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一直到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近三百年时间，为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约二百五十年时间，为战国时期。依据这一划分，从平王东迁到秦统一，为春秋战国时期，约五百五十年。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动乱，政局分崩离析的状态。东迁之后，周天子在名义上存在，但已成为了象征，史书上“求赙”“告饥”多有记载，而且逐渐失去了军事力量，成为了诸侯获取承认的权力符号。诸侯乘势而起，相互兼并，大国吞并小国，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8]而就在这样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却迎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无法超越、无法比拟的高峰。
（一）轴心时代
“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到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29]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理论”，使得中国史学界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纷乱的土壤中开出娇艳的文化之花的现象有了全新的解读，不再拘泥于“礼崩乐坏”“礼失求诸野”的本土解读。至今为止娴熟运用“轴心理论”而源源不断推出研究成果的当推余英时先生，其代表作就是2012的新作《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
在此书中，余英时说：“现在，让我先对中国的轴心作一番简单的历史鸟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指出希腊轴心突破针对的是荷马诸神的世界，以色列则针对《旧约》和摩西故事，印度则是悠久的吠陀传统，那么，中国突破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我的简单答案是：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礼乐传统从夏代以来就体现在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之中。孔子有关夏商周礼乐传统以因袭为主、略有损益的名言（《论语·为政》），似乎考古学界每一次大发现都对此点有所证实，至少就商周两代而言确是如此。”
紧接着，他简略地论述了礼乐传统被突破，“然而，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古代的礼乐秩序已濒于彻底崩坏。这种情况在孔子对当时那些违反礼乐秩序基本准则的贵族的严厉谴责中得到了清楚的反映。魏尔（Eric Weil，1904—1977）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在历史上，崩坏经常先于突破而出现。春秋时代的礼乐崩坏恰好为魏尔的观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断定，正是由于政治、社会制度的普遍崩坏，特别是礼乐传统的崩坏，才引致轴心突破在中国的出现”[30]。
其后，余英时重点探究了儒家、墨家、道家的突破和古代礼乐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新转向、从巫传统到气化宇宙论，谈到了巫文化对轴心突破的影响，最后总论提摄，探究了从天人合一到内向超越。
（二）士的崛起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局面的失控，致使巫术集团以及贵族阶层的很多人被迫脱离了社会上层，开始流离于各诸侯国，这些人被称之为“士”，有着文士与武士（侠士）之别。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不论文士、武士），所以当此类人形成了群体性的流动时，便成为了当时一种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后人视之为“士之崛起”。士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一是知识性。二是可以走仕途，三是成为教育家，四是成为军事家。
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游仕逐渐得势，他们的学说，亦逐渐转移，他们开始注意到自身的出处和生活问题。这已在战国中期。他们注意的精神，已自贵族身上转移到自己一边来。……以上诸派，主张虽不同，然而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则全从自身着眼，并不像孔、墨两家多对贵族发言。此正可见平民学者之地位已逐步高涨，而贵族阶级在当时之重要性已逐步降落。”[31]
钱穆的这段论述其实讲到了士的很多问题：
（1）士的来源。来自于贵族阶层。
（2）士的演变。“游”是其特性，也是其演变的前提。从贵族演变为平民。演变的时期也不同，春秋与战国之不同。
（3）士之觉醒。士开始思考自身的来源，就表明开始觉醒的意识。
（4）士之崛起的社会意义。平民高涨，贵族衰落。
钱穆谈到了士的演变，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士与战国时期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变化涉及士自身的认识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士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发生的变化。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讲道：“特别是这一时代的游士（战国），由于被用为诸侯的宾师，故较少成为臣下者。这和孔子之前，子产和晏子作为国臣而发挥作用有所不同。这是个以游士为宾师而发挥其功效的时代。……这些人物立一家之言，若用其言便可获得实际功效，故各为其国所用。……由此就游士自身而言，这是个全盛的时代。这些游士们对各个诸侯不居其下的态度，孟子以前就有所提及，如田子方不答魏武侯之礼。当然，这还只是受到一国之君优待的记事。但到苏秦时情形为之一变。……这个时代虽然短暂，但游士的生活达到了顶端。”[32]
另外，关于春秋战国的“士”，有一本书不得不读，就是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三）诸子蜂起与孔子
平王东迁，诸侯崛起。被巫史与贵族垄断的教育学术文化纷纷流落到了民间，这就是“礼失求诸野”，同时也造就了诸子之学的兴起，正如王桐龄先生认识的那样：“中国学术全盛时代，实在战国之时，而发端在春秋之末。九流十家，继轨并作，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界之伟迹也。”[33]
王桐龄探究了造成诸子蜂起的原因：
（1）蕴蓄之宏富。
（2）社会之变迁。
（3）思想言论之自由。
（4）交通之频繁。
（5）人材之见重。
（6）文字之趋简。
（7）讲学之风盛。[34]
那么诸子蜂起，到底有多少家呢？吕思勉先生的认识较为典型，他说：“东周以后的学派，可考见的，无过于《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头，述他的父亲谈所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所根据的刘歆《七略》。”[35]也就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兵家、医家。
孔子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少年时代做过管理仓库和管理牛羊的小官，中年在鲁国任职。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带领弟子出游列国，后来回到鲁国定居。晚年以讲学和整理文化典籍为己任。《论语》是其弟子记载老师言论的汇编。
在有关孔子生平与思想研究的著作中，《史记·孔子世家》与《论语》是最基本的材料，当然也有今人撰写的专著，现向诸位推荐两本书。
第一本是美籍华人金安平（Annping Chin）撰写的《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The Authentic Confucius：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金安平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夫人，此书是她精心撰写之作。全书分为八章：去鲁、世卿与国政、弟子、周游列国、返鲁、教学、生死之礼、捍卫者，资料翔实，文笔细腻，值得一读。
第二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的《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孔子的论述只是此书其中的第一章节，其中最可注意的便是他将苏格拉底与孔子做了对比。
相同之处是：
（1）同属诲人不倦的教师。
（2）同样对人的问题感兴趣。
（3）都建立了不受宗教影响的伦理学。
（4）提倡贤能政治。
（5）富人情味和亲密感。
（6）在生前就很有名气。
不同之处是：
（1）孔子对旧有文化是站在美化、保守的立场，苏格拉底则采取怀疑批评的态度。
（2）孔子是一救世型的人物，苏氏则是一爱智者。
（3）孔子重反省，以求生活的合理性，苏氏重定义，以求思想或知识的确实性。
（4）孔子能安享天年，苏氏则殉道而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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