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下)

朱　敏

五、漫谈文体

不少人都知道姜德明是我国著名的书话家、散文家，其实，除了躬身实践的这两种文体外，他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目力四射，也关注到其他多种文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约略体会到他对这些文体的看法:

1.关于书话

姜先生起初并不称呼自己的那些谈论书刊的文章为书话，在《书梦录》的“后记”中，他有一段点题的话:“我在读生活里的一部大书，特别是外出旅行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新鲜的感受，有可能就写一点散文。在家的时候就读一点杂书……但偶然读到一本书也会有梦一般的幻觉，我就写一点随笔，让已经沉睡多时的书与人重新活起来，并同我们的现实交相呼应。”这里的“随笔”其实就是指《书梦录》等我们看来很地道的“书话”，可见“散文”与“随笔”或说“书话”在姜先生眼里是有区别的。

《余时书话》是姜先生第一次在书名中明确使用“书话”来表明著作的性质。就像该书小引中表述的那样，简单地说，书话就是作者记录自己与书籍之间因缘的一种“最妥善”、最直接的方式。

姜先生在《唐弢的书话》[1]一文中谈到唐弢的书话:“有长有短，以短的居多，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他写起来体式不拘，真是兴之所至，信笔而书，读起来毫不费力。其中有的是从传统的题跋蜕化而来，有的又以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写出心中所爱。”姜先生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和不少对书话感兴趣的朋友都曾想学习唐弢书话的写法，却“总是不能自如”，同时指出:“模仿也不是出路，人们不应该忽略唐先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其中的奥妙一时也是学不来的。若是真心想学的话，反不如先学他那种爱书的一片童心。”可见在姜先生看来，没有对书的痴迷与热爱，是写不出“有味”的书话的，爱书成了写书话的“基本功”之一。

姜先生说:“我爱书话，它不是书评，也不是理论文章，似乎更近于谈书的掌故，倘能引起人们爱书的兴趣就很不错了。”他非常赞赏《晦庵书话》序中说的“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并认为唐弢写在自己所藏的书上的题字也应算是一篇篇书话，“有些掌故，有些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有一些独见和感慨，恰都是断章寸句，意有未尽，我以为这才是理想的书话”。谈书的掌故，含有资料，富于趣味，我想这就是他对书话的基本认识。

在他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一二两辑的两篇“序言”中更为集中更为全面地谈到了书话的界定、沿革、指导读书的功用以及诸位书话家的创作特点，谈得最多的依然是唐弢。唐弢在《晦庵书话》关于书话的那段经典的论述已在人们研究书话时广为接受，但姜先生同时指出:“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2]

他还很注重书话短小随意的特点，认为“书话不是书评，而长篇文艺评论性质的文章更不能代替书话”。在《一则书刊广告》[3]中，他对晓风拟定的《胡风书话》篇目提出意见:“把带有评论性的长文删去，借以充分显示书话的特点”，并把一些“书刊广告”认作是“不可多得的”书话。此外，他还赞赏孙犁的《书衣文录》是很别具一格的书话。

结合姜先生对回忆性小品等的态度，我觉得姜先生认为理想的书话应该具有篇幅短小的特点，同时在内容上可以更加收放自如而显得“杂”一点，它不需要像书评那样紧紧围绕原书有系统地加以分析评论，可以结合着书或作者随意展开或发挥，给人一点知识、趣味和掌故就可以了。姜先生的书话正是对这种观点的实践。至于姜先生自己的书话的特点，我在第一部分已有论述，简言之就是:视野开放、视角细微、资料充足、扎实可信、朴实隽永。

2.关于散文

姜德明是一位写有多部散文集的出色散文家。关于散文，他不仅有个人的阅读喜好，更有创作实践的心得。他的书话中有许多评论散文家和散文作品的文章，其实都是自己“散文观”的反映。

他喜欢那些面对现实、从生活出发、描写人事的文章，认为这样的文章不仅有可读性，更具有史料价值。为此，他曾批评钟敬文的一些“自我的情感抒发”、“单纯地表现自我”的文章，认为那样不免天地狭小;同时他又赞赏钟敬文的一些“人物记”，认为这些散文“不光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掠影，还具有史料的价值”[4]。

此外，姜先生认为“散文应该说真心话，尽量真实地反映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受，并以熟悉的表达方式来写作”，故此他赞同施蛰存关于“散文写好很难”的说法，因为“散文最易见作者的性格，亦最讲求真实、诚挚”，“从一个人的散文中间，可以透明地看到一个人的各方面修养”[5];在《书边草》的《朱自清的教训》一文中，谈到朱自清在写《欧洲杂记》时曾用心良苦地有意不让“我”字出现，姜先生认为:“若果一篇文章里不泄漏自己的感情，那么同读者的交流也就淡然了。不管怎么说，读者透过各种文体要看的还是一个作家的心。”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反对创作散文时抽离自身情感。可见，作者理想的散文至少应具有真诚、亲切的特点，这也是他所赞赏的巴金的散文和序跋的优点所在。

