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朱希祖藏书

匡淑红

【摘要】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先生在藏以致用的藏书观指导下，斥巨资聚书，藏书种类齐备，重点突出，注重对藏书内容的研究。朱希祖先生的藏书实践是学术研究与藏书整理紧密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其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体现了朱氏父子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轻财重义的高贵品德。

【关键词】朱希祖;郦亭藏书;藏书史;近代

自明代胡应麟至今人唐弢，人们把藏书家分成各种类型。综而述之，不外乎三种，即读书的藏书家，鉴赏的藏书家和蓄财的藏书家。第一种是为读书治学而藏书者，我们又称之为学者型藏书家。他们将所藏之书的功用充分发挥，于此基础上研习学术，贡献社会，功其大焉。近人朱希祖即为一代表。

朱希祖先生(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著名史学家。在藏以致用藏书观指导下的藏书活动显现出聚书力度大，种类齐备，重点突出，注重对藏书内容研究等特征，被台湾学者苏精列为近代藏书三十家之一。

本文欲就朱希祖先生藏书的上述特点加以论述，并考究清楚其书藏的最终归宿。

朱希祖先生开始收书藏书活动的具体时间，于文献中无明确记载。苏精在论述朱希祖先生治晚明史时云:“朱希祖留学日本时，因为受章太炎影响的缘故，已经有意从事这方面的蒐集研究，民国二年后他执教北京大学，便开始肆力收藏有关南明史料……”[1]朱元曙先生的回忆文章讲:“他开始藏书大致始于日本求学时代，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2]两种说法大体相似，后者更为明确，作为朱希祖先生的后代，朱元曙先生的表述则应更为可靠。于是李培文先生认为:在日本留学时，朱希祖先生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1913年进入北大后由于经济上转为实足，朱希祖开始全力聚书。”[3]

1924年，朱希祖先生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均已残缺不全，故不得不推此书为第一。朱先生大喜，遂以“郦亭”名其书室。且请恩师章太炎题署，从此踏入藏书家行列。

综其文献记载，朱希祖先生的聚书活动显现如下特点:

其一，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朱希祖先生聚书往来奔波不惜力气，其于购书之执著态度实令人敬佩。检其未刊日记，此类情景多有记述。1929年2月21日记:李清《南渡录》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为此书，访求十余年，多方求购不得。是日，某书店来电话说有此书，于是急驱车前往，至则大失所望，原来只是南宋辛弃疾的《南渡录》。该书一直为朱希祖先生所记挂，后分别从北平图书馆和朋友处抄录两部，然又互有出入。直到1937年2月，朱希祖先生才从平湖葛小严家见到原稿，喜出望外，且欣然为之作跋。凭着这种不懈的精神，及对版本的鉴别能力，不但其藏书日渐增多，且其知名度于旧书业中亦得以不断提高。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有一段描述朱希祖购书情形，“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希祖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其二，朱希祖先生聚书除不惜精力与体力外，亦不吝惜钱财。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中称:“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余。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诗注云:“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朱元曙先生曾检出一份朱希祖先生附在日记中的账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朱希祖先生于2月9日日记中写道:“(今日)除夕，上午八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二十余家，一一付给。”由此不难看出，朱希祖先生聚书的方式可谓是“豪购”，且多建立在赊账的基础上。在南京图书馆存有朱希祖先生的一些手稿，其有《南京出纳记》一篇，“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日收中央大学二月份薪金326元，付萃古局洋140元，保古山房13.4元”。由此可见，朱希祖先生每月收入，有近一半用于购书。谢国桢先生曾记当年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的经费支出情况:民国七八年间，每月只有200元，公开阅览后，才加到490元;直到民国十六七年间，始增加到每年22000元。[4]此经费似不仅是购书款，还应包括其他日常开销，由此，将国立图书馆与私人用于聚书的财力相比，伦明谓朱希祖先生“购书力最豪”是名副其实的。

