弘扬具有本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特质的“榕城文化”，还应该是福州市政当局的一个新课题呢。

（五）

同样作为一个外乡人，作为一个福州城市的匆匆过客，在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担任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理社长的作家黄秋耘先生，写有《榕城杂忆》（见《黄秋耘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一文，其中有关“花香榕荫”的话，应当给予时人以同等重要的启迪。

他在回忆录中说过，他虽因时政原因，对当时这个领导岗位不大感兴趣，但“对福州市这座‘榕城’倒是颇为留恋的”（《榕城春秋》，见《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虽然新闻记者的生涯总是要东奔西跑的，但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居住在那个号称‘榕城’的福州市”：

管福州市叫“榕城”，这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城市里（那是就当时来说，今天自然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大街小巷都种满了榕树，老榕树那郁郁葱葱的枝叶，纵横交错的根须，构成了一层层一叠叠又厚又密的网，就是鸟儿飞翔，一不小心也会碰在这张绿色的网上……福州不仅是一座“榕城”，同时也是一座“花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种着玉兰花、桂花、茉莉花、槐花、刺桐花、马缨花和荔枝、桂圆、菠萝蜜之类的亚热带果树，每当你晚间在马路上散步，仿佛置身在一个大植物园中，一阵阵花香在潮湿的晚风中弥漫着，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呼吸顺畅，好像肺活量也增加了不少。

黄先生后来才深刻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于“榕荫花香”的物质文明的长久怀恋之中，还包裹着一个留恋“人好情真”的精神文明内核！

话说他在福州做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一年多时间里，领导着二三十位岗位和地位、阅历和资历各不相同的记者、编辑、员工，但“使我最留恋、最不能忘怀的，不仅是那些榕树，那些花香，那个兼有城乡优点的居住环境”，“而是当年那种融洽无间、亲密友爱的同志关系”。他写道，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而美好的关系：“没有妒忌，没有猜忌，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只有一心一意扑在革命工作上的火热的心！”因此，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福州城市的愿景是：

它在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方面，大概总会远远超过五十年代了吧！那榕荫会更加茂密、那花香会更加浓郁了吧！那幽美的青山绿水会更加光彩照人了吧！

但，人毕竟不是单靠榕荫、花香和青山绿水等自然美景而生活着的，还有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此，我更加迫切地期望着，在同志间的关系方面，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方面，也应当远远超过五十年代，至少也不逊于五十年代！

那么，这是一个外乡客对中国历史文化“榕城”的更高标准的愿景呢，还仅仅是一个当代作家的奢望，一个中国人的空想呢？

黄先生的文章让我们陷入了沉思：它让我们在现时代终于知道了与以往历史的客观差距，也觉悟了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同时，时代和社会更有着人际和谐、民生安康、政治清明的固有使命！

当然，在黄先生的回忆录中，还对当时的市景民生着了或深或浅的两笔：

福建省在内地和沿海各个省（区）中，恐怕是人民生活水平最低、工农业生产最落后的一个，当时连省会福州市也没有自来水供应，全市只有四条公共汽车路线，不到三十部公共汽车。在福州市南边还不到一百公里的莆田县，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都靠地瓜（白薯）度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够吃得上一碗大米饭，几片咸鱼。弃婴、逃荒、讨饭、失学、失业、抢劫等现象，当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

福州市面积很大，从市中心区到南台，足足有十多里路，却安静得出奇，连鸡鸣犬吠之声，都很少听到，更不用说汽车和无轨电车的噪音了，当时也没有污染环境的有害气体。真是有点如同陶渊明的诗中所描绘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究竟你是居住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区里，还是居住在一个山青水秀的山庄里呢？有时候一下子也不容易分辨出来。

原来建国初的福州是一个只有三四十万人口的消费型城市。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参加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为总团长的“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而南下福建的郑振铎，在给上海出版界的友人刘哲民的信中说：“在福州已经好几天了，就要下乡去……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

