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魏救赵”与政治反攻

抗日战争时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0年10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1941年1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当时，刘少奇（化名胡服）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

12日，刘少奇、陈毅向中央提出建议，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困境。电报快速拍往延安。电报提出：由于新四军约九个团的兵力被顾祝同五个师包围于茂林附近，激战六昼夜，已至绝境，望中央速向重庆方面严重交涉。同时，提出“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第二天，刘少奇、陈毅的建议被中央采纳。毛泽东亲拟电文：

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这个电报表明，“围魏”是指包围韩德勤、沈鸿烈，而“救赵”就是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困境。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

1月14日，毛泽东收到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怒不可遏。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15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面对皖南新四军的严重情况，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权衡利弊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刘少奇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做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行为，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整顿和统一编制体制的新四军共编制七个师。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只有两万五千人。在茂林地区损失了九千人，整编后则发展壮大到九万人。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三十多万人。

“皖南事变”的初期（1月7日到15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紧急对策是“围魏救赵”，准备军事包围国民党山东沈鸿烈部、苏北韩德勤部以缓解新四军军部的压力，必要时与国民党对等交换。实质上这是军事反击。1月14日以后，局势发生变化，刘少奇、陈毅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改变策略，最后以政治攻势、军事守势谋略打退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等人处理“皖南事变”，虽然没有始终实施孙膑的“围魏救赵”战法，但是曾经阶段性地把它作为制敌招法则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