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

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他也是章太炎门下的四大王之一，号称西王。不过，他本人不太同意这个称呼。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研究史学。朱希祖进北大也较早，汉章先生于1913年5月从北大史学门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授。朱希祖也是1913年进北大。他是代表浙江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语读音系统一会，因所提注音方案获通过受到学界瞩目，会后即被北大聘为预科教授，后又担任文科教授，在中国文学门主讲中国文学史。北大自从1913年首批史学门学生毕业以后，当年10月北大本科再度开学，文科仅开设中国文学门，恢复开设中国史学门，是在1917年暑假后。

朱希祖回忆说:

至六年(1917)秋，始于中国文学门内分出一部分教员，及国史编纂处一部分编纂员，组织中国史学门。当时文科学长为陈独秀先生，竭力奖励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本门教员于新文学有不慊者，大都改归中国史学门。彼对于中国文学门，拟为积极的建设，对于中国史学门，拟为消极的安排，盖具有不得已之苦衷也。(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其时，中国史学门单独分出后，师资严重不足。1917年11月30日北大公布专任教员名，文科本科教员有黄侃、朱希祖、陈汉章、陈大齐、马叙伦、徐仁锖、康宝忠、钱玄同、黄节、周作人、胡适、章士钊、吴梅、徐宝璜、贺之才、顾兆熊、张相文、辜汤生；文科预科教员有:周思敬、马裕藻、朱宗莱、沈尹默、杨敏曾、田北湖、沈兼士，可谓人才济济。但这些人中愿到史学门的仅陈汉章、康宝忠、张相文、蒋观云，尚有一位忘了姓名。1914年国史编纂处(原为国史院)归并入北大，又有叶瀚的加入，计六人，再加兼职的黄节(国文门)，共七人。到了1918年增加崔适等八位讲师。而朱希祖则在1919年从国文门转入史学系。

北大自蔡元培当校长后，除了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外，还提出教授治校的方针。1919年6月10日，中国史学门教授会成立，推选史学门的主任。6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作如下报道:

本日(十日)上午十时，开史学门教授会成立。到会之教员七人，钱维骥、崔适、曹位康、钱振椿、叶瀚、何炳松、康宝忠，当经决议，史学门教授会有组织必要。即时投票公举主任，投票结果，崔适先生得一票，康宝忠先生得六票，康先生以多数当选为史学门教授会主任。

这次史学门教授会选举，汉章先生未参加，那时他可能参加哲学门活动。康宝忠6月当选时还称史学门，到8月改称史学系，到11月，他病逝。这时由朱希祖任史学系系主任。1925年3月史学系主任改选，朱为三票，汉章先生为两票，马衡为一票。朱得票高于汉章先生，成为系主任。朱希祖从1919年12月至1927年8月，当了近八年的北大史学系主任。而1927年9月以后的两年，汉章先生成为北大中国史学系主任。实际上汉章先生并未到北大，此时应该叫京师大学校(由多校合并)。为什么汉章先生人未到北大，却成为系主任呢?原来，汉章先生1926年离开北大是请长假，此时胡仁源当文科学长，就发电信请汉章先生回校当史学系主任。汉章先生并未应承。他是这样回信的:

昨晚，由邻县宁海电局专送尊电到舍，承命主任文科史学系，莫名悚荷。汉章去夏本以不适意南旋，兹由先生革故鼎新，理应襄赞，但以儿女婚嫁，尚未毕于向平，庠序孝梯，遂难行于孟子，敬祈原谅燕任。主臣如燕台犹艰乎得人，则祁奚不嫌克举子，小儿庆麒在教育部，令之承乏皋比，亦能胜任愉快。统希荃鉴，恭请

铎安。

(《复胡次山仁源》，《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82页)

此时，中央大学也来信来电，派人请汉章先生出山，任史学系主任。当时先生心情十分矛盾。在他信件草稿中曾有这样句子:“若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若燕处南疆，不无入民党之诮。”最终先生由大儿子去京师大学校任教，而他自己去了中央大学。

这样，北大史学系主任，有两年挂汉章先生的大名。事情十分凑巧，汉章先生从1927年年底至1929年担任中央大学系主任；而后朱希祖也来中央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期间，对史学系开设的课程作了很大改革和充实，他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人类学及人种学等基本社会科学纳入史学系课程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科学的史学”。1924—1925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这样写道:

本系课程，就史学应有之常识，务求设备完全。至于得此常识以后，欲专研人类全史，以成所谓世界史或溥遍史；或专研一国史，如本国史及英美法德俄日等国史；或专研学术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等，则任各生之志愿。此则大学院或研究所之责任，而非本系四年内所能谋及。若就此四年内分课程为三组，如本国史组、外国史组、学术史组，各便择一专攻，则史学应有之常识，恐不完备，造就浅薄，颇不适于复杂之史学。此本系课程之组织与他系不同之点也。(转引自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简史》第60页)