这就难怪当晚于黄秋耘六年来到福州的何为，听到一个十年前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南下福州的干部，说起这个历史上曾经的“福地宝州”，是如何的民不聊生，如何的城不堪说时，他是惊讶得几乎难以置信！因为在他的闻见中，过去那种疮痍面目已在急剧改善之中——

十年来，在这个丛山怀抱、四季常绿、繁花不断的古老的城市里，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的面貌已经显露出来；通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奋力一跃又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谈谈这个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工业建设是一种愉快，哪怕这篇小文里所能列举的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点一滴。最雄辩的是郊区烟囱林立，从北岭之麓到乌龙江畔，从大同溪旁至魁岐江，一座座新建的工厂厂房，如同一朵朵最新栽培的鲜艳的花朵开遍了福州。

十年中间，不仅大大扩展了电力工业、造纸工业和工艺美术工业，而且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一系列现代化工业，如最近建立的抗生素工业和芳香工业，这些工业有的即使列入世界新兴工业的行列也无愧色。

何为还举了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的例子来说，“这个工艺美术厂的前身在解放那一天只剩下一个工人，现在全厂有九百七十个职工，‘大跃进’的一年间全厂产值比解放后几年最高额又增长了八十倍！”他还微露自豪地透露：“像这样一项制造漆器的行业，现在也过渡到半机械化生产了。”

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之花的福州“脱胎漆器”，是否有必要“过渡到半机械化生产”？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那“奋力一跃”，是否真的使福州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历史高度？还有那林立的烟囱，究竟是否真为福州人栽培下了“鲜艳的新花”？

这种种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且慢与笔者发表质疑、进行商榷。只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人们确是抱着一颗“一心一意扑在革命工作上的火热的心”（黄秋耘语）来决策，来行动，来追捧的，其初的善意和良旨，似不宜站在当今的认识立场和价值观上予以否定，至于其主观意愿上的急功躁进和客观上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却可予评说。

（六）

“务实求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点，都不断地提示着我们，只有尽量真实地回到历史，才能在当今的基点上更加客观地认识过去，进而科学地面向未来，知道真正的美好前景之所在。

那么，就让我们来听听一九五零年前后的“南下干部”，是如何向何为们介绍“旧福州”的吧——

落后，贫困和肮脏，到处充满了灾难与祸患。据说那时候没有一年不发大水，水深及膝，“陆地行舟”是当年市区的写照之一。除了少数供洋人享用的“南台住宅区”以外，城内栉比鳞次的木屋年久失修，不是变得伛偻，就是濒于倾圮。当自来水还是几十万市民难以企及的奢望时，历年火灾不知使多少人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纸褙福州城”，于是就成为人们的一句口头禅。解放前最可怕的是疫疠流行，鼠疫和霍乱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死亡。

全市根本谈不到工业基础。一座日产两吨粗报纸并且经常停工停产的“纸厂”，几个微不足道的小火柴厂，此外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所谓“机器厂”，充其量只有几把老虎钳和一部手摇车床用来修配机器而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福州脱胎漆器手工业，在解放前几乎奄奄一息，陷于停顿……

读到这里，要是你还记得一九三七年春知名作家董秋芳先生在写了《到福州后》，紧接着就发表了《福州的蚊子》一文，就会明白，那根本不是文人的游戏笔墨，而是写实了。

他在《福州的蚊子》中写道，当年凡是到过那里的朋友，都会煞有介事地提醒远行客这一句：“你得把蚊帐带去，福州的蚊子很多。”当半信半疑的作者，终于在夜半被肆无忌惮而又无孔不入的福州蚊子刺伤以后，还是忍不住抱怨道：“他只告诉我福州的蚊子很多，但没有忠告我说：‘你得小心哪，福州的蚊子善于钻洞子的！’”因为那时他只带了一顶在上海用的早已破损了的国产珠罗帐。