其三，兼顾充实公藏。在全力扩充私家藏书的同时，朱希祖先生对国家公藏亦高度重视，且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朱希祖也很重视公藏，他不论人在何处，必致力于当地古物、史迹，或文献的整理维护。”[5]民国初年，清廷内阁的大量档案流出，1921年接收档案的历史博物馆准备将其部分运往造纸厂，罗振玉得知后先收购了一部分归己所有，尚有一千五百余麻袋，经朱希祖先生出面联合北大教授向教育部力争，将这批档案拨给北大。1924年，朱希祖先生在北京汇记书店购得清代升平署几乎完整的档案共557册，戏曲抄本约七百种，后以廉价让给北平图书馆以供有志于戏曲史研究者所共享，“为公保存珍贵的近代戏曲、名伶，及宫廷礼乐史料。”[6]30年代中期，他听说在西北地方发现了约百册西夏文佛经，有流出国外的可能，便立即通过中央古物保管会和地方当局，再次促成由北平图书馆将其全部购藏。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学者，朱希祖先生有着不同于其他藏书家的收藏理念，即将对民族对国家的历史责任感融于自己的藏书实践之中。

考其所藏品种，可以用四部皆备、重点突出来概括。

朱希祖先生生前未来得及给藏书编制总的目录，其子朱偰教授曾编有《郦亭藏书目录》，60年代初与手中尚存的朱希祖先生藏书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南京图书馆。该目至今尚未刊行，笔者曾多方努力欲阅此目，然最终无果。在此只能利用二次文献加以论述。李培文在其所撰《朱希祖与郦亭藏书》一文中介绍了书藏的基本情况，由此不难看出郦亭藏书另一个特点就是四部皆备。

朱希祖先生藏书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文献五个部分，共计5000余部，在此有两点需加明确，首先《郦亭藏书目录》中的海盐地方文献是从其他四部中辑出的海盐地区作者书目，种数不计在内;另外，史部方志的善本目录丢失，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称，朱希祖先生生前编有所藏方志目录一部，总数达千余种。据此郦亭书藏应在6000种左右。

从总体上看，李培文认为“经、子二部收书较少，但注重版本的收藏;史、集二部收书量大，注重种类的收藏。”

史部书达2300余种，占总藏书量的近40%，是四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且明清两代史籍占2/3。这当中共有明代刻本(少量的抄本、稿本)300余种，清初顺治康熙期间刻本达一百余种。善本量居四部之首。其中稀世珍本有明抄本《明熹宗实录》，此为现存诸本中最完整的一部，又有王鸣盛稿本《乾隆起居注册》与稿本《嘉庆二十年起居注册》以及宋刻明修补本《眉山四史》、明抄宋本《水经注》等。

集部共收书1800余种，其中明清两代别集达1300种，占该部总数量的80%。文人别集包罗万象，被认为是历史研究者不能忽视的史料库。该部分藏书的作者时代多集中在明嘉靖至清乾隆之间，其特点为稀见本多、禁书多。

经部、子部合计收书462种，其中善本达156种，占1/3，善本书比例之大为史部和集部所不及。且仅经部宋版书就达14种，据李培文统计这当中有宋乾道淳熙间建安钱塘王朋甫刻本《尚书孔传》13卷、宋淳祐平江碛砂延圣禅院，刻大藏经本弘明集等八种佛经，以及宋刻本《周易》、《毛诗》、《尚书》、《尔雅》、《左传》等。

观朱希祖先生藏书，就内容而言，其主要特色是有关南明史料的文献成为收藏重点。顾颉刚认为其所藏南明史籍数量已成巨擘，不论质、量都公认与他对南明史的研究一样，名列全国公私第一。[7]郦亭藏书的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史部和集部。

据李培文对《郦亭藏书目录》的统计，在史部“南明史类”下共收野史、杂著四百余种，“年谱类”收南明年谱46种。集部中南明人别集达300余种，又有地方志、政书等类中包含南明资料的史籍。李培文认为: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是谢先生在走访全国公私藏家后编定的晚明史籍知见书目，《郦亭藏书目录》所收比例高达80%。这当中不乏独家收藏的孤本或稀见之本，如清人李聿求的《鲁之春秋》，据称只有稿本和抄本两部，谢国桢先生称在走访南北公私藏家后并未见到有抄本。于是朱希祖先生所藏的稿本则是学界至今能见到的唯一本子。又如集部有《十愿斋全集》，为自焚殉国的南明礼部尚书吴钟峦所著，此书刻于清康熙初年，因书中有大量诋毁清朝的词句，后被列为禁书，目前国内只有朱希祖所藏一部。另，《郦亭藏书目录》中集部共收明清别集禁书达99部，均为原刻或传抄本。