同时，他相信“散文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框式，写游记也没有一定之规，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散文可以不必过分相信那些分析和讲解散文格式的宏论。只要确有所感，作者不是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任意而书吗?凡是模式，多少总会妨害自由地表达思想的”[6]。但他也不是完全否定散文写作的学习，他自己就曾试图通过揣摩优秀作品的语句来提高自己的散文水平。例如，他曾在《写在〈边城〉的书边上》中说:“我想，有一天我总要把《边城》里那些醉人的句子摘出来，做点笔记，好让自己写散文时有点长进。”[7]虽然此文在收入《新文学版本》一书中时已不出现这一段话了。

在写作风格上，他一直喜欢朴实自然的散文:例如他在谈钱歌川的《北平夜话》时说他的散文“以亲切自然见胜，信笔而书，好像写的是身边琐事，可是读过之后并不感到繁琐絮叨。有的篇页即使命题严肃而又充满了知识，可是看起来还是随便得很，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娓娓动人。这种出之以轻松而又不失雅趣的笔墨，当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8];在散文集《寻找樱花》的后记中姜先生自道:“写作时我愿倾注感情，文字则尽量平淡。我向往朴素最美，往往为了追求这个境界而苦恼。当然，有时也想到要尽量写的短些。所有这一切，我仍然在追求着。”在后来的《〈中国散文精品·现代卷〉序》中，作者又说:“散文最忌雕饰，朴素最美。我坚信这一主张并向往这一境界。”

从这上面我们是否能总结出姜先生的散文观:真诚、朴实、从容自然、关注现实生活、融入个人思想感情。

3.关于杂文

杂文也是姜德明的书话中谈论较多的一种文体，这多少与此文体的政治性和评说社会现实的特性有关，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杂文的发起人和主将。姜先生谈叶圣陶在旧时代的随笔时，认为其“政治眼光的锐利，解剖社会既深刻又无情”[9]，并将这种特色视为“鲁迅的风格”。

在《书廊小品》中，姜先生曾集中介绍了一批抗战期间创作出版的杂文集，如叶圣陶的《西川集》，巴金的《控诉》、《感想》和《无题》，艾芜的《杂草集》，胡风的《棘源草》，宋云彬的《骨鲠集》，丁易的《丁易杂文》，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王季思的《新物语及其他》等。有趣的是，这些杂文集的作者平时都很少进行杂文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却都不约而同地写起杂文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姜先生在书中直接或间接地做出了回答:

他认为:“抗日战争改变了文人们平居书斋的日常生活，很多人都走上流徙大后方的征途。这种激烈的生活变动，不可能不影响作家在写作上的变化。凡是面对现实，具有爱国之心的人，总会看到战时的世态人生，如果关在书斋里是不易见到这些生活的。”[10]正是战争将文人从书斋赶向水深火热的现实人生，这种与社会的紧密接触、这种锥心刺骨的深切感受，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许多作家都很关心政治生活和国家命运，并拿起了杂文之笔。故而，他评论马彦祥的杂文“大多是社会政治方面的短论，反映了他的进步思想”，并同时指出“这也是三十年代杂文创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11]。

姜先生分析朱光潜编辑《文学杂志》想重振“京派”的意图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是急剧地在变化着，作家们并未生活在真空里，凡是面对现实的作家，都会对生活作出合理的回答。”“看看复刊后《文学杂志》所注重的那些学术论文，有哪一篇不是严肃文章，不是学人们多年辛劳的成绩，不是我们今天奉为有学术价值的力作。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一个文学刊物对这样的生死搏斗，是不能游离过远的。”[12]由此更可看出，杂文的兴盛是时代的选择。

姜先生认为巴金的杂文在读者中广受喜爱，其原因除了文风优美外，还在于其作品的真诚在读者中建立了威信，给人以亲切、平等、热情、肯说贴心话的感觉[13]。在评价马彦祥的杂文时，他指出:“如此无情的揭露除了认识上的深刻，也要具有一种批评的勇气。”此外，他还赞同叶圣陶的随笔“很少空喊口号，扎扎实实地谈的多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不故作姿态，不虚张声势”[14]。再结合他对杂文兴盛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姜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杂文应当真诚、机敏、锐利、有理有据、勇说真话并能直面现实人生、揭露社会问题。

4.关于序跋

序跋是姜德明喜爱的一种文体，它甚至可以看作是书话的一种。在《姜德明序跋》[15]一书中我们可以较为集中地欣赏到他为自己的编著所作的序跋。此外，他也给别人的书作序，比如他为《现代文学版本学》[16]所作的序就未收入该书。

在他的书话中，我们也可看到他对于序跋的一些看法:姜先生针对俞平伯曾反对给诗集加序的做法，提出过自己对序跋的意见:“诗集固然可以无序，但是作为读者则更希望知道一些诗集以外的因果和周折，这种心理和要求是正当的”，“总之，有话想对读者说则为序，否则将就形式，勉强说话当然就没有必要了”[17]。其实，作为一心替读者着想的作者，新成一书后大约都有想对读者说的话，鲁迅、巴金的集子几乎都有序跋，并且还为别人的书写过许多发自真心、富有见地的序跋。好的序跋是读者认识作品的钥匙，也是一篇隽永耐读的散文，它和作品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姜先生向来都很重视自己著作的序跋，从最初喜欢请唐弢、黄裳等名家写题跋，到渐渐不再劳烦别人而自己“操刀”作序，或者简省到只剩下自己写的“小引”或“代后记”，但无论怎样，他从未放弃这片与读者交流的小小天地，虽然这些序跋常常很短小，但吐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真心话。