一句“福州的蚊子很多”的忠告，一篇《福州的蚊子》小品文，一个有关“福州蚊子”的黑色幽默，足以彰显当时“榕城”人居环境之恶和都市卫生之劣。

何为在《榕城赋》里，还指出了以往福州落后的另一层重要原因，说是“地处偏僻，交通阻塞”。

仔细分析起来，如果说“地处偏僻”还是先天性原因的话，那么“交通阻塞”，便是人为努力之未逮了。因此作家目睹福州历史上首个火车站的建造场景后，为此留下了别具只眼的一瞥：

散发着新鲜木材香味的临时木棚站舍，说明在车站大楼还来不及建成时，从上海直达福州的火车就迫不及待地在前年年底提前正式通车。只要想想，解放前梦寐以求向往了足足快近半个世纪的火车开到福州大门前的一刹那，有多少人为之欣喜若狂啊！

然而历经半个世纪多，时人已难以历史的同情来想象那半个世纪前的狂喜和暴欢了。那么，何妨重温一下当年郁达夫、董秋芳的上海—福州之旅呢？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午后一点多钟在上海赶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驶出吴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后，方生后悔，觉得不该和她（王映霞——引用者注）多闹这一番的”（郁达夫《闽游日记》），“随后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有办法，有办法，让我来打一个无线电回去安慰她吧！’可是叫了船舱侍役来却又说，船上原有无线电机的设备，但是船客是不可以借此打电报的；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天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外电报送出之后，方才稍稍淡薄了下去……”（郁达夫《闽游滴沥》之一）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两时起，由上海外滩出发，躺了两整夜一整天的海轮的房舱，终于在三日上午九时许，到达了作为福州门户的马江。有许多本地乘客纷纷下轮，争着乘小火轮赶往福州去，那种归心似箭的神情，引得一些游子们眼红……午后一时许，那海轮乘潮又开驶，直向福州进发。三时许，便抵南台——是福州城外的码头，好比上海的外滩”（董秋芳《到福州后》）。

董秋芳到福州比诸郁达夫要来得幸运。据郁氏说，当年海路对外通道上的三北公司“靖安号轮”的“唯一迷人处，是在‘直驶南台靠岸’的六个大字；因为她的船身宽，船底平，乘着潮头，可以开进马尾，倒溯闽江而直上南台的新筑码头边上去靠岸；但是这一次……到了该进马尾港的第三天早晨，船只如同蚂蚁爬地球似的在口外的丛岛中徘徊”，因而直等到潮落之后，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我们才入了马尾，在江中间抛了锚”，结果又等到三点多种，才在同船人的相帮下，“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惊涛骇浪里爬上了小火轮，驶到了马尾的江边”。

——按船期约定本应该当日早晨到达南台码头的，结果延迟到了晚上五点多钟，方在南台青年会四楼的一个临江房间住定。然后才有了给在上海的妻子打出电报的机会。

人地交通如是，信息交流亦如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是个刮着东南风的阴雨天，但郁达夫不得不在早晨七点就起床出门，“急赶至邮政总局寄航空信；天色如此，今天想一定不能送出，沪粤线飞机，多半是不能开。福州交通不便，因此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情形，都与中原隔膜，陆路去延平之公路不开，福州恐无进步的希望”。

对于这一番折磨人耐心的经历，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二日首次从上海坐船前往福州的施蛰存先生（一九零五—二零零三），在其《适闽家书》中，也有着具体而微的生动记录。他当年为等船票前往南平，竟在福州等待了六天时间。他随后向家中报告有关福州的观感道：

刚才从电报局回，一路晚风吹送着强烈的茉莉花香，使人觉得怪舒服的。这是福州给我的第一印象。

福州的印象很好，但我可说不出什么特点来。我想，代表福建的唯一的东西，恐怕要算那些修长的江桥了……其次是木材。这里的房屋差不多全部用木材建筑的。城内有许多平民小户，屋子虽然矮陋，但栋梁都是很粗的合抱大木……漆也是本省的特产……吃点心在福州并不好……福州是有温泉的地方，所以我也不甘失去机会。

