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势而进，机不可失

曾国藩箴言：成就成在时机，显智者本色。

曾国藩打造的湘军中，第一个精神即是万人同心，这是鉴于国家正规军的腐败至极而确立的。

清朝的武装力量即国家的“经制额兵”，原来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构成。在编制和待遇等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八旗兵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绿营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衰落就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最后主要是通过绿营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后，“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

但由于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兵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兵，处处受压制，加上装备落后、兵将不亲，因此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兵也开始走向衰落。

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这种兵始自雍、乾，但当时“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意思是说，“它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正规军的一种补充与应急”。

但由于乡兵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有战功，更主要的是由于“八旗”、“绿营”的衰落，乡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防止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即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这样，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但这种立意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因此，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咸丰初年，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除了军政腐败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国库已十分空虚，正规军一年的兵饷拖延了两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号令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这就是朝廷所制定的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无论天下如何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为己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

团练是保甲法的遗意，用于防守地方小股盗寇还勉强称职，如果用来防御强敌就变得无能为力。因此，曾国藩另谋一条新路，即打“练”字招牌，将勇改练成军。曾国藩属于帮办团练，咸丰帝在接连发下的办团练谕旨中，一再申明办兵原则，即不能取代正规军。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故伎重演，妄图以此遏制太平军扩大兵力，以“驱民为寇”。由于团练不脱离生产，不拿政府军饷，不离本土本乡，同时，团练还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因此，团练大臣只是帮同办理。曾国藩对这样办团练不感兴趣，所以，他想到了另立新军。

曾国藩认为，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必须有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太平军返回湖南，这样的军队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就要自己募勇再训练。

曾国藩带领湘乡练勇赶到长沙后，就向湖南巡抚张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张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遂一拍即合。因此，曾国藩到达省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他早已拟好的奏折。

曾国藩通达政务，对清廷政治的运作过程十分清楚。因此，对于回乡之后的第一份奏折，他写得很委婉，第一层讲了自己遵照皇帝谕旨，前往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第二层讲团练虽然好，但今昔不同，因为嘉庆年间是官给发饷，现在需要乡绅自己出钱，弄不好会走向反面;第三层讲长沙现今空虚，必须练兵才能缓急可恃;最后则抛出自己的练兵计划，他说:

“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清廷急于平定太平天国，因而只要对此事有利的方案就都开了绿灯。咸丰帝批示“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的练兵计划获准通过。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机遇能改变人的一生，抓住机遇并运用机遇是智者所为，而智者更是寻找机遇、创造机遇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