至于姜先生后来的书中很少见到名人序跋的现象，我是这样理解的:姜先生长期从事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与文化名家接触较多，请他们作序可能也比旁人来得容易些，可他却不那样做了，大约是不想占用名家的宝贵时间，给他们带去不必要的搅扰。他的书中曾几次写到自己为报纸向前辈们约稿后，他们是怎样以带着病痛的衰体，牺牲自己的休息或养病时间来写稿子，这让作者一次次感动不已也于心不忍，后悔自己的冒失。他还写到不少老人因为外界的各种拜访、杂事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而烦恼。这些一定给姜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给这些文化老人们更多的自由和清静，少去打搅和占用他们的宝贵时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敬和配合。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举《因茅公逝世而想起的》[18]为证，此文即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想法:茅盾晚年身体不好，哮喘很严重，左目失明，右目视力仅0.3，而且八十几岁的老人毕竟精力不济，可他仍迫切地希望争取时间，多多写作，他的文学回忆录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奋笔而书的，是多么不易啊!可是不断有各地的不速之客(且又素不相识)来访，还有各种题词、写稿的约请，更有一些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动辄寄来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向老人“征求意见”。这些事无时不在剥削着老人的宝贵时间和有限精力，打断思路、干扰写作，让老人及其家人苦恼不已。这种处境很叫姜先生为之难过，他在文章末尾真情地呼吁:“茅公去了，我却想到叶圣陶、曹靖华、巴金、冰心、夏衍……给他们些时间，少去打搅他们吧!”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4月，可见他那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5.关于小品文

对于小品文，特别是对林语堂等编的轻松幽默的小品文刊物，姜德明在书话中有过不少反面评论，比如《〈谈风〉与鲁迅》一文在谈论提倡幽默小品的刊物时，姜先生很反感那种在民族有难、国家危亡的紧要时期还不痛不痒、悠然自得的散淡文字。他讽刺《谈风》的“消夏录专号”时愤愤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杀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人民正处在苦难中，不知谁还能悠闲地去研究如何消夏，谁还能幽默得起来?中国散文如果沿着他们的方向走下去，必然是死路一条。[19]

这常会给读者留下一个印象，觉得姜先生是痛恶这些幽默小品的。其实较为认真、全面地读过姜先生的书话之后，会发现他对这类文体的评价是很辩证很公允的。

例如《〈小品文与漫画〉》[20]一文对小品文以及林语堂等编的小品文刊物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他很赞成周谷城先生的一个观点:“小品文是普及的文章”，“小品文短小，读来当不甚费时。短文所述之理，当不能曲折至十分难懂。有此两个长处，小品文可作普及文化与教育之良好工具”。他指出，《太白》传统包括编辑方法应当继承，而《论语》、《宇宙风》、《人世间》等刊物所以能拥有不少读者，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过去我们批判《论语》是就刊物的主要倾向而谈的，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它们的某些内容和编辑技巧还是可以借鉴的，他还呼唤现在的散文随笔和笔记文学的创作。

《绿洲》一文中，姜先生对《绿洲》编辑室的一个声明中反对幽默和伤感的意见提出质疑:“如果幽默并不‘轻浮油滑’，感伤又非‘无病呻吟’又当如何呢?”可见姜先生并非简单地反对幽默、感伤，而是反对借幽默、感伤而“轻浮油滑”、“无病呻吟”，这就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对于林语堂等的“幽默风”的真实态度了。

看来姜先生还是很欣赏小品文短小易懂、便于普及的优势，也能留心那些不乏读者的小品文刊物的编辑技巧，他反对的只是那些在战争中倡导幽默的小品文刊物所表现出的对民族危亡和人民苦难的漠视和麻木，以及丧失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气节而安于在敌人的铁蹄下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

6.关于游记

游记本来也属于散文的一种，但在姜德明的书话中它们常常被单独论及。姜先生似乎并不很看重游记的文笔和景致，而是希望更多地看到作者的真实心情和感受，看到当地的民风民俗和生活现状，并很看重其中的史料性，这与他看待笔记文学和竹枝词的眼光相近，大约是史料研究者的“通病”吧。

他曾总结黄裳游记的一些特点[21]，如写景之外记述心情、写风景而好发议论、不注重山水风光而注重文物风俗等，这些都是他本人很赞许的;在总结朱自清在写《欧洲杂记》的教训时[22]，他认为想在游记中隐藏自己的感情而妨碍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是朱自清的失败教训。

姜先生在《燕城札记》中介绍了陈学昭的《忆巴黎》。“在这本《忆巴黎》里，人们简直找不到法国的景物和风土人情，也没有解剖巴黎人的心理状态。看到的只是一个青年女子在异国的心声和哀乐。我相信作者在写这部《忆巴黎》时，只想着发泄自己心灵的苦闷，对于异国风光已经没有兴致多费笔墨了。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这要比那些掩饰了自己的心灵而排比名胜的散文要有特点，更能感动读者。”[23]可见作者绝不欣赏那些“掩饰了自己的心灵而排比名胜”的游记。当然，他的这番论述与他以往批评那些“只抒发自心苦闷而不放眼‘大社会’”的作品“只局限于‘小我’”的言论似乎有些矛盾，我想这大约是《忆巴黎》的作者在书中抒发自己在巴黎时对祖国的深切怀恋赢得了姜先生的好感吧!