福州也有一个西湖，但我在西湖公园内开化寺前喝茶的时候，却仿佛身在昆明翠湖公园中的海心亭茶寮内。

施先生最后抵达目的地——战时福建省府临时驻在地永安县城，就任福建中等学校师资养成所文史科教师，是十一月九日。此行凡费近二十天。

当时的达夫、蛰存先生们怎能想象到：二十一年后，竟会有福州—上海之间对开的火车铁道呢？

因此，当一九五七年十月，上海直达福州的火车缓缓进入福州市区的时候，饱受千百年交通之阻、山水之隔、信息之闭的福州人乃至福建人，该是如何的载歌载舞、欣喜若狂啊！

（七）

如此说来，加大福州市政投资的力度，加强公益事业的建设，必然成为一个政府改善都市民生的首善之举。因此，何为在《榕城赋》中介绍说：

首先是修建二十公里长的闽江防洪堤和疏浚下水道的一系列工程，使居民从此可以免于洪水之患。六十多公里长的自来水水道管，供给市民清洁的饮水。早在一九五三年市区内就没有出现过鼠疫病患者。正是在昔日福州最肮脏的金斗山乱坟堆之上，如今出现了方圆一万六千平方米的工人文化宫。湫隘简陋的木屋逐年在消失，漂亮宽广的多层钢骨水泥建筑逐年在增长。在福州市区将出现一座八层楼的华侨大厦，和大梦山下的华侨新村一幢幢精致的住宅一样，都是用来接待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共同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大建设的……这一段作家采用与前文作对比的修辞手法，为读者描绘了一张福州城市向着进步、安康和文明迈进的建设蓝图——

不过，须记取，这是一九五九的金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日须臾即至！

即使是在二十年后，何为在《湖畔》中回忆及此，仍是那么的激情依旧：

难忘的西湖国庆十周年之夜。那是一个火树银花之夜。是建国以来福州最为绚烂夺目之夜。欢庆的焰火冉冉升起，节日的礼花开满天边，把湖水染成万紫千红……

在那一刻，又有谁能料想到，再过十年，同样是国庆日，西湖却被“文革”的时政涂成了“刺目的红色”！而他自己也在次年的夏天，被从早已无福可消受的福州逐出，去到偏僻的山村去“落户”。

“落户”的所在，是福建与江西交界之处，武夷山的余脉绵延之地。所幸围绕着与《榕城赋》有关的一部书，作家为我们写下了一段“书与人”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是究竟如何具体地反知识、反文明地“大革文化命”，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细节。

何为是亲见一九六六年的所谓“红八月”，福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是怎样把藏书家的珍贵藏书当众焚毁的。他在《书的经历》一文中记述道：

记得“破四旧”那个火一样酷热的夏天，不知从哪里猛烈地刮来一阵焚书之风。一天，我路过一幢有名的藏书楼，不计其数的历代线装书堆积在楼外大路上，如一座小山，随即被付之一炬。我的住处离藏书楼不远，举目可见一股高高升起的黑烟在夜空中盘旋，无数烧焦的纸片纷纷飘落。风吹来，扭曲的枯黑书页残骸落在我窗前，浓烈的烟气时或吹进窗口，使人的眼睛刺痛得频频流泪。

虽然作家自己颇多藏书，在这次运动中被揪进“学习班”，然后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但令他自感幸运的是，历年来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竟然避过了“焚书”之劫。

在他临下乡前的一个夜晚，班上的一个“军代表”对他说：“带这许多书干什么，四本‘毛（泽东）选（集）’就够了。”何为当然不会听他的，还是先卡车后货船地把几大箱书，都给安然转运到了将要“落户”的生产大队队部，然后再乘便陆续把书挑到名为“卢家湾”的山村新居里。

