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

陈东辉

【摘要】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三年期间多次访书、购书的切身体会，论述了日本与汉学研究相关的各类书店之特色，以及汉学研究的有关情况。

【关键词】日本汉学;古文献学;海外中文书店;中日文化交流史

从1985年初秋进入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学习至今，我一直与古文献学打交道，乐在其中。古文献学与古代汉语一样，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之学，同时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中国本土之外，日本的中国古文献学[1]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多的，其研究的内容几乎涉及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成果极为丰硕，乃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日本学术界的地位也很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川濑一马、神田喜一郎等日本古文献学大师的皇皇巨著令人叹服!

在1999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应聘赴日任教后，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日本学者关于古文献学的论著。虽然教学任务繁重，但我还是抓紧点滴时间拜读了多达十卷的《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等书，大大开阔了视野，深感受益匪浅。异国独居的生活有时虽颇觉孤寂，但此地的书店却着实令人神往。日本的书店以东京神田书店街最为有名，仅古书店就达一百多家，远远超过北京琉璃厂和上海福州路的书店街。这些书店汇集了大量汉学论著，既有近现代出版的旧著，也有刚刚问世的新作;既有日本版的，也有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版的，还有韩国及欧美版的，使我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有时遇上一本向往已久的好书，简直比看到富士山或东京塔还高兴。无奈此类书籍价格一般都十分昂贵，常常只能望书兴叹。但即便随手翻翻、看看目录，也还是挺有收获的，因为其中的许多书我以前从未寓目，或仅知书名而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日本的大学讲学和研究三年，我在学术上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内地学者对日本及欧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的研究成果)关注甚少，与台湾、香港同行交流稍多，但仍远远不够。如兴膳宏、川合康三的《隋书经籍志详考》[2]洋洋八十余万言，详尽而严密地考证了《隋书经籍志》及中国目录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价值很高，但中国内地近年出版的古文献学论著中却很少提及。同时，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森立之等的《经籍访古志》、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3]、桂五十郎的《汉籍解题》[4]、服部宇之吉的《佚存书目》[5]、长泽规矩也的《书志学序说》[6]、《图书学略说》[7]、《图解图书学》[8]、《图解古书目录法》[9]、《图解和汉印刷史》[10]、《图解书志学入门》[11]、《图书学参考图录》(第1-5辑)[12]、《汉籍整理法》[13]、《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14]、川濑一马的《(增补)古活字版の研究》[15]、《五山版の研究》[16]、《日本书志学概说》[17]、《日本书志学之研究》[18]、《续日本书志学之研究》[19]、神田喜一郎的《东洋学文献丛说》[20]、大内白月的《支那典籍史谈》[21]、内藤湖南的《支那目录学》[22]、仓石武四郎的《目录学》[23]、清水茂的《中国目录学》[24]、植松安的《本邦书志学概要》[25]、山岸德平的《书志学序说》[26]、藤井隆的《日本古典书志学总说》[27]、和田万吉的《日本书志学概说》[28]和《古活字本研究资料》[29]、橘井清五郎的《古版书志论考》[30]、尾崎康的《正史宋元版の研究》[31]、大庭修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の研究》[32]、冈本さ之的《清代禁书の研究》[33]、矢作胜美的《明朝活字》[34]、樱井良策的《日本图书文化源流考》[35]、中根肃治的《日本印书考》[36]、木宫泰彦的《日本古印刷文化史》[37]、秃氏佑祥的《东洋印刷史研究》[38]、川田久长的《活版印刷史》[39]、中山久四郎的《世界印刷通史》[40]、庄司浅水的《世界印刷文化史》[41]和《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42]、井上宗雄等编的《日本古典籍书志学辞典》[43]，以及《阿部隆一遗稿集》[44]、《书志学论集——神田博士还历记念》[45]、《图书学论集——长泽先生古稀记念》[46]、《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47]、《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古活字版图录》[48]、《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49]、《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50]等，均有助于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但在中国内地一般很难见到。

又如森本竹城的《清朝儒学史研究》[51]、近藤光男的《清朝考证学の研究》[52]、滨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据学思想史の研究》[53]、木下铁矢的《“清朝考证学”とその时代——清代の思想》[54]、大谷敏夫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55]、胡楚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56]和《清代学术史研究续编》[57]等日本、中国台湾学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专著，以及中国台湾出版的第1至5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清代学术研究通讯》(第1，2期)等，我在日本时均已问世多年，但在中国内地极难找到，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地清代学术史研究者的视野。