《书味集》中有三篇文章是谈游记类的书，反映出姜先生对于游记写作方面的一些思考:他不赞成游记只是单纯地记录风光或“若流水账般地呆滞实录”，还应该多写一些当地的社会风俗和人民生活，能反映出作者的喜好、思想和情感。他总结邓以哲的《西班牙游记》的特点是:记录所见大有选择，力避繁琐和一览无余，乐于直抒所感，不人云亦云;同时也指出其缺点是“涉笔过简，不足以窥见当时西班牙的社会风云和人民生活”，“不能真正体现时代的印迹”。他在评价徐霞村的《巴黎游记》时也说:“游记的天地本是十分宽广的，不必拘泥于浮光掠影地只写目见为实的死景，或奢谈人尽皆知的历史背景。游记可以写风景，但那景物是活生生的，既有与今天呼应的活的历史，也应有各色人等活在风景中。说到底读者记住的不是作家描绘的风景，而是透过风景看到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离开作家自己的真实思想，真实感情，光是记录外部感触，肯定是冷漠而无味的。”这段话可谓是姜先生为数不多而又集中地论述游记写法，很值得注意。

7.关于报告文学

关于报告文学，姜先生谈得不多。他曾以《中国的一日》[24]为例，说明报告文学篇幅巨大、过于冗长不是我国报告文学的传统，报告文学最大的优点是“时代感强，反映的问题迅速，不允许、似乎也不需要过多的文学加工，也不强求严密的结构和烦琐的雕饰。这样，它自然便显得犀利、明快、战斗性很强，篇幅也是十分精炼的”。这段话很短，却是姜先生对报告文学所作的最明确的表述，也很能改变我们今天对报告文学的印象，故摘录在此存照。

六、变与不变

从1981年5月《书叶集》出版，至2002年12月出版《新文学版本》，姜德明的书话集前后跨越了二十余年。若从收入集子的书话标明的写作时间来看，最早可以回溯到1962年[25]，其创作的时间跨度更是长达四十年之久。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姜先生的文学观、艺术观总体是一贯的，但也有一些不甚鲜明的变化，正如本文第三部分已专门论述过的，这是个人所处的时代、生活经历和工作环境等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有其根源，这里就不重复论述了。在对一些具体事物的态度和认识方面，更会有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姜先生对自己文章的修改中，或是对某一人事先后论述的对比中。

在姜先生众多的书话创作集、选集中，难免会有重复收入的文章，即使是在不同的文章中，也难免会谈到相同的人或作品。通过前后对比可以发现，除了文句的调整之外，他对文章的修改和认识事物的变化通常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见识的增长而带动的知识更新。

例如:《活的鲁迅》是一本有关鲁迅研究的选集，其中绝大多数篇目选自此前几本书话集。在一些文章中，姜先生以“附记”的形式补充了不少后来发现的新史料和获得的新信息。又如，他曾在《林庚白的自画像》[26]一文中讲到林庚白当年攻击鲁迅的一段公案。单黎看了此文后写了《〈林庚白的自画像〉补遗》，就具体细节作了补充。姜先生将此文作为附录一并收入《书边草》中，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更确切的资料。后来在《丽白楼自选诗》中，他又摘录了夏衍看过此文后写信提出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在旧文中对林庚白的认识，并慨叹:“看人论事的确不能以凝固的眼光一成不变。”[27]

再举一个例子:姜先生在《书廊小品》一书的《朱湘编〈新文〉》中，曾以为这种全部作品都由一人包办的刊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当他发现1928年10月高长虹在上海创办的《长虹周刊》也是自唱独角戏时，便写文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说法[28]。

这些例子都显示了作者治学的谨慎态度，也从侧面说明了新文学史料的发现对新文学研究的推动作用。

另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和言论环境的改善，作者看待事物的眼光会有所变化。这当中也包括他在文学观上关于“政治”与“艺术”的观点出现松动，不过诚如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的那样，对部分作家作品态度的改善并没有扭转他心底固有的文艺观。但无论怎样，总体来看，姜先生的态度越来越温和了，评人论事亦更加宽容了。

例如，我发现姜先生对于钱玄同的态度似乎就有所转变。在《书叶集》的《鲁迅与钱玄同》一文中，他虽然不无好感地谈到钱玄同那种热烈直爽、快人快语的性格，但重点还在于批评和讽刺钱玄同后期的许多做法，狠狠地为鲁迅和钱玄同之间的“恶交”作以清算，可以说是毫不客气的。在《书味集》的《胡适与钱玄同》及《钱玄同的文集》中，姜先生很赞赏早期的钱玄同作为革命文学的闯将的那种充满热情、革命彻底、敢做敢为的精神，对其后半生所为似乎也宽宏、平和了许多。比如钱玄同悔其少作而放弃编文集，并在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中留下一段“幽默的戏语”:四十四岁时想出一本《四四自思辞》;五十五岁出一本《五五吾悟书》;六十六岁出一本《六六碌碌录》;七十七岁出一本《七七戚戚集》。姜先生并未对此表示不屑或批评，只是说这“诙谐声”中“很见钱氏的性格”:“他机敏明快，可又有点看破了一切的味道。”可见他对钱氏的性格并不反感，对其早期的贡献也能给以正确评价。钱氏最终未向日伪政府低头，也算是未失晚节吧!