1931年，朱希祖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二卷第七期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时统计他收藏的资料已有400多种，包括史料数十种，诗文集156种，笔记杂著数十种;到1937年，他准备着手写南明史时再次统计，则达到700多种。

由此可以看出，朱希祖先生藏书完全是为治学所备。他“藏以致用”的学者型藏书观同其研究方向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郦亭藏书四部皆备、重点突出的实用性特征。

注重对所藏文献内容的学术研究。检阅文献，未曾发现朱希祖先生对所藏典籍做过于藏书家通常意义上的整理记载，既无藏书目又无访书记。苏精在论述此点时讲:“朱希祖是史学家，因此郦亭藏书既非供鉴赏，也不徒供校雠，而是取以读书治学用的，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他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之处，后两者往往只娓娓于一书的递藏授受源流，与自己的收藏的经过，或是龂龂于字词同异的争辩、与版本甲乙的校勘;而读书的藏书家所注重的则是一书内容的考订论证，本旨要义的发明阐述，以近代学人而言，王国维、胡玉缙等人如此，朱希祖同样是如此。”[8]此语说明朱希祖先生将学术研究的方法用于对藏书整理，即从以往注重对藏书的递藏源流和版本异同的记录与鉴别转而注重对所藏典籍内容的学术考订。其成果多为题跋，现可见成书有《明季史籍跋》六卷、《郦亭藏书题跋记》四卷，1961年朱偰教授搜集朱希祖先生曾发表于杂志、日记、未刊稿中的题跋文章82篇，编成《明季史料题跋》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该书被辽宁教育出版社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再版。书中有《弘光实录抄跋》一文，朱先生云:“余于南明史事，凡东林、复社中人所撰著，必当推察至隐，不敢轻于置信。读史者当以至公至大之见，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鸿儒硕学而有所蔽焉。”由此可见，朱希祖先生深知南明史籍在清代屡经禁毁和窜改，经多方搜求，每得一书，深加校考，辨别真伪，探幽发微，以求历史真相，其表现在题跋中不仅精于版本，且更具史识。于是朱希祖先生的史学研究又以藏书题跋的形式出现，此应为学者型藏书家对藏书进行学术整理的最高形式。

检《明季史料题跋》中的82篇文章，内容涉及对所收书的内容大略介绍，版本流传的梳理、内容真伪的考辨、作者真伪的识别，以及文字脱落的补正等。

书中有《跋旧抄本幸存录》《再跋幸存录》《三跋幸存录》。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运用征引、考据等方式对《幸存录》一书作了全面的学术研究。

《跋旧抄本幸存录》写于1928年9月7日，认为“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者皆有罪焉。惟见彝颇知党争之非，其意皆见于是录，故读是录者，可以知几社与复社政见之不同也。”其后并引用诸家于此书之评介曰:“而复社中人如黄宗羲等，遂深诋其书，指《幸存录》为‘不幸存录’。”

《再跋幸存录》写于1928年9月9日，文章开始即云:“全祖望《汰存录跋》谓‘巢先生因而序以证之，谓是录出于文忠身后，益冒托其名者’。”随后朱先生就该书是否为夏允彝所作加以考据，在短短的1400余字中，征引文献达16种之多，最终断定该书非托名之作。

《三跋幸存录》则写于1928年9月12日，朱希祖先生认为《幸存录》亡佚之由，“半由于社党之恶其詈已，而妄加删削，且其子姓无存，未尝付刊，故肆笔无忌;半由于满清之焚毁，虽有原本，抄而不敢刊版流传。……今以旧校抄之，抄本之篇次，已为后人改编，不如刊本之尚存旧观，与《续幸存录》所说次第相合。而刊本脱误之处，有可以抄本校正者。”是文乃刊本与抄本相校之校勘记。