他后来曾经细细密密地回忆说：“七十年代初，我的全家从福州下放到武夷山脉相连的一个大队里。人的一生难免要搬几次家。可是这次搬家，我才真正感到书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刚下去，我住在大队一个空旷又漏雨的厅堂里。随后搬到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恰好是农忙时节，我几乎天天到大队开会，会后顺便用一根竹扁（担），把我寄存在大队部的几箱书，分批挑回一些。”这一段路程倒并不太长，但比较麻烦：“必须摆渡过溪，踏上一条高低不平盘绕在山间的崎岖小径，穿过两个小小的凉亭，然后越过一片开阔的沙滩，最后才到了我那个依山临水的农村之家。”

纸质紧密的书本是很重的，尤其是对于长期拿笔杆作文章的作家来说，肩不能挑担本是意中之事，因此，他每次只能勉强挑个二三百本，“这样山一程，水一程，也数不清到底挑了多少次，好容易才把我那些旧书搬了回去。在那些荒凉的年代，文学艺术生活濒临绝灭之境，一本自己喜爱的藏书也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欢乐”。

就是这可遇不可求的挑书经历，终于挑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来。这就是他后来在《书的经历》一文中写到的情节：一个深夜，他因雨迷了路，把书担子藏到了路边岩洞里，不由得念想起这担书中的一部精装书来。这是一部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编选出版，共收录了全国五十多位作者七十余篇散文、特写的文学选集。据作家在文章中介绍：

（该书）不仅是对新中国十年热情歌颂的记录，也不只留下整个五十年代伟大祖国的时代风貌，而且也是对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道路的一种纪念。这部书如同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文学世界，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学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前辈作家和我的同时代人战斗的足迹。我们生活在一部书里，作品与作品聚集在一起，紧密相连……我珍藏这部书还有个原因。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十年，再也没有出版过“文学选集”。即使有幸选入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集内的许多作家，在以后接踵而来的苦难岁月里，大抵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且不说他们的文学活动，就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令人担忧。

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遇到了一位替农田管水的青年，帮他挑着书担到达了目的地。就着朝阳，整理藏书时，作家却沮丧地发现那部心爱的“散文、特写选”，竟然丢失在山路上了！到了午间，结果还是那青年管水员，把书给找了回来，失而复得，真是喜何如之！

原来这是一个读过几年小学的“文学爱好者”，一位小学教师曾经借过几本文学书给他看，他才发现贫困的生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的，可又是吸引人的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我把那本失而复得的书借给他。后来又介绍他看了几本文学名著。他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细心的包好，看完后小心翼翼地送还给我”。

大概是在送还这本“散文、特写选”的时候，他竟然问出了这样两个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建国二十周年早已过去，全国就没有一本文学选集？

那么到了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能不能出版一本呢？

困惑的问题自然让落难中的作家也感到困惑，他自然没法给予青年哪怕半个答案。但他的思索却一直没有停止。

正如他一九七八年底在江苏师范学院的讲座中所说：“第一次把家搬到闽北山区农村时，对比是强烈的。住在偏僻的小山村里，天天和劳动繁重而生活贫困的农民住在一起，发现村子里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的脊梁都压弯了。我们的人民多么善良，而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农村生活让我思考了许多社会问题。虽然我没有动笔，也不允许我动笔，但却不能禁锢我的思想。我想了许多。即使在最黑暗的年月，我也没有绝望过。”（《书的经历》）

其实，应该再前推二十年，当一九五九年他首次被不可抗拒的时政之手，一把推到人地两生的福州以后：“……一阵狂热的旋风卷走了我的家，尘埃落定，我已来到苍老的古城福州。那时从上海到福州的直达火车，通车才不过一个月，刚建成的简陋车站空荡荡的。这个火车站，在我的人生逆旅中，既是一个终点站，又是一个起点站。我从未想到在盛年时远适异乡，不知该如何书写今后的人生篇章，只感到一片茫然。”（《陀螺和巧克力》）