又如，姜先生1962年曾介绍过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但当时怀有顾虑，在政治的风波下也难以确定自己的认识正确与否，故而未曾畅谈，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是非得以澄清之后，他又再在《书坊归来》中重新谈论了这种刊物，并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至于修改的方法，一种是上面谈到的通过“附记”、“附录”的方式加以补充，或在其他文章中明确说明自己认识的转变;另一种则是不动声色地修改旧文。

姜先生曾在《文苑漫拾》的“后记”中坦言:“书中个别文章留有旧时烙印，如《卓别林的悲剧》，当初一发表，即有友人说我对卓大师要求过苛。我同意，若改动则冒充先知，似可不必”。暂不论作者对卓别林的态度是否过于苛刻，在新的集子中对旧作加以修改是否妥当，这里我只想说明一个事实，即姜先生并非不改旧作。

例如:《文苑漫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中的《鲁迅与沈兼士》一文中既有数处与《活的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中的同名文章有出入，并且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改动，而是涉及到他对沈兼士的态度和评价，主要是关于沈兼士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出任国民党教育部的平津区教育善后复员特派员一事的评价。两文中均指出“沈兼士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小学家走到政界去，由于我所见到的资料不多，不敢下断语”，这自然是史料学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作风。但姜先生后文还是对旧文中的相关论述作了修改。他始终认为无论沈兼士主观上如何，但是他出任国民党教育部职务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可是当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沈兼士后来“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旧文中说“可能即指此事”，似乎对此说有些认同;《文苑漫拾》中则明确表示“说沈‘特务’过分了”;旧文中于“在他任职教育部的一两年中，似乎并无更多的劣迹”后还写道:“如果说他是因为思想糊涂竟至了作旧时代的牺牲品，好像也可以说得过去。总之，这是他一生中洗不掉的一个污点吧。”本书中已将这句评语删去，只简单地说:“鲁迅先生当年称赞过的这位老朋友在时代变幻中晚年还是有点变化。”很明显，作者的修改是有意识的，他对沈兼士的态度更加温和宽容了。

再如《〈围城〉的封面》，在《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和《姜德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中都有收录，但细心比较，两文还是略有不同:在比较丁聪为1947年5月上海晨光公司的《围城》初版本设计的封面和英国现代画家华尔德·理查·锡克特为1948年9月的再版本设计的封面时，前文明确指出自己更喜欢丁聪的设计;后文中将自己的喜好和评价删去了，只是笼统地说锡克特的封面画《烦恼》与“丁聪的设计有相同和巧合之处，都是在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烦恼，而且主人公都是一对男女。这是否很典型地体现了《围城》的主题，真是见仁见智”。他又在介绍了锡克特本人及其创作特点后说:“《围城》再版本换上它来作封面，可能是借用它的讽刺、象征意味，这与书的总体气氛也是吻合的。也许以为它的内涵比丁聪的设计丰富些?”这样的改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姜先生表态更为慎重，不愿轻易以主观的喜好来影响读者;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锡克特了解的深入，姜先生的审美倾向有所变化。

由此我想，关于友人提出意见的《卓别林的悲剧》姜先生未作改动，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有坚持原有看法的理由，并非真是害怕“冒充先知”。随着资料的充实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原有事物的认识也存在一个不断深入和修正的过程，出于本心地据此修改旧作，实在无可厚非，而且是一种科学认真并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七、关于其他

姜德明的书籍世界实在富饶迷人，还有许多问题他虽然没有全面系统地论述过，但在他文章的只言片语中不乏对这些问题的真知灼见。

1.姜德明的史料观

姜先生很重视史料搜集和利用，在黄裳为他的《书边草》所写的序中即有所反映，他在书话创作的早期就已十分重视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零碎材料，并对阿英等人对文史资料的编辑技巧和研究方法十分重视。看游记、笔记等时，他也很注重其中的史料价值。而他写作书话，除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更多的也是依靠史料研究的功夫，包括他的许多回忆性文章，都建立在史料的大量占有和细致研读基础上。

姜先生很重视史料研究，深知其意义，并将之作为求知和做学问的基础。在谈李辉写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时，说李辉在校订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几个版本的基础上，依据大量史料写成这本书，“这也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知和做学问的必由之路，一切观点和结论都在掌握了大量真实的材料之后，很多作品的诞生都要经历这一过程”。[29]

他在谈论同样热衷于史料研究的上海书友陈子善时说:“一批作家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文学史某些章节的空白得以填补，莫不与史料的新发现大有关系。不重史料，仅凭印象，光靠说空话来定是非的现象再也不该继续了。”他还讲到“很多前人从资料研究开始，终于走向专门家和学人的道路”[30]，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例，他的研究不就是从“旧书摊”和“史料堆”中起步的吗?