三篇文章将《幸存录》的内容概略、作者真伪、版刻优劣等情况研究得十分透彻，文字精炼，征引广泛，考据扎实，彰显朱希祖先生的学术功力，是学术研究与藏书整理紧密结合的典范。

藏书历尽迁徙，最后归公。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说:“在民国以来的藏书家中，还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人书都经历迁徙流离的。”从朱元曙先生对其祖父的回忆文章中即可看出，由于朱希祖先生的工作变动及时局之动荡，导致了最终的人书分离、书置三地的情况发生。

在20世纪30年代朱希祖先生的郦亭藏书经历了三次迁徙。

第一次是1933年。是年，朱希祖先生已从北平前往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1月4日军攻克山海关，平津危急。朱先生嘱家人将善本寄粤，后又派夫人返回北平料理此事，8月又亲返北平携重要典籍回广州，至此郦亭藏书已南北分置。

1934年春，朱希祖先生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史学系主任，于是随身的郦亭藏书中之善本又经历了第二次迁徙。

书的第三次迁徙，是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的8月1日至10月22日间，时政局不稳，朱先生先亲赴北平携书12箱回南京，再将部分书籍装60箱经宣城、徽州等最终至隆阜，交由学生戴伯瑚保管。至此朱希祖先生的郦亭藏书分置北平、南京、隆阜三地。直到1944年朱希祖先生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置于北平和隆阜两地的藏书。

朱希祖先生深知中国私家藏书最终不可避免散失的结局，由此1913年2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藏书之人能自?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传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

1950年10月21日，朱希祖先生旧友柳亚子同朱偰教授商议，希望将南明史料捐给国家，朱偰慨然允之，亲手将家中所藏南明史料中最重要部分装订五大箱交柳亚子，由此郦亭藏书中最珍贵部分全部无偿捐给北京图书馆。

1956年，朱偰教授又将家中所藏郦亭藏书的镇库之宝明抄宋本《水经注》以及《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等海内外孤本捐与北京图书馆。至60年代朱偰教授将郦亭藏书的最后存留部分又无偿地捐给了南京图书馆。

在2001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楼·近代卷》中有《朱希祖与郦亭》一节，在谈及藏书去向时讲:“解放后，朱偰将南明史部分的书籍及一些宋刻本卖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大部分则捐给了南京图书馆。”此说有误。据朱希祖先生孙女朱元春女士讲，给北京图书馆的书亦为捐赠，她在给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信中云“朱偰先生在五十年代初，经柳亚子介绍，先将五大箱有关南明的图书文献捐献于北京图书馆。50年代中期，又由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王冶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经手，捐赠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和《鸭江行部志》于北京图书馆。”

郦亭藏书，价值连城，朱希祖先生的学生金毓黻教授云:“(朱希祖)先生所藏多珍本，在承平时已值二十万金，战后书价暴涨，高者至千倍，由是所藏书将值二万万金矣。”[9]

朱偰教授在1956年2月29日日记中云:“上午乘电车赴东四头条文化部访郑振铎副部长接洽公务。余允将家藏善本、孤本捐给北京图书馆，以报国家对先君地下矣。”

作为知名教授，朱偰先生有能力将藏书保存，然其捐赠义举，既是遵从父愿，亦是热诚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一种表现，彰显出朱氏父子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轻财重义的高贵品德。

注释:

[1]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朱希祖郦亭[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2]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J](台湾)传记文学，2005，86(4).

[3]李培文.朱希祖与郦亭藏书[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5).

[4]谢国桢.南京在望[J].南京情调[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5]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朱希祖郦亭[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6]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朱希祖郦亭[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2.

[8]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C].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

参考文献:

[1]李培文.朱希祖与郦亭藏书[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5).

[2]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J](台湾)传记文学86(4).

[3]周文玖.朱希祖史学略论[J]史学史研究，2004，(4).

[4]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5]谭卓垣，伦明等.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6]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