虽感茫然，但“没有绝望”。正是这种坚韧的人生精神，让作者逐渐认同了福州这个“第二故乡”，认同了这个初见时“似乎这一进来就永远出不去了”的山城，认同了这个“四郊山峦环绕，宛如绿色的屏障重重叠叠地围在四周，令人视野狭窄”的八闽之都（《陀螺和巧克力》）。因此，他才会在《湖畔》起首如此用笔：

假如在全国解放之初有人预言，我将在福州度过新中国的三个十周年国庆节，而且将同城中的一个湖连在一起，我一定会笑他是痴人说梦。然而令人惊异的生活事实是，我确实在这个东南海滨的古城里，度过了建国十周年的国庆，又度过二十周年的国庆，现在转眼之间即将迎来国庆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原来在建国十周年的前夕，他忍着满腹委屈歌赋榕城；在国庆二十周年的时节，他忍看西湖成“红色”，忧伤地徘徊于湖滨，寂寥而茫然；而当国庆三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再也忍不住地想要再赋榕城——真可谓西湖不幸作家忧心，作家不幸福州有幸啊！

要是真如何为所说，一棵古榕的生死、一个西湖的兴废，可以反映城市生活和时代风貌之变化的话，那么，一部文学选集的问世与否，一个作家的顺达与否，不更足以反映出一个社会人文氛围的良恶，乃至时代风貌的佳劣么？

（八）

何为的散文创作，自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行文特点。福建作家李乡浏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有印象型评论《书林漫咏录》一组，其中“何为”一题云：“年富力强的岁月，你南来到玉兰花和榕树掩映下的福州城，来到湖畔，水乡和日光岩，彩笔绘描云烟山水，犹如织锦……你的散文，有如小说般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了时代生活的画卷，一幅幅人物速写和风情图景，便是从你的临窗案头，彩笔绘成的。”

是的，何为的散文是有图有画的，是一种用锦文绣字织成的锦绣图案；更重要的，他的散文还特别鲜明地有人有情。你看，无论是在《榕城赋》还是《湖畔》中，有多少可以入画的文字呵，看似闲笔碎墨，却饱含真爱挚情。试看以下随手摘出的两则：

我是西湖的近邻。每天清早或黄昏，行人稀少，我沿着湖边小径散步，尽情呼吸着澄碧的湖面飘来的清新空气，有时候觉得我和这个明丽的湖几乎融成一体。

（《湖畔》）

我的寓所楼窗外，种着两棵龙眼树。纷披的枝叶几乎要探身入室。八月，龙眼成熟的季节，树上出现的累累果实，招致孩子们成天在树下打转，等待着一个小小的成熟的果实，幸运地掉在头上。晨昏西湖，烟雨西湖，花香福州，果熟福州，只要在尺素上照那意思把墨泼出来，再化开去，略事勾勒，就可成画屏一对，要风景就有风景，要意境就有意境……有图有画的文笔，有人有情的心怀，常常让作家实景与想象齐至、灵感与诗情同发，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不时可见破格创意的神来之笔。

（《榕城赋》）

如《榕城赋》开篇之“花香袭人的福州……”，以及“诱人的果树……”和结尾处“哦，福州！”那几个自然段皆是；而《湖畔》首章中“西湖？这不是我到过多次的杭州西湖，这是我首次见面的福州西湖”，以及次章里“当节日之夜，我的楼窗外……”，也莫不是如此。

至于第三章“湖之恋”，更把其对西湖那如同梦中情人般的眷恋之情，描摹到了极致，整个一章就如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诗。当你读到其中倒数第二段文字：

紫色的夕暮，我走在湖滨路上。湖畔的新路不断沿着岸边延伸。园林里的树木更葱茏了。湖水带着一连串欢乐和悲哀的往事回忆，在我眼前波光闪耀。我默默看着她，用心灵的语言向她倾诉衷肠，感谢她给我带来的幸福时光。