他在评价杨义的著作时，说杨义深味其师唐弢先生的治学之道:一切研究工作的开端，应从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入手。正因为如此，杨义的学术著作才能“无空谈妄语，或作概念游戏，真知灼见皆翔实有据”[31]。看得出，作者始终把史料摆在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开端的正确位置并加以重视。

此外，姜先生深知保存史料的紧迫性。在《唐弢与〈丽芒湖上〉》[32]一文中，姜先生就很赞赏唐弢研究鲁迅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资料的做法，并很赞同唐弢“材料的提供，却是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观点。姜先生历来都很重视包括鲁迅在内的所有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和保存，因为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不可复得的宝贵资源。他曾在不少文章中叹息自己未曾在那些现代文学的当事人在世时，就某些疑难请教，如今物散人亡，很多问题就难以澄清了。黄裳曾在《书边草》序中说过:十年动乱中，“文献毁失沦亡、作者痛遭迫害”、“阴谋文艺”泛滥，要弥补这样巨大的损失，澄清历史、明辨是非，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尽量完整地将原始的、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而且做得愈快愈好”。我想，姜先生后期写了大量关于新文学前辈的回忆性文章，大约也有此用意吧。

但是，史料在姜先生那里除了提供研究的价值之外，也深含趣味。我们都知道，新文学书籍中的签名本特别是留有序跋或批注的签名本，往往能提供宝贵的史料。除此而外，他在《余时书话》中有三篇文章专谈签名本的趣味，说白了就是:“每本有作家签名的书，其散失、流传的经过，我相信都可以引出一个或长或短的故事来。看起来琐细，也许会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代意义。”[33]其实就一句话:喜欢签名本带有的历史感!他收集有不少旧时的戏报，并说:“保存戏单无非为了唤起自己的记忆，作为怀旧的史料。”那些年代久远的戏报对于他来说是“陌生而又令人向往的”:

京剧鼎盛时期的气势和名演员的风采，似乎都可以从这老戏报中呼吸到一二。我想关注今天是不错的，但不屑于认识前人的喜怒不是太冷漠了吗!空无想象和联想的日子似乎也过于单调了。[34]

看来他在沉迷史料时，也带着想象和回味旧时人事的情怀和趣味啊!

2.关于新文学版本学研究

姜先生的书话中常会谈些史料谈些版本，他写书话的过程也常常是进行新文学版本和史料学研究的过程。但他很少直接谈及新文学版本学的研究方法，直到后来出版的《新文学版本》一书，才在上编“诱人的新文学版本”概述性地介绍了有关新文学版本的一些问题，并且是结合大量实例的阐述，而非纯粹理论上的论述，内容不多，只有九篇文章34页的篇幅，但这毕竟是他对此问题最集中的论述，很值得重视。

他从西方现代机械印刷术传入我国，使得传统的雕版线装书逐渐遁形的历史背景切入，来谈新文学版本的诞生，并介绍了阿英、唐弢等最早关注新文学版本的人，强调新文学版本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于新文学版本的界定，他并不主张一味按照时限的死板划分，而应结合考虑其内容等多方面因素，依具体情况而定，兼顾新文学版本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他提出“除了重视初版本外，凡是有较大改动的后印版本，也都是不可忽视的，不应该光是盯住初版本不放”，此外，还应注意土纸本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特有的历史价值;

关于新文学版本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完全可以沿用古籍版本学中的目录学、校勘学等方法，对新文学的版本进行考证、辨析、辑佚、增补等一些列的复杂工程”，强调校勘工作的必要性，不能轻信白纸黑字，要注意到新文学时期复杂的斗争情况和艰苦的社会环境，抓住资料的矛盾处、可疑处充分发掘资料，以便“弄清某些疑难问题的来龙去脉，廓清历来以讹传讹的结论”;

关于新文学版本中的善本书的界定，姜先生也在朱金顺所著《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提出的重要原本、孤本、手稿本、新印善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认为还可包括作家题跋签名、作家亲笔校订本、部分土纸本、革命烈士的作品、引发出版界命案和重大风波的书、从装帧艺术角度讲有价值的书等，考虑甚为周全细致。

在为《现代文学版本学》[35]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说:

现代文学研究，要不要像古典文学那样将版本的校勘、辩伪、辑佚等工作，现在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然而，它是否已经引起公众的承认，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真正重视，仍是疑问。例如，关于某些现代文学“汇校本”是否有必要出版，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依我看来，这也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版本学缺乏理解的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现代文学的历史不算很长，“现代文学版本学”的建立更晚，到底还是一个新兴学科，早就应该有人来做理论的总结和研究了。

