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在延安发生的论争

延安的这场争论是在陈伯达和王实味之间展开的，所以特别单列专题论述，是因为他们的论争涉及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的诸方面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又因为本是学术问题的论争而被政治化了，为他王实味的最终“倒霉”加了一个砝码。

当时，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也为解放区文艺界的作家、理论家们所关注，他们曾召开过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会议，听取国统区有关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情况的介绍，他们中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王实味等也作文，在延安地区开展讨论，陈伯达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王实味对他文章中的观点不能同意，作文逐条予以批驳，因此，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成为1939年下半年颇引人注目的一件事。

当时陈伯达在延安的特殊身份，他的一切言行，都为人们所关注。他先发表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其题目就不是一篇与人讨论的文字，而完全是以领导者身份在说话，其中关于“民族形式”有一段文字：

“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在这点上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参考的，从我们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经验已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难深入最广大的群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我们文化的新内容，会生出新形式，但我们文化的新内容是可以在无论旧的任何形式中显现出来……征服旧形式……过渡到文化新形式。”

1938年7月23日，陈伯达在《解放》上又发表了《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说：“旧的文化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最广大的最下层人民群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形式，经过那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内容，新的东西，他们就最容易接受的。不怕苛刻地，同时也是实情地说，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还没有一部新文学作品，可以比得上如《水浒传》、《三国志》、《红楼梦》、《西厢记》……这类旧文学作品在民间流行的万分之一；还没有一部新戏剧，可以比得上如目莲戏之类在民间那样普遍和深入动人。”

陈伯达于1939年2月和4月还写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

1941年5月20日，王实味发表了《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载《中国文化》2卷6期，又载《文艺阵地》6卷4期（总54期）。文章很长，从9个方面批评了陈伯达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指出那里面“包含着许多不科学的错误观点”；还评论了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的失误；论说了胡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中的片面论断，是延安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最具锋芒的文章。这距延安整风期间对王实味的批斗约一年。

1942年7月3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对王实味对他的批评作了全面的反驳。

争论的双方，文字都较长，但中心是这样几个：

一、利用旧形式是否是抗战现实所必需的

陈伯达的意见是肯定的：在大片国土被日寇鲸吞的时刻，为了迅速地、紧急地唤起民众，在文化战线上强调新内容旧形式，是没有错的。“事情是那么紧急，而老百姓又还不能一时熟悉‘新形式’，新形式还一时不能接近广大落后群众的时候”，利用旧形式，以便接近民众，唤起民众，其道理是“明显不过”的。

王实味认为：“五四”以来的全部新文艺，内容反映的都是民族现实生活，当然是民族的；组成形式的基本元素—语言，不能不是民族的。至于创作者，更都是我们民族的儿女，那么新文艺为什么没有民族化呢，敢问？

他们一个认为，抗战时期利用旧形式是必需的。一个认为，新文艺是已经民族化了，能为抗战所需要。

二、旧的文艺给人们提供了些什么

陈伯达说：“旧的文化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最广大的最下层人民群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形式，经过那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内容，新的东西，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的。”

王实味说：“最广大下层民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形式吗？”依我看，大众十之八九都是文盲，伯达先生的红楼、西厢，恐怕是他们做梦都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三国、水浒的故事，是经过戏剧和说书等而流传较广，纵令还有些“旧形式”如封神榜，西游记，包公案等与大众接近些，“但大众所关心的只是其中鬼怪神仙，剑侠英雄以及‘青天大老爷为小民申冤’，何尝对那章回起落的‘形式’有所爱憎，以这样薄弱的根据，就得出结论说，把新小说的内容写作章回体就能大众化，也是主观臆断”。

三、对新文艺的评价

陈伯达说：“不怕苛刻地，同时也是实情地说，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还没有一部新文学作品可以比得上如水浒、三国志、儒林外史、红楼梦、西厢记……这类旧文学作品在民间流行的万分之一；还没有一部新戏剧，可以比得上如目莲戏之类在民间那样普遍和深入动人。”

王实味说：“首先，我认为这统计很不可靠。‘几万’是可靠的，但与之对比的‘几万’的一万倍，却是荒谬的臆想！试想全中国的男女老少，几乎人手一部红楼梦、西厢……其次，我认为这比法很不科学，新文艺只有二十年的历史，而伯达先生所举五书底历史则多至七八百年，至少亦将近两百年。两者底销数如何能相提并论？”“目莲戏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与统治者用以麻醉人民的小乘佛教以及中国儒家的‘孝’有深邃的渊源。拿目莲戏与新剧比较的深和广，同样是把科学丢在脑后了。”

四、政治革命与文艺大众化。

陈伯达说：实味同志认为，大众文化运动，在束缚压迫的统治之下，与老百姓毫无关系，但革命又要依靠大众有文化，这样，不管实味自觉不自觉，结论就是这样：革命是不可能的了，那样，大众文化运动还有什么意义、什么必要呢？

王实味说：陈认为新文艺之所以不能大众化，是由于没有“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脱离社会革命运动孤立地看文艺革命运动。我们知道中国进步新文艺之产生，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它是今日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表现，它没有大众化，基本原因是我们的革命没有成功。文艺大众化绝不是单纯的文艺运动所能实现，它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作前提，而大众化运动，则促进着这一定条件的诞生。

双方的论辩，就陈伯达一方看，他是“民族形式”最早的拥护者之一，又是“旧形式新内容”的倡导者之一，因此，他对旧形式的利用，对传统文化的意义，表现了相当的重视和推崇，甚至连目莲戏这样的旧戏也成为论说的话题。与此同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却缺少客观的认识和正确的评价，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王实味站在批评者的立场，对旧形式的利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为清醒的批判态度，指出陈伯达所列举的红楼梦、西厢记、包公案，甚至目莲戏等等，是他对传统文化“偏爱”的表现，这导致他因此也就“完全忘记了科学的方法”。

王实味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时，有一节总结式的文字，值得全文一引：

“依照正确的理解，把人类的进步文化按照我们民族的特点来应用，就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文艺的民族形式自然也是如此。只从字面上了解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因而认为只有章回小说旧剧、小调……才是‘民族形式’，甚至认为“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艺为非民族的—一切这类的意见，都应受到批判，只断章取义抓住‘老百姓喜闻乐见’而把‘新鲜活泼’（进步）丢在脑后，于是强调‘旧形式’和‘民间形式’为万应药，进一步武断地判定老百姓不能接受新文艺—一切这类的意见，也都应该受到批判。”王实味是清醒的，他对民族传统文化，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

王、陈的争论，本是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但是，陈伯达却把它政治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拿他与王的争论说事。在《关于王实味》（载1942年6月15日《解放日报》）的发言中，指责王关于“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意见，是“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偷运托派的思想”，说他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茨基主义”。一次学术争论政治化到了这样可怕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