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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诸宾客考

时间:2022-12-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史称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内书》即今天我们说的《淮南子》。另外,据杨树达、刘文典、王云度等先生的统计,《淮南子》对先秦诸典籍及各家学说的引用是相当丰赡的。这里的“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正是强调了这部书是以刘安为主编、以刘安的学术观点为主旨、诸宾客通力合作、集体编撰的作品。

二、刘安诸宾客考

在有证可查的材料中,我们大概知道可能参与编撰《淮南子》的诸宾客有:1.上面提到的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2.诸儒大山、小山之徒;3.通晓《周易》的九师。

我们先来看看苏飞等八人和大山、小山之徒等的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从考证这些门客的具体情况,只能大致作些推测。苏飞等八人,后人常将之称为“八公”。高诱在《淮南叙目》中明确提到苏飞等八人,但并未明确提出“八公”的说法。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八公”说法的当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论衡·道虚》说:“八公之俦,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状,道终不成,效验不立,乃与伍被谋为反事,事觉自杀,或言诛死。”但是王充在这里只是提到“八公”,而没有为我们记录下“八公”的具体姓名等。明确提到“八公”姓名的材料,大概是东晋谢眺的《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引》,但是他们列举的“八公”姓名都与高诱《淮南叙目》中的八人略异。谢眺《和王著作八公山》说:“苏飞、李上、左吴、陈由、伍被、雷被、毛被、晋昌为八公。”司马贞《史记索隐》言:“《淮南要略》云,(刘)安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苏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号曰八公也。”到了明清时期,“八公”成了通行的说法,在《淮南子》的叙或跋中径直将苏飞等人称为“八公”,并认为他们是《淮南子》的主要撰著者。

然而,这看似清晰的结论却充满着种种附会和增饰的成分。诚如陈静先生所说:“刘安死后,在他成仙的故事里出现了八公的名称,八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指八个人,或者是以地名概指那些住在八公山的淮南王宾客(这是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的观点,他认为:“寿春有八公山,正刘安延致客之处。”——笔者注),这一点并不清楚。高诱虽然列出了八个名字,但是并没有说他们就是‘八公’,高诱的《淮南叙目》里没有‘八公’称谓。到了葛洪的《神仙传》,‘八公’才明确地变成了八个人的统称。再后来《史记索隐》又把高诱《叙目》里的八个名字和《神仙传》里的‘八公’名称组合在一起,遂使‘八公’具体地落实为苏飞等八人,并且被认定是《淮南子》的作者。这一点逐渐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事实,明清时代的序跋足以为证。”在这里,我们虽然无法更进一步考察“八公”或高诱所说的八人,但是可以推断《淮南子》的主要撰著者中有道家学者的大量参与。在《淮南子》中,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色彩也十分明显。

关于“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历史留给我们的材料也十分有限。在现存文献中,只有《文选》收录的“刘安《招隐士》一首”,后人多认为是小山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是刘安的作品。东汉王逸《招隐士小序》认为这是小山的作品。他说:“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也。”(此处王逸的小序引自《文选集注》,另外还见于唐徐坚的《初学记》和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三者文字有异,可参见王德华教授《王逸〈招隐士小序〉各本辨误》一文。)小山的这首作品主要是表达招募忠良,共辅社稷的想法。但是仅凭这首辞赋,我们无法收集更多的关于“大山、小山之徒”的信息。因此,更为妥帖的做法是: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这条资料理解为有不少儒家学者参与撰写《淮南子》一书。这点也因《淮南子》一书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而得以证实。

关于通晓《周易》的九师,我们无法知晓他们的确切姓名。关于他们的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在《汉书·艺文志》“《易》家”条下有“《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现在我们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这“九师”参与了《淮南子》的撰写工作,但是《淮南子》书中却有引述《周易》说法和观点的文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可能有通晓《周易》的学者参与编写《淮南子》,只不过是不是这“九师”,则不得而知了。

史称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内书》即今天我们说的《淮南子》。在淮南王刘安处,“宾客方术之士”的人数未必真有数千之多,但是肯定不在少数,因此,各家学者都有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另外,据杨树达、刘文典、王云度等先生的统计,《淮南子》对先秦诸典籍及各家学说的引用是相当丰赡的。如杨树达先生在《〈淮南子〉证闻》中粗略统计就有26种之多,尤以道家、儒家的材料居多。

总的说来,《淮南子》作者并非一人,而是以刘安为首的、吸纳了各家各派学者的知识集体创作的产物;但是它又不是各家各派学者“自说自话”的辞典性质的编纂物,而是以黄老道家学说为其核心,试图会通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类似“专著”性质的奇书。诚如高诱在《淮南叙目》中所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因此,可能高诱正是看到《淮南子》这本书的“专著”性质,才会特别明确地提出该书是刘安与苏飞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编撰出来的。这里的“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正是强调了这部书是以刘安为主编、以刘安的学术观点为主旨、诸宾客通力合作、集体编撰的作品。

(张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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