姜先生的确是新文学版本学的积极实践者和热心倡导人。在姜先生的书话创作中，他有关版本学最常用的方法恐怕是“可疑”版本的考证、辩伪和不同版本的汇校和补遗。为了引起人们对新文学版本的重视，他常在澄清了一段新文学版本悬案、错案之后以此为例，反复强调新文学书刊也要讲究版本，注意做好汇校和辑佚工作。

3.关于书籍装帧艺术

读姜德明的书话，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他很留心介绍书刊的外部形态，包括开本、用纸、插图和封面设计等。版本学中当然也注意著录书籍的外部特征，但姜先生这样做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他对书籍装帧艺术的关注和喜爱。

鲁迅很早就很重视和提倡中国新文学版本的装帧艺术，有意将国外的书籍装帧艺术引入国内，并注意团结一大批青年美术家投入书籍装帧设计工作中。鲁迅给自己和别人的书刊设计封面时，“总是照顾到书刊的内容和特征，选择不同性质的图案来作装饰，同时也不会忘记强调民族风格和现代气息”。姜德明很欣赏鲁迅的书籍装帧观念，对于他晚年只用手写书名、签名或红印章的简洁设计也很欣赏，认为“非常传统，又非常清新，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带有创新的意义”。他称“鲁迅先生对我国现代书籍版本艺术的建立和发展，起到启蒙和推动的作用”[36]。我想姜先生对书籍装帧艺术的关注也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姜德明写过不少专门介绍书籍装帧艺术的文章，介绍过丰子恺、闻一多、陶元庆、叶浅予、廖冰兄、丁聪、司徒乔、陈之佛、卞之琳等十多人的封面画，丁聪、费新我、叶鼎洛的插图，钱君匋装帧画例，西厓的装饰画……他还专门谈到照片作封面的问题，认为只要使用得当，并不会妨碍文学意味和书卷氛围[37]。《书籍装帧艺术的魅力》一文具有总述性质，姜先生谈到了鲁迅在中国书籍装帧史上的地位，也谈到“文人参与新文学版本的设计是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上的一大特色，形成新文学版本浓郁的文学气息和丰富多样的色彩”。我认为，含蓄之美和书卷气息、对作品氛围的准确传达、不拘一格的新尝试，这些都是姜先生所欣赏的。

此外，姜先生还十分注重自己的著作的装帧设计，他早期的不少书都由名人题签和设计封面，比如曹辛之设计《书叶集》，《书边草》则由叶圣陶题字、钱君匋设计封面，《燕城杂记》是黄苗子题字。但后期的集子因为大多数被编入丛书中，没有了发挥个性的条件，也就显得随便些了。

除了书刊的封面设计，姜德明也很早注意到插图、社标、漫画等其他艺术元素同文学的结合。

在《与巴金闲谈》一书中，他多次询问巴老关于“文学丛刊”及“文学小丛刊”、“文季丛书”的封面设计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商标等问题;他对版画家及漫画家也很关注，因为这都是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组成部分。他曾说:“杂文和漫画都是讽刺的，两者都可发挥匕首式的作用。漫画刊物注重发表作家的文章，文学刊物也不放弃漫画家的作品，这也是三十年代不少刊物行之有效的编辑经验，也是鲁迅编辑思想的一种体现。”[38]

但是，对于中国很多艺术家们热衷于粗线条的传单似的木刻和大喊口号的漫画，姜先生并不赞成，他曾借用萧乾在《英国版画集》“代序”中的话表明自己的喜好:他不赞成那些不能渗透到生活中去，言不由衷地为“战斗性”而表面化地去反映生活的作品。[39]他评价方成的漫画受到那么多观众的喜爱，“绝不是靠脱离生活，或迁低就俗地去迎合不健康的趣味，更不是靠板起面孔喊口号”[40]，认为这才是他成功的秘诀。

对题花这样的小细节姜先生也没有放过。在《大地漫笔》[38]中就有一篇短文专谈丁聪和徐启雄的小题花，不仅赞赏他们的画笔，更赞扬了他们不追名逐利，甘为报刊画些不署名的小题花的奉献精神;此外，他还专门谈过钱君匋的刊头画。

姜先生为老装帧设计家、老书刊封面“立此存照”，也是希望以此来激发当今书籍装帧设计的灵感，引起大家重视，以推动这些方面的发展。对此，他是早有用心的。姜先生后来出版《书衣百影》、《插图拾萃》等书实在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啊!

4.关于书刊广告

姜德明十分重视以前的旧书刊广告，他有九本话集共计10篇文章(去除重复)专谈了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书店、创造社、新月社等老牌出版社和鲁迅、巴金、老舍等老作家们的书刊广告。他发掘出不少广告可作为精炼隽永的书话来欣赏，并建议作为作家佚文补入文集中去。他说:“我一向热爱鲁迅先生写的书刊广告，亦曾为叶圣陶、巴金两位敬爱的前辈搜集过他们写的广告，并鼓动他们发表。值得高兴的是，我把这些广告发表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书讯’小报上，果然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正是报刊纷纷转载，如同发表新作。”《书讯》小报我没有看到，但他对旧书刊广告的用心推介是从中可知了。

