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

第二节　赵复、许衡及其思想的异同

赵复，字仁甫，湖北德安人，学者称江汉先生，为南宋“乡贡进士”，学朱熹之学。杨惟中听了赵复有关理学的论议后，开始爱好其学，遂与姚枢商量建立了“太极书院”，请赵复在此讲授理学思想。他们还立了“周子祠”，祀奉理学始祖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6人配食。选取理学著述8000余种，作为教学书目。赵复还编著《传道图》，介绍了从伏羲、尧、舜经孔、颜、孟氏到周、程、张、朱的理学道统;又著《伊洛发挥》，标明理学宗旨;著《师友图》介绍了朱熹的门人;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赵复的上述活动，使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成为元代理学的源头。

许衡像

但是赵复不愿出仕为官，不久便隐迹不出。这时在北方传授理学，影响最大的成了间接受学于赵复的许衡。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金朝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学者称鲁斋先生，著有《许文正公遗书》《许鲁斋集》。姚枢弃官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时，许衡跟姚枢学习理学的思想学说，他“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始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元朝名臣事略》卷八之二)。而且他十分重视理学所强调的力行践履工夫。在元朝立国之初，他先后任京兆提学、国子祭酒、左丞等职，为元朝定官制、立朝仪，并以理学教习蒙古子弟，他还促使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由于他为理学在元代的“承流宣化”作出了贡献，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许衡除坚持朱子之学以外，还强调本心自悟，具有揉合朱、陆的倾向。

赵复、许衡二人的思想是同中有异。相同的方面，他们都推崇程朱理学，尤其重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文提到，赵复在燕京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但并不清楚传授程、朱，尤其是朱熹的哪些著作?这从元人的文集中可以查到部分资料。吴澄弟子虞集曾提及此事，他是理学家，也是元代的名士，与赵复同时而稍后。他在《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中说:

昔在世祖皇帝(忽必烈)时，先正许文正公(许衡)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复)，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赵复)其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所以继绝学开来世，文不兹乎?(《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本刊置卷三十九)

这里虞集评价了赵复、许衡传承和推广《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究其原因，即由北宋兴起的理学，主要是讲修己及人的心性修养，所以比较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因为这里面有修身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伦理道德，可供他们发挥天理、人欲的思想，所以他们把《四书》往往架于《五经》之上。朱熹曾在与吕祖谦的信中说到:“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治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吕伯恭》)因此，朱熹虽然也曾以义理疏释《五经》，但作为朱熹的理学代表作，还是他多年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因此，到元初赵复，首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的，自然会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赵复的再传弟子许衡在元代官至左丞、国学祭酒，是元代的理学大儒，自然通过他的表彰，更将赵复传授的朱注《四书》扩大推行，以至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制定的科举条格规定，明经一科中的《四书》《五经》，用程、朱的注本(《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类》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奏议)。

接着，诏颁科场试士，不论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南人、汉人，其第一场明经科，俱规定《四书》用朱注本。义理精明、文辞典雅为中选(同上，皇庆二年十一月)。

过了两年，也就是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开科试士，从此，朱注被国家定为科场试士的程式，开始成为官学。这也就是虞集说的，“朱氏诸书，定为国是”。

因为科场以朱注为官本，自然要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虞集在《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中说:“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赵复)传之，我国家(元朝)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六)其后，明、清两代以朱学为官学，实肇端于元代，而其缘又在于元初赵复的传授。所以，虞集称赵复“其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其相异的方面，是赵复与许衡在义利观和“夷夏之辨”上存在分歧。赵复谨守朱子的教诲而鄙薄事功。据《元史·赵复传》、元苏天爵集辑的《元文类》卷三十二记载，赵复为杨奂作《杨紫阳先生文集序》中把鄙薄事功表述得比较清楚。

这里，赵复以朱熹《中庸章句序》对“十六字心传”(见《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解释为据强调，君子之学应以“圣人”之心，即“道心”之正，抑制“人心”之私，不当以功利为累。但不幸的是，先秦诸子竞说，未得三代圣人之意。及至齐桓、晋文、叔向、子产，又以功利竞说，为功业奔走。贾谊、董仲舒虽得圣人之意，然不得其时。房玄龄、杜如晦能得其时，但又不得圣人之意。诸葛亮虽高风亮节，但又周旋随世，故不能无偏。韩愈“义而不取”，“不取”即“不谋”，也就是有义但不谋其利。所以，像杨奂读了韩愈的文章，才真正懂得了三代圣人的“心迹”，通晓了“王道之本原”，表示要步其后尘，取义而去利。

许衡可能受到陈亮所说“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陈亮集》卷十《诗经》)的启发，反对空谈道义，主张践履事功。他认为“道”不远于人，也不“高远难行”(《中庸直解》)，“就存在于日用常行”之间。他说:

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许文正公遗书·语录》上)

这是说，“盐米细事”虽“小”却有“合宜之义”也就是道义中事，不能“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理”，即吃饭穿衣等民生日用，是首先必须践履之事。为此，他提出有名的“治生”论。这在许衡《集》《遗书》和《宋元学案》《许鲁斋先生年谱》中俱载其说。据《年谱》载:

(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治生者，农工商贾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利，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

这里许衡既强调“大而君臣父子”，又说义利双行的“治生最为先务”，似乎已经意识到朱学“鄙薄事功”的弊端，试图以“治生”论为空谈心性的理学注入一点清新的空气。

赵复以取义弃利的观点坚持“夷夏之辨”拒绝仕元。据《元史·赵复传》，赵复入元后，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拒不事元。所以赵复在元蒙统治之下，不愿经世，借杨奂《文集》序，力陈君子不能以事功为累，当求三代“圣人之心”，以独善其身。其实这是他心存复宋的幻想，与《元史》的作者说他“居燕不忘故土”，称宋为“父母国”的态度是一致的。

许衡则与赵复不同，许衡的“夷夏之辨”的思想比较淡薄，能与元朝合作，主张以汉化促进民族和谐与融合。

许衡是金朝灭亡的前一年，为蒙古“游骑所得”，应试中选，占籍为儒。入元之后，他虽为显儒名宦，但其时正值元初开始封建化的过程，也必然要触及社会现实。他所说的“践履力行”“行于斯世”，其“斯世”正是元蒙统治下的元朝。而元蒙统治者原起于漠北，无论就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或就其思想文化来说，与中原比较是落后的。而许衡，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正是处在元蒙刚刚进入中原的时候，对汉、蒙文化融合和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许衡当时主持元初国学，以儒家六艺为内容，教授蒙古弟子，后来元朝政府的达官要员，不少就是出自许衡的门下(《遗书》卷末《神道碑》)，造就了一批经过中原文化熏陶的蒙古官员;至于许衡本人也为元帝召用，升任左丞，参与机要，为元朝“经画典制，赞理枢机”(《元文类》卷二十四)。他向忽必烈条陈《时务五事》以“汉法”为元朝“立国规模”，力劝元帝要“治心慎独”，以“得民心”为要，兴学校、重农桑(详见《元史》本传)。尽管当时的元蒙对“汉法”和中原文化还有个消化的过程，而许衡推行汉化，行道于“斯世”，也还遇到一些蒙古权贵从中作梗;但是汉、蒙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还是曲折地进行着，而他们在进入中原之后面临的客观形势也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汉化。因此，在促进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方面，保存从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汉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方面，许衡是有贡献的，这些在评价许衡思想时必须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