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院原法律系办公旧址，老伴问我，大学读书五年，你最崇敬的老师是谁？我说老师我都崇敬，如果只让说一个，就是陈守一老师了。当年，我作为我们班的支部书记，比别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老师，聆听他的教诲。
我是持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进校门的，报到时才知道，我已调整到法律系。我当时对法律不甚了解，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头也隐藏不快。这时负责报到的郑老师通知我，陈主任找你谈话。我这个来自农村的新生心头掠过一丝莫名的紧张，不知系主任找我谈何事。老师领着我来到曲径通幽的燕东园，进入一个有“十”字形空隙砖围墙、方形院落圆形门的雅致别墅。一进门见到一个高个、秃顶、和蔼的长者，这就是陈主任了。这位1929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法学名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初司法部的老司长，1954年法律系重建后的系主任，集法学家、法学教育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长者，一点架子也没有，谈话慢声细语，平易可亲。他告诉我，今年他负责北大招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我认为你更适合读法律，所以就把你要到了法律系。国家急需法律人才，法律又是机密专业，你是党员，相信你不会有什么想法，也相信你一定能学好法律。”寥寥数语，道出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希望，心中那一丝不解、不快和不安便顷刻化解了。“机密专业”的话，也唤起了我对学法律的自豪。
大约过了半年，系里通知我，陈主任找我了解新生学习中的问题。我不怎么会汇报，尽说些具体问题。如对教材中哪个提法不理解，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的有的话弄不懂。这些“拦路虎”，往往挡道，一处不懂得，书就看不下去等。陈主任微笑着听完我的啰嗦，对我说，请你回去告诉同学们，不要着急，慢慢来。刚开始不懂之处多很正常。有些具体词句不懂，可以先绕开它，先着眼全段大意，看懂全篇是个啥意思，回过头再看，小地方就容易懂了。他还强调，一年级学的是基础理论，必须学扎实。要刻苦钻研，既要下苦功，又不钻牛角。这次谈话，既是鼓励，又教方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先着重理解全篇精神，再解决具体问题的学习方法，至今还在指导我的阅读。
我读书期间，陈主任年事已高，一般不带研究生了，系务也多由副主任管。但是系里的重大活动，他都到场讲话。有一次，我参加关于法律本质的学术讨论。大家没有料到，陈主任悄然入座。当时流行的见解是，法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陈主任根据大家讨论情况，在发言中提出：以往对法的本质的论述，多是从法的起源角度讲的。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历史条件下，讲法的本质应主要考虑法的作用。这个看法，不是从学术眼光看问题，而是从国家管理的全局着眼，蕴涵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一次在全系大会上，他从中外法律比较的角度，进一步论述法的本质，说中西法律的区别，不过是隔了一层纸。今天看来，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中外法律息息相通。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这么说是需要勇气的。陈主任这些见解，反映了他的深厚理论造诣，使我多次领略了老师的大家风范。
“文化大革命”前夕，法律系师生研究甄别历史案件，被人称为“平冤狱”，并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无限上纲。“文化大革命”初，德高望重的陈主任全校第一个被戴高帽批斗。我原以为，是因为“平冤狱”问题。后来才知道，这只是看表面。“文化大革命”初始，康生之流到北大点火，派他的老婆曹轶欧炮制第一张大字报，引诱陈主任签名。陈主任断然拒绝，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找人签署。从此陈主任吃尽苦头，横遭迫害。陈主任此举，是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抵制。在挨批斗过程中，老师沉着应对。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教授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
如果说，心地善良、为人谦和、抱朴守拙是父母所赐，那么理论素养、理性思维和理论求索就是北大所教、老师恩惠了。我记得陈主任一次在全系欢送毕业生大会上说，你们已经学完了规定的课程，却远远没有学完有用的知识。北大给你们的，只是一本读书的目录或索引。参加工作多年后，再琢磨老师的这句话，感到尤为深刻。我主持过省里司法部门的工作，也同时分管过六七摊具体法律业务，每天都要遇到成堆的问题，哪一个书本上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在调查研究、情况了然于胸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解决之法。在学校学到的，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解决问题的指导。多年来，我坚持实用法律理论研究，搞好分类指导，解决无数疑难问题，出了自己的理论专著。我体会到，北大的基础理论教育，是交付到每个学生手里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在前进途中，就有仙人指路。
北大的师承，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无论走到哪里，当别人知道我是北大学生时，经常赢得额外的尊重。有位中学老校长告诉我，你们北大毕业的教师，备课认真、扎实，有的课文只几句话，也写出讲稿几大篇，一般的教师都是拿着课本给学生解释解释。我答我在北大和老师一起搞社教时，考虑老师年纪大，只分配他一周给“四类分子”训一次话，但老师写训话稿就备课多日。备课认真，追求质量，这是北大的师承。1978年辽宁省召开由知名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大型真理标准讨论会，我是与会的唯一没有教授头衔的年轻人。会上我作了长达50分钟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赢得掌声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散会后，他们纷纷向我索取材料，与我研究问题。辽宁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知名法学家李光灿先生，专门打听我的具体情况。当他得知我是北大的学生时说：“怪不得有如此功底，原来是陈守一的弟子！”这种情况，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压力。多年来，为了无愧师承，不给北大丢脸，我不断学习，深入钻研，更新知识，从不懈怠。
古有“天、地、君、亲、师”的遗训，其中老师是弟子心中永远的尊长。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到北大看望老师。陈主任仍然关心着昔日的弟子，当他得知我的法律著作即将出版时，非常高兴，鼓励我在实践中坚持实用法律理论研究。1994年法律系建系90周年时，我给陈主任拜寿，88岁高龄的老师精神矍铄。1995年11月，我和几位校友正议论抽空再去北大看望时，传来老师病故的噩耗，心情十分悲痛，当即发去唁电，并一气呵成绝句三首，祭奠恩师：邮差传信知丧讯，唁电花圈悼意存。系庆问安成永诀，音容从此梦中寻。巨笔纵横驰法殿，论经释义幽思远。文章道德谓双馨，亮节高风人仰羡。法苑耕耘开始讲，李桃天下尽材梁。京城遥望三躬叩，祭送吾师驾上苍。啊，北大！我心中永恒的圣殿！啊，老师，我心中永远的至尊！
2007年6月5日写于沈阳嘉麟“寻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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