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思诚，公共可能

孟子提出天道“诚”理论的建构，目的是为了过渡到人道“诚”的确立，思维手法是从“天”到“人”。孟子的这一核心思维是“人道思诚”。孟子说: “思诚者，人之道也。”[15]由天道确立人道。由天道向人道的演生，使天道“诚”演化为人道“诚”，“公共”的价值观念确立成为可能，因为“诚”是人人共有的性质。

从天道到人道是中国儒家惯常的思维方法，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文论家都运用这一方法。南朝梁代文论家刘勰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16]人文精神的基础出于对自然的体悟、对世界本体的追寻，在中国古代就是古人对世界本体的归纳，太极、易象即是一种人文思想的体现。没有对自然宇宙的理解与体悟不可能形成深刻的人文思想，古代中国对自然宇宙的体悟可谓“幽赞神明”，形成了历史悠长、团结和睦的人文氛围，造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强大，人文来源于天地自然的纹理，人文精神却超越天文地理，促使民族发展强大。《周易》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7]人文精神的本质就是“文明”，人类社会之“文”不同于天地之“文”。人文来源于天道，由“天”到“人”。“人文”就是由天道向人道的演生和过渡。

荀子说: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18]天有常道，称之为“诚”，人得到天道，顺从天道而实现人道“诚”，人有“诚”称为“诚德”。《中庸》说: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19]“诚”是自然天道的规律，“诚”的功能巨大，人必须有“诚”，以诚立人、以诚知天，可知天下祸福，“诚”能达到“神”。“自诚明，谓之性。”[20]从“诚”到“明”是人的本性所致，人思虑“诚”、遵从“诚”需要从本性的出发，这与孟子的从天道“诚”到人道“诚”思维方法是一致性的，都是从“诚”的本性出发开启人道“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子注释说: “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21]天道“至诚”，真实无妄，达到人道“诚”就要实现从自然之性过渡到人文之性，与天地合一，既知天又知人。这些都与孟子的思想完全一致。朱熹将“诚”范畴在义理上做了发展，将“诚”范畴归纳为: “诚，实理也，亦诚悫也。由汉以来，专以诚悫言诚。至程子乃以实理言，后学皆弃诚悫之说不观。中庸亦有言实理为诚处，亦有言诚悫为诚处。不可只以实为诚，而以诚悫为非诚也”[22]。意思是说“诚”既有现实的人道“诚”，又有超越现实的天道“诚”，理还是天理，理也是“诚”，“诚”在天理上则是天道“诚”。朱熹还对“诚”“信”两范畴做了区分: “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便是诚。若‘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上是，下不是。”[23]意思是说天道有“诚”，人道也要实现“诚”，但现实中的行为不体现为“诚”，就“信”不足。“诚信”分说了天道与人道。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从“天诚”到“人诚”，中间经过了人之性与天之道的合一，思考“天诚”以确立“人诚”，人实现“诚”才能称为守信用。

孟子人道“诚”的思想是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其核心思想是天道真实无欺，人要思考天道“诚”以在社会实现诚信，达到仁义礼智的目的，以实现公共价值。孟子“诚”的思想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实现“诚”向天理转换，“诚”与“信”相结合。统观孟子的“诚”，核心话语是: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天道与人道的统合，体用不二，天道“诚”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人道“诚”是道德的实现，孟子从天道“诚”向人道“诚”的转换是一种哲学理性的转换，使公共价值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