笔者对清代大学者阮元之学术成就研究有年，已出版专著《阮元与小学》[58]，并准备继续撰写有关阮元学术的论著，对相关文献资料尽力做到竭泽而渔，有时也曾自信几乎没有漏网的了。到日本后，有幸拜读到在香港执教的魏白蒂教授发表的论文——《〈四库全书〉纂修外一章:阮元(1764一1849)如何提契与促进嘉道时代的学术研究》[59]，感到我的自信就中国内地文献资料而言尚可，因为魏教授论文引文和参考资料中提及的中国内地出版的论著我全部读过，台湾出版的亦大多寓目，但美、英等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论著[60]，用德、英、法、日文撰写的阮元传记各1篇，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史馆手抄本《阮元列传》1份和《阮元列传稿》4份，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库所藏的《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均因客观条件所限而无缘亲睹。魏教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亦很有特色，对我颇有启示。最近从《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61]上获悉魏教授的英文著作《阮元: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典型的中国大臣学者》将于2006年出版，不知今后能否有幸寓目?我非常盼望今后有机缘结识魏教授，并向她请教。此外，我在十余年前就了解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在1977年曾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以阮元研究为题旨，虽经多方查询，但至今仍未见到此文，深感遗憾!

再有，笔者曾从有关书目上得知台湾汉美图书公司1991年刊行的《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论文丛刊》第2辑中，收有的蓝文钦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研究》、张碧惠的《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蔡佩玲的《范氏天一阁研究》、汤绚的《清初藏书家钱曾研究》、严倚帆的《祁承口及澹生堂藏书研究》、简秀娟的《钱谦益藏书研究》、赵飞鹏的《观海堂藏书研究》、沈新民的《清丁丙及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研究》等书，但在上海、杭州的各大图书馆中均未找到。1997年12月，我乘参加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古代藏书研究专家咨询，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未曾见到。

相反，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内地、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欧美等地出版的汉学论著十分关注，信息灵通，加上经济条件远较中国内地学者优裕，所以有条件大量购买此类书籍，与自己专业研究相关的论著几乎竭泽而渔。笔者参观过好几位日本友人的书斋，收藏均十分丰富，即就中国内地出版物而言，似乎也不比中国内地同行逊色。他们插架琳琅，坐拥书城，令人羡慕不已!我在日本国立福井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与挚友永井崇弘先生，虽然当时刚过而立之年，但却已经拥有藏书5千余册，包括不少线装书和古旧书，其中有一些较为珍贵的书籍。他每次去中国，总要买几大箱图书，而很少带回其他东西。说起来也许别人难以置信，在号称“电器王国”的日本，当时他的住所只有一台9吋小电视机，而有时为了买一本心爱的旧书，[62]却要花去五六万日元，同样的钱，在日本可以买一台名牌大彩电。永井先生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尊敬!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东方、内山、中华、中国、朋友、燎原、亚东、鹤本、琳琅阁、通志堂等专营中文图书及日文、韩文、西文汉学出版物的书店，及中文出版社、汲古书院等均编有详细的订书目录，一般每月出一册(有几十页甚至一二百页)，寄赠日本各地的相关研究者和单位，使他们即便不去东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的书店，也可以通过邮购等方式及时买到自己需要的书籍。这些书店从中国进口图书的速度很快，可以做到与中国差不多同时上柜。笔者于1999年10月2日、3日在大阪关西大学参加日本中国学会第51届大会时，近20家经销中文及日文汉学图书的书店、出版社到会场设摊售书，[63]品种十分丰富，绝大多数都是前一两年出版的。《辞海》(1999年版)在中国内地是从当年10月初陆续上市的，而在那次会议会场的书摊上就可以买到了。同时，我还见到了《中国丛书广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两岸四库学》、《乾嘉考据学》、《清代义理学新貌》、《日本汉学思想史论考》等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些书早已放进日本有关学者的书斋，有的书已在次年上半年发表的论文中作为引文来源或参考文献出现。

在日本，不但买新书容易，买旧书也较方便。在上面提到的专营中文图书及日文、韩文、西文汉学出版物的书店中，不但有大量20世纪70～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问世的图书，还有不少50～60年代甚至20～30年代的出版物，而其中的一些书在中国内地的有关图书馆中也已很难找到了。琳琅阁书店以经营此类旧书为主，品种尤为丰富，上面提到的《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论文丛刊》第2辑即有出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东京JR山手线佐佐木车站附近的东丰书店，是我至今到过的所有经营汉学图书的书店中品种最为丰富的。该书店新旧兼备，店面虽然不算大，但店中每一处可以利用的空间都顶天立地、密密麻麻而又井然有序地堆满了各种汉学图书，其中有些书在收藏汉学图书十分丰富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难以找到。在日本的一些汉学研究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凡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就去东丰书店找。笔者久仰其名，上次到东京时，一下火车，就直奔该店，果然名不虚传，令人惊喜。该书店的营业员仅有一人，既是店主又是员工，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据说早年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大学法学部。虽然他不善言谈，对顾客也不如一般日本书店的店员客气，但他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却倾心尽力地经营该书店已达数十年，千方百计为顾客找书。他和他所经营并为之献身的东丰书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这样的汉学书店，在全世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当属凤毛麟角了吧。闲暇时逛逛这些书店或翻翻书店寄来的书目，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

