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乱的道德观

1939年，陈伯达写作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前毛泽东看过后，觉得是好的。

就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对孔子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

毛泽东在信中说：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的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以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3页）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揭露了知、仁、勇的唯心论性质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

毛泽东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结论是：“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从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视角来理解批判“三达德”的。毛泽东对孔孟学说，更多的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可以说毛泽东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更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的“知仁勇”道德观作了唯物论的分析和批判，并有全新的发挥。确切地说毛泽东对知、仁、勇三者唯心论性质的揭露和对孔子昏乱的道德观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

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了《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改定稿发表在延安《解放》第69期上。

青年毛泽东在阐述德、智、体三育并重时，肯定了孔子“仁知（智）勇”为“三达德”，而且这个观点贯穿他的教育思想于一生。即使早期，他对孔子的三达德也不是照搬，而是有改造，有创立。后来在延安他对孔子的道德观作唯物论的批判时，又指出了“三达德”“昏乱”“糊涂”，并对其具体内容做出了全新诠释，如说“仁”是“亲爱团结”，“勇”是“克服困难”，等等。这说明，毛泽东的批判，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是剔除糟粕，汲取精华，是革命性改造，是现代性转换。毛泽东批判继承“仁知（智）勇”这“三达德”的思想方法，是辩证唯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