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
“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把中国的历史完全弄颠倒了，当时全国上下从电台、报纸、大中小学课堂、工厂车间、农村田间地头，都要批判孔子，好像中国现实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两千年前的孔子而来。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运动之下，虽然没有起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效果，但也确实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搞乱了。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的普通群众，这种先入为主、反复灌输的方式，给人们潜在的意识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流毒极为深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人们提到孔子或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乍一听到便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甚至挑毛病，调侃揶揄，张口闭口“孔老二”云云。所以今天我们重读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如何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从而理解它的真实意义，仍是学界一项重大任务。例如《四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作品，自秦汉以后乃为士子常读和必读之书，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尤其是宋元以后，将其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不仅上自中央的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以及乡村私塾，凡是读书者人人必读，就是最高统治层的皇家，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也要读。这部明代《四书》皇家读本，就是明代万历初年（1573—1582年）大学士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皇帝朱翊钧讲解《四书》的讲章，经修改后进呈皇帝在宫内阅读，定名为《四书直解》。由于朱翊钧初即皇帝位时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所以这本讲稿用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今天仍不失为初读《四书》一本较好的辅助材料，我们将它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但因过去长时间极左思潮对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的歪曲，先定性，后分析，摘其所要者大加挞伐，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重读《四书》时，首先应该摒弃这种新传统的偏见。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曾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见冯友兰《三松堂集》）这就是说，我们对古人的著作，应该设身处地了解其所处之历史环境，同时也把自己融入这种环境之中，以此来理解古人，才能评论他的是非得失。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按照《四书》的原意，将《四书》中的一些基本要点简要地介绍给读者，让读者按照《四书》作者的原意来理解《四书》，而不是以今天的是非观念来理解《四书》。因为我们今天与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是非观念亦不大相同，例如孔子讲君君、臣臣，今天我们是共和时代，人人都是平等的，若是按照今天的观念去看古代，那不是觉得太可笑而不可理解了吗？
《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论语》、《孟子》秦汉以后，都以单行本行于世，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曾对《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设博士官，称“传记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大学》、《中庸》乃小戴《礼记》中之两篇著作，《礼记》乃六经（五经加乐经）之一，亦置博士官。所以从汉代开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当时宫廷和士子必须研读之书。到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予以整理，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为学进德次序，先《大学》、《中庸》，次《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定为学者学习入德之门。朱熹（1130—1200年）以毕生精力加以注释，称《四书集注》，《四书》之名自此确立。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令元朝也仿唐宋制度实行科举取士，规定考试题目必在《四书》之中，发挥题意即以朱注为依据，直到明清两代，六百年相沿未改，所以《四书》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必须加以认真研究。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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