姜先生曾对晓风拟定的《胡风书话》篇目提出意见:“把带有评论性的长文删去”，却把一些“书刊广告”认作“不可多得的”书话，建议收入书中[41];他所主编、纪申选编的《巴金书话》最后一辑就全部是巴金为自己或他人的书撰写的广告词，主要是自由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书。这些当初未曾署名、鲜为人知的短小文字，的确堪称一类风格独具的书话了。此外，他还曾想“从鲁迅先生始，为新文学作家们开创的书刊广告文学编成一本小册子，再加上所介绍的书影，岂不也是一本亦文亦图的书话选集”。[42]

他很不满意当今的文艺书刊广告，并说:“印象中几无可以吸引人者，更不要说吟味欣赏了。多年来官商的遗毒未尽，有些书刊广告写得不仅乏味，板着面孔像是在发布命令和通告……”[43]他欣赏的是过去那种“内容概括得准确，用语得当”、写法不拘、文字精粹、从容自如、有推荐之意而无肉麻之嫌的“书话式”的书刊广告。

我注意到《流水集》所在的“火凤凰文库”、《梦书怀人录》所属的“书友文丛”，以及姜先生自己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都在书后附有该丛书本辑中所有书的简介，颇有些老书刊广告的风采。

写到这里，我不由惭愧起来: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中有那么丰富的宝藏，我这里所能陈列的不过只翎片羽;姜先生的书话读起来那么富于趣味，我这篇将之“大解七块”的文章却未必能将其情趣传达一二;而他文章中那么丰富动人的书、人、事，他笔下那么多姿多彩的现代文学世界，我在这里又能撷取多少呢?稍可庆幸的是，大家在这篇“条块分割”的呆板文章中，总算可以管窥他的书籍世界之一斑。但若想真正领略他的书籍世界之奥妙，我劝您还是拿起他的书话亲自读一读吧!

2004年6月8日中午初稿

2004年7月1日复查

附录:姜德明书话著作书目

《书叶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1985年4月再版

《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初版，1983年5月再版

《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

《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活的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

《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1996年10月再版

《梦书怀人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书摊梦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

《流水集》，远东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姜德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

《书坊归来》，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3月初版

《文苑漫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

《守望冷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

《猎书偶记》，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

《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

(有些书界于散文和书话之间，以上书目对此的取舍未必恰当)

参考文献:

[1]姜德明.唐弢的书话.见: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

[2]姜德明主编.现代书话丛书.北京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

[3]姜德明.一则书刊广告.见: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4]姜德明.钟敬文的散文.见: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

[5]姜德明.《灯下集》和《待旦录》.见: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6]姜德明.《忆巴黎》.见: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7]姜德明.写在《边城》的书边上.见: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8]姜德明.《北平夜话》.见: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9]姜德明.战火书简.见: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10]姜德明.王季思的《新物语及其他》.见: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11]姜德明.马彦祥的杂文.见: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12]姜德明.朱光潜编《文学杂志》.见: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13]姜德明.巴金的《无题》以及其他.见: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14]姜德明.叶圣陶的《西川集》.见: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15]姜德明.姜德明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

[16]王宗芳，孙伟著.现代文学版本学.珠海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

[17]姜德明.《西还》前后.见: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18]姜德明.因茅公逝世而想起的.见:文苑漫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

[19]姜德明.《谈风》与鲁迅.见:书廊小品.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20]姜德明.《小品文与漫画》.见: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21]姜德明.《锦帆集》和《锦帆集外》.见: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

[22]姜德明.朱自清的教训.见: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再版。

[23]姜德明.《忆巴黎》.见: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24]姜德明.《中国的一日》的启示.见:书味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初版。

[25]上世纪60年代初姜德明曾应邀为《天津晚报》的文艺副刊写过“书叶小集”专栏，这大概是他最早的一批书话创作。

我所认识的安岗(见:流水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中介绍，“有的题目分别写了周扬、夏衍、吴晗、孟超……”这个专栏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难以查考。按常规，《书叶集》本该是这些专栏文章的合集，但此书的后记中指出，书中除少数几篇写于六十年代和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绝大多数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完成的。就收入《书边草》中的19篇写作与六十年代的文章，时间全部集中于1962年，大约正是为该专栏而作。

[26]姜德明.林庚白的自画像.见:书边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再版。

[27]姜德明.《丽白楼自选诗》.见: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28]姜德明.《长虹周刊》.见: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

[29]姜德明.阅历人生.见:梦书怀人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30]姜德明.“捞针”.见: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31]姜德明.《中国新文学图志》.见: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32]姜德明.唐弢与《丽芒湖上》.见:书摊梦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

[33]姜德明.签名本的趣味(之一).见: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

[34]姜德明.戏报种种.见: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35]王宗芳，孙伟红著.现代文学版本学.珠海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

[36]姜德明.书籍装帧的艺术魅力.见: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37]姜德明.照片入封面.见: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38]姜德明.鲁迅与《漫画生活》.见:梦书怀人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39]姜德明.萧乾与《英国版画集》.见:文苑漫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

[40]姜德明.方成的漫画.见:梦书怀人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41]姜德明.大地漫笔.见: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

[42]姜德明.一则书刊广告.见: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43]姜德明.作家写广告.见:梦书怀人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