能不被作家这晚晴般的“苦恋”所深深打动？

按：何为是当代文坛的著名散文作家。原名何振亚，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出生于浙江定海状元桥旁的横堂弄一个封建的旧式家庭里。动荡的社会使得他所在的家庭迁徙不定，四岁那年即随全家迁居上海。此后不久，又随同父亲到了四川，在宜昌生活。

他自小体弱多病。十三岁那年因病休学半年，便在病榻上读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和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这年初冬，他父亲工作变动，随全家迁居武汉。在武汉，他只读了半年多书就小学毕业了。幸运的是，在这短短的求学中，他遇上了第一位“文学上的启蒙老师”李致远先生。李老师引导他由对文学作品的单纯爱读，进入到了“练字帖”式的文学习作。一九三七年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的处女作《路》，就寄托着他对李先生的感恩和怀念。次年起用笔名“何为”，此外还用过晓芒、夏侯宠、夏奈蒂、林焉、林抒、程序、王裔、参赏、摩河等。两年后出版了首部作品集《青弋江》。

一九四三年，何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历任上海《文汇报》记者、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编剧、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江南电影制片厂编辑、福建省电影制片厂编辑组长，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回到定海故乡，写下了《小城大街》、《石匠》、《普陀三日记》等作品。

何为是福建省文联、福建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其作品集有《第二次考试》、《织锦集》、《小树与大地》、《闽居纪程》、《临窗集》、《临床集》、《北海道之旅》、《老屋梦回》、《〈孤岛〉内外》等。

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第二次考试》，两年后被选入中国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以及东南亚有关国家的中学华文课本，并被改编成广播剧、广播小说、电影等播放，也曾被译成多种外文介绍到海外。时隔二十三年后，该文仍被一九七九年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之语文试卷用作“作文改写”的范文材料（笔者就曾参与这一年度的“高考”，考题要求是将原文改编缩写成为《陈伊玲的故事》，尽管此前我曾在广播里偶然听到了据原文改编的“广播小说”，但并没有把此题做好）。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作家彦火等人就曾把何为散文总结为：（生活的）积累＋感情＋意境＋联想＋情节＋哲理。他自己也曾表示：“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独到之处，只是人云亦云的重复，其生命力毕竟是有限的”（《小树与大地之间》），“一篇平庸之作，对读者是一种浪费”（《漫谈文学作品的四道“关”》）。他还曾举杭州西湖为例说，她“既是历史上的名城，又是风景佳胜的游览区，历来以西湖为题材的诗文不可胜数，而传诵至今的名作，似乎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几篇”。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福建省文联、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福建文学杂志社、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在福州联合举办了“何为先生文学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通过研讨，何为被认为是一位“构思隽永，文字别致”的有着独特语言文字风格的作家，而且是“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艺术个性十分鲜明”的作家，他虽然作品并不“高产”，但却满载着“丰收”。因为其作品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曾经有“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他的散文作品中获得丰富的艺术享受，许多青年人从中获得有益的文学营养”。据披露，他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和世界语等语种的作品，同样受到了一些外国读者尤其是部分日本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一般说来，何为的散文善于写人。他常常借用小说和电影的创作手法，因而结构疏朗，叙事简洁，情思清新，语言凝练，文笔传神而富于形象。这与他早年从事过新闻报道和电影文学剧本的编辑工作，有着深厚的思想感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充分的艺术准备有关。文学评论家林非认为他的散文“叙事简洁疏朗，情思清新隽永”，闪烁着“思想的火”，而他晚年的散文“苍劲深沉，高远寥廓”，显示出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新格局”。

遗憾的是，年近六旬的何为终于没能再如己愿写出心目中的《榕城新赋》，从而使他的《湖畔》事实上成为了《榕城赋》的补遗之作。原来作家作文，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心应手，心想而事成的！这是作家笔墨生涯中的遗憾，更是福州城市艺文史上的一个损失。

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初稿，四月五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