正是在朱希祖主持下，史学系不仅人才济济，此后加入的教员有马衡、杨栋林、徐宝璜、李大钊、陈衡哲、陈翰笙、柯劭忞等等，而且所开的课程也十分完备。此时汉章先生在史学系开的课是:中国法制史、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西周史(研究科目)、经学通论等七门。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的汉章先生讲稿有《中国法制史》、《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经学通论》，其他如《中国近古史》、《中国近世史》和《西周史》等已不见。朱希祖本人开课有八门，即中国史学概论、战国史、本国史学名著研究、本国史学名著讲演、宋史、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百年史。史学系中他们两人开课最多，其他人最多五门，如杨栋林(由讲师到教授)、刘崇就开了五门，此两人是研究西洋历史。1930年以后，毛准、唐兰开过七门课，钱穆、陈受颐、陈同燮开过六门课。

由于朱希祖、汉章先生等人的努力，北大史学系成为全国著名的系科，也因他们办理学务有劳绩，于1919年3月4日，“大总统令北京大学夏元瑮、冯祖荀均晋三等嘉禾章，陈汉章、朱希祖、李景忠、赵天麟、熊元襄均给予四等嘉禾章”(《北京大学纪事》第56页)。据汉章先生儿子回忆还“晋给三等嘉禾章”。关于嘉禾章，笔者在《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所定的时间为1915年，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策动一些人拥戴他当皇帝，先封此时任北大校长的胡仁源为中大，说“又授北大一些名气较大的教授三等、四等嘉禾章，汉章大约名列其中”。这纯属推测。当时袁世凯确由他儿子克定“使人说仁源诸教授劝进”，但遭北大教授们拒绝，其中陈介石为最力，“大学遂未从贼”。但北大当时确有一些人得嘉禾章。据《北京大学纪事》称，1915年1月11日“教育部教育总长汤化龙令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外交部、铨叙局文称，民国三年(1914)七月二十三日奉大总统策令北京大学教员劳来孙、毕善功、巴和、巴特尔、未娄、龙纳根均给四等嘉禾章”。以上均为外籍教员。

在袁倒台后，1918年北大还有一些人得嘉禾章，如该年3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教员温宗禹、俞同奎、王建祖、黄侃、陈大齐、何育杰、王仁辅、陶履恭、孙瑞林、何杰、冯庆桂、周思敬、马裕藻、郭汝熙等14员获勋章。”20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教育部训令，于本年2月25日奉大总统指令，北京大学教员巴和晋给三等嘉禾章，严培南晋给四等嘉禾章，韦以黻、凌善安奖给六等嘉禾章。”(《北京大学纪事》)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教育部来函，铨叙局6年(即1917年)12月29日，奉大总统令蔡元培给予二等大绶嘉禾章。”(《北京大学纪事》)。

从上述得嘉禾章名单中可以看出，当时文科史学系教员唯汉章先生与朱希祖两人得此嘉禾章，足见他们两人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汉章先生在史学系上课，因学生说他不懂科学方法，曾一度辞职，朱希祖曾多次到汉章先生家劝说，请求汉章先生留下来任教。

朱希祖著作大陆版极少，台湾有影印本《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

汉章先生在北大史学系的时间在1917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间，同事先后约40多人。其中在职的讲师、教授为蒋观云、张相文、叶瀚、康宝忠、崔适、康维骥、曹位康、梁敬、何炳松、朱希祖、马衡、陈映璜、杨栋林、陈衡哲、李大钊、赵文锐、章嵚、张孝年、张健、熊遂、陈翰生、刘富槐、李宗武、李璜、李泰棻等23人，汉章先生与张相文(别号蔚西)相交甚好。张相文是江苏泗阳人，当时为教授兼纂辑员。这里说的纂辑员，是指当时北大国史编纂处的工作人员。开课为地理沿革史，但他在史学系任教时间仅两年。

张相文后来也来到南京。1929年江苏省成立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他与汉章先生同为十六个成员之一，又与汉章先生共处一处。1929年2月9日，汉章先生请他吃饭，作陪的有黄侃等。此事黄侃在当日还有记载:“伯弢先生召陪张蔚西于教育馆(萧纯锦同坐)。张言戴传贤青海地宜种棉花，陈言马叙伦以玄学为元学，为清室避讳，妄，其以玄元为通耶?”这是题外话。朱希祖日记中有关汉章先生的记载，惜未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