此外，日本学者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上述书店订阅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出版的学术性期刊。日本的书志学研究者一般都订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和台湾学生书局主办的《中国书目季刊》，而中国内地的古文献学研究者却较难读到日本汲古书院主办的《汲古》杂志[64]、日本书志学会主办的《书志学》杂志(已停刊)、日本汉籍研究会主办的《汉籍:整理と研究》以及台湾的《中国书目季刊》等。至于同古文献学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东洋文库主办的《东洋文库书报》和《东洋学报》、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主办的《斯道文库论集》、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出土资料研究》、日本中国学会主办的《日本中国学会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东方学报》、日本斯文会主办的《斯文》、日本东洋史研究会主办的《东洋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东洋文化》、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古典研究》、日本东北大学中国文史哲研究会主办的《集刊东洋学》、广岛大学东洋古典学研究会主办的《东洋古典学研究》、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主办的《汉学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等刊物，也很难见到。

再则，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学术著作的出版周期较短，从交稿到出书，一般为三四个月，论文则往往更快。而中国内地学者在这方面很吃亏，像古文献学之类的论著出版周期远较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为长。上述种种，为日本学者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笔者认为，中国的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和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同属汉字文化圈，都有不少学者研究古文献学，并且在研究成果、方法及资料等方面各有所长。近年来，上述各地的古文献学研究者虽然也有一些交流，但还远远不够，今后亟宜进一步加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对各方学者均有益处。近年来，我在与一些韩国学者交流中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研究汉学的论著往往引用台湾地区的出版物较多，而对中国内地学者的成果相对参考较少。1998年末，我在参加中韩人文科学研讨会时，有一位韩国学者研究《四库全书》有年，与我谈到很想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编纂《四库全书》时的有关原始档案。我告诉他该档案馆所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已于1997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并且附近的书店即有售。他买到此书后如获至宝，十分高兴。

鉴于中国内地对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甚少的状况，我很想在我所任教的浙江大学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及本科生开设一门名为“日本汉学概论”的课程，先从宏观方面概述日本汉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展望日本汉学的未来;再分别论述日本学者在中国思想、历史、文学、语言、文献、科技史等领域的主要成就;然后介绍日本的汉学研究机构、汉学人才培养、收藏汉籍的文库(图书馆)以及与汉学有关的出版社、期刊、书店等方面的情况。我准备边讲课边写讲稿，最后形成一本书。笔者深知完成这一计划的难度较大，会遇到诸多困难，也许是不自量力，但此项工作极富意义、很有魅力，我仍想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注释:

[1]在日本，古文献学一般被称为书志学，有时也被称为图书学。

[2]日本汲古书院，1995.

[3]日本民友社，1905.

[4]日本明治书院，1906.

[5]日本文求堂书店等，1933.

[6]日本吉川弘文馆，1970.

[7]日本明治书院，1979.

[8]日本汲古书院，1974.

[9]日本汲古书院，1974.

[10]日本汲古书院，1976.

[11]日本汲古书院，1976.

[12]日本汲古书院，1973-1977.

[13]日本汲古书院，1974.

[14]日本汲古书院，1976.

[15]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

[16]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

[17]日本讲谈社，1950.

[18]日本讲谈社，1971.

[19]日本雄松堂书店，1980.

[20]日本二玄社，1969.

[21]日本昭森社，1944.

[22]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

[23]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1973.

[24]日本筑摩书房，1991.

[25]日本图书馆事业研究会，1929.

[26]日本岩波书店，1977.

[27]日本和泉书院，1991.

[28]日本有光社，1944.

[29]日本青闲社，1944.

[30]日本青裳堂书店，1982.

[31]日本汲古书院，1988.

[32]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

[33]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

[34]日本平凡社，1976.

[35]日本岩南堂书店，1978.

[36]日本青裳堂书店，1982.

[37]日本富山房，1932.

[38]日本青裳堂书店，1981.

[39]日本印刷学会出版部，1949.

[40]日本三秀舍，1930.

[41]日本うツケドム社，1936.

[42]日本うツケドム社，1936.

[43]日本岩波书店，1999.

[44]日本汲古书院，1985-1993.包括《宋元版篇》、《解题篇一》、《解题篇二》、《人物篇》等四卷。

[45]日本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会，1957.

[46]日本三省堂，1973.

[47]日本汲古书院，1992.

[48]日本汲古书院，1990.

[49]日本同朋舍，1981.

[50]日本东京堂，1995.

[51]日本文书堂，1930.

[52]日本研文出版社，1987.

[53]日本国书刊行会，1994.

[54]日本创文社，1996.

[55]日本汲古书院，1991.

[56]台湾学生书局，1988.

[57]台湾学生书局，1994.

[58]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59]载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学生书局，1998.

[60]大部分并非专门研究阮元，而是其中有所论及.

[61]大象出版社，2006.

[62]在日本，有价值的旧书往往比新书还贵许多.

[63]日本召开大型学术会议时均如此.

[64]以刊登书志学论文为主，有点像中国的《文献》.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