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能够改变世界

“书籍应该不应该改变世界”这个“臭名昭著”的问题，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问题，其实是毋庸回答的。人们翻来覆去地提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不愿中断这种清谈罢了。而在此期间，书籍却在继续改变着世界。不管应该不应该，也不管作者有没有这种意图，反正书籍在改变着世界。还不仅仅是那些有显著影响的书籍，例如狄更斯的小说，它们曾使英国的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大为改观。

无意者的作品却比有心人的作品对世界的变化作出的贡献更大，这是对创作的一种“嘲讽”。一部关于养蜂的好作品对于一部拙劣的作品来说——哪怕它是以圣保罗的生活为题材——犹如是高悬的恒星。对于圣保罗来说，这养蜂的好作品比那宣扬他本人的拙劣作品更有价值。

并不是说，一本书的作者不能回答“他是否想要改变世界”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答复——无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答复——对于实现他的真正目的却毫无影响。当一个人在运用语言，或者说语言通过他表达出来时，他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加以控制的。不管他写什么——鲜血还是屋前的小花园，糖水还是原子时代的间谍——他都无法知道，将带来什么后果。实际上，他是在用写下的每一个字支付他那份遗产，这笔遗产究竟有多少，他是无从知道的。他永远不会明了，他的哪一句话，在哪位读者那儿，起到了哪种惊人的效果。举个例子：一个16岁的青年在旧书店买了一卷尼采的著作，或者一位年轻的女士纯粹为了赶时髦，买了一本“案头必备”的读物。无论尼采，还是那位畅销书的作家，都无法知道，他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这些内行当然清楚，卡尔·迈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属于什么流派。但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对于作品给他带来的激情出自何处是不介意的。不管它是来自行驶在肮脏市郊的有轨电车，还是来自觥筹交错的沙龙，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一本书究竟会有多少种不同的遭际，这是人们无法了解的。比如说，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彻夜不眠地攻读一部作品。就在同一个夜晚，还有一位图书馆的女主顾和一位书店的学徒同样在孜孜不倦地阅读这本书。3个人同样废寝忘食，他们都被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可是3个人对作品的领会却大相径庭：博士研究生喜爱的是作者犀利的风格，图书馆的女主顾只觉得情节紧张，而书店的学徒则为作者细腻的笔触而倾倒。

很遗憾，永远也不会有人把他们3个人的看法统一起来。一部作品只经过3个人的手吗？恐怕连最没有销路的书籍也会有数百个读者。可是，如果无法了解各位读者是怎样对待一部作品的话，那么单凭数字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作品与其作者一样，是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它们大批出版，又大批消失。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到他15岁那一年，他可能在旧书店的货架上找到一本远在他出世之前就成了削价商品的书，但他却可能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写书、评书、出版书、发行书的内行们都不知道，他们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把这场无休无止的官司打到底：他们颁发头衔和荣誉，如果被他们视为下乘之作的书籍突然走运时，他们就会大为恼火，可是，被他们另眼相看的作品有了好销路时，他们为什么就不会这样愤愤不平呢？谁对一本销路好的书洋洋自得，谁就不应该对别的行情差的书幸灾乐祸。可是他们却偏偏这么做。完全成了数字的奴隶。如果谁以为，一本书发行量大，就可以给它特殊荣誉；一本书发行量小，就可以把它“列入另册”，那他就犯了“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这种错误。莫非歌特弗里德·本的书有销路，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吗？莫非如果卡勒斯小姐的书无人问津，她就不是伟大的作家了吗？我可以设想，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刚出世的孩子，到他15岁那年，就可能从削价书目中找出一本她的作品，并被它深深吸引。

书籍很少被送去做纸浆。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保存在一个地方。一当发行之后，它们便听天由命了。它们作为新书只是一瞬间的事。过了这一瞬间，它们就被更新的书所代替，成为旧书了。刚刚成为旧书，还是70年前就成了旧书，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每一本书都在改变世界。这些白纸黑字告诉人们每一本书——关于养蜂的也罢，关于圣保罗的也罢，都有这种权利，即使它们自己没有提出来。

王民　译

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年生），

德国作家，生于东普鲁士的吕克。他曾参加希特勒的青年团，战争结束前不久被征入伍，在纳粹军队崩溃时逃往丹麦。战后在汉堡攻读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和哲学。他的长篇小说《德语课》分析了长期被作为“德意志品质”来宣扬的“忠于职守”思想，是战后西德流行较广的小说之一。此外重要的作品还有《与影子的决斗》、《激流中的人》、《面包与竞赛》、《满城风雨》,《家乡博物馆》,《爱因斯坦在汉堡横渡易北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