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中央党校

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议后，我的病情基本稳定，即向西北局提出要求工作。组织上安排我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

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曾担任过湘赣边区的特委副书记，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一起，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我们在一起常常交谈陕北根据地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情况。陈正人为人坦率正直，我们很谈得来。组织部的工作很忙，有时没日没夜的开会研究问题。他多次提醒我：秀山，你现在是半工作，还要注意身体。但是一忙起来，我就顾不上了。3月份，西北局领导让我兼任西北局党校校长，主要管党校工作，让我的工作相对轻松一点，尽早恢复健康。

早在1937年冬天，党中央就发表了筹备召开第七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的文告。1939年起，各地参加党代表会的代表陆续来到延安。这期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决定七大延期举行。于是，党中央就把这些从外地来准备参加党代会的干部，集中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这就给七大代表和广大干部一个比较长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好机会。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方法和指导思想，标志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经过一年整顿三风的学习，在进入下一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前，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校归宣传委员会管理。毛泽东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6月，中央调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党校一部继续参加整风学习，并阅读了毛主席编辑的《六大以来》一书，从中进一步了解到“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一些表现和影响。

8月，中央要我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我有些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就去找副校长彭真。彭真说：你是毛主席点的将，还是安下心来干吧！

在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时的住地前（1989年）

这时毛主席常到党校来找干部谈话，了解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我见到毛主席，说自己连中学都没念完，任党校教务处主任不行。毛主席说：什么叫不行，谁行？搞本本主义的那些人行？我们党不需要只会夸夸其谈的口头革命家。我们党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革命战士。接着又说：我很赞成你说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从地下生长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的观点。我们党校培养的是革命战士，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在大地生根发芽，在各地闹红一片，我们的胜利就会来得快一些。主席还说：整风就是思想上的清党。党校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经过整风学习，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不再让机会主义的东西影响我们的革命进程。听了毛主席的话，我被毛主席那明晰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打动。同时，我很佩服主席的记忆力，我在西北高干会上的讲话，他还记得这样清楚。

从这时起，我在党校一直工作到1945年9月。黄火青任党校秘书长，教务处还有刘芝明和杨献珍两位副主任。

中央党校开始时只有一部。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的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部主任原是黄火青，他任党校秘书长后，由古大存接任。后来，党校又将不是七大代表的县、团级干部编为二部，部主任是张鼎丞。1943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研究院合并到党校，成为三部，学员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部主任是郭述申。随后又把军事大学合并来的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组成了四部，在整风学习的同时，学习文化知识。四部的学员级别基本与一部相同，部主任先是张启龙，后来是张邦英。1944年初，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又决定把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组成了中央党校的五部和六部。五部的学员是以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是白栋材。六部学员是从敌后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是马国瑞。全校学员加上公务人员最多时达6000人。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把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军、各个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和其他干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于我们党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党的历史上各次路线错误，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从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非常重要。因此，中央党校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在中央党校整风学习开始以前，王明那一套教学方法，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影响还是很大的。讲哲学的，只谈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不联系干部的思想实际；讲政治经济学的，大谈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什么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讲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不了边区当时存在的一些特殊的经济现象，把边区货币的贬值，也说成是边区出现了通货膨胀。他们不懂得解放区出现的经济困难，完全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阻碍了边区的生产和商贸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市场上的紧张。由于市场上东西匮乏，才发生了老百姓愿意要国民党统治区银行发行的法币的现象。

像这种只会照搬外国的理论，不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风气，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不小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中国革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样，纯粹是“无的放矢”。

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后，以“共产国际”的化身和中国革命理论家自居，印发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让学习。当时王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校长，他搬用的洋教条，欺骗迷惑了不少天真幼稚的女大青年学生。

整风学习前，在党的七大代表和党员干部中，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思想认识很不一致，理论水平也低。有许多同志弄不清楚中国革命的历史，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党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经过浴血奋战发展起来的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会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按中央的部署，中央党校引导学员在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敞开思想，开展讨论。

1943年秋的一天，朱德同志到中央党校讲话。他在党校各部学员参加的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了王明，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引导广大学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学风，研究中国革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整风的重要时刻，朱总司令的讲话，在党校学员中激起了巨大波澜，将党校的学习引向深入。

学员们对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展开严肃地批评。1938年3月，王明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发言，会后写了篇文章《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都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论调。王明的文章发表后，在延安的城墙上出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标语。

当时张国焘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们和国民党谈判统一边区邮政，取消了边区自己的内部邮政。这样，我们发往陇东的信件、文件和报纸都要经过西安，但是，邮件到了西安就被国民党扣留了。从延安发往庆阳地区的邮件根本送不到。后来在边区内部还是恢复了自己的邮政。

张国焘还和国民党商定，我们边区内的县长都要经过西安国民党的省政府委任，但是我们报请委任的县长名单，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根本不理睬，边区的县长还得由我们边区政府自己委任。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王明那套右倾投降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王明在武汉长江局工作时，还写了观点错误的文章、宣言和决议。他提出要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蒋委员长”不能带“尾巴”。当时，我党提出的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王明却要去掉“抗战到底”这四个字，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带“尾巴”。他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实际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速胜”，放弃党的领导权。王明的错误主张曾影响了一些同志，却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决抵制。

党校学员在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深切认识到，如果按王明那套投降主义的路线办，革命就要遭殃。只有执行毛主席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才能取得胜利。

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论是来自白区的同志，还是来自苏区的同志都认识到了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这一真谛。

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核心问题，是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作风，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为根本任务。这期间，党校首次组织同志们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对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进行了认真地学习研究。过去，很多干部不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革命的理论，只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外国的东西看成正宗。有些人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就是不讲我们自己的国情。这就是毛主席所批评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来历。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本本的迷信。经过延安整风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全党同志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和发展。

1943年10月10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转入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这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高级阶段。

中央党校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组织学员结合党的历史和亲身经历的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学习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文献。大家通过对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认真学习与思考，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得失，以及对中间阶级、派别的政策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认真讨论。

我们在组织学员学习整风文件中，结合我们党的历史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批判各个历史时期的错误路线。在讨论六大决议的时候，学员提出的问题很多，争论很激烈。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请周恩来同志到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帮助大家统一认识。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会议。他讲了六大开会的情况后，指出六大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有两个缺点，一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二是对红色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解决了大家的争论。后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对六大也是这样评价的。

我们还请刘少奇同志来党校作报告。他联系中国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讲了列宁写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使大家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提高很大。

党校还联系1941年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百团大战”，进行学习讨论。“百团大战”之后，日本侵略军从正面战场调回了很多兵力，扫荡华北根据地，使我华北根据地在1941年“五一大扫荡”后，遭受了很大损失。对此，毛主席曾指出：百团大战打击了敌人，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这是需要肯定的，是好的方面。但是，问题有三条，第一，是暴露了自己；第二，是警惕了敌人（指日本侵略军）；第三，是威胁了朋友（指国民党）。在“百团大战”之前，日本侵略军轻视我们。在这之后，日本侵略军就把在正面战场对付国民党的兵力调回后方来对付我们，并且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在一起，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讨论中，朱瑞同志说：我们山东军区在“百团大战”之后，也准备集中50个团的兵力大打一仗。后来毛主席不同意，才没有打。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给中央党校的题词，这既是中央党校的校风，也是我们在学习工作中要努力树立的思想作风。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是多样的，有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反省笔记等，有小组会、支部会、漫谈会、个别谈话、全校大会等。在学习讨论中提倡有什么就说什么。党校还多次召开民主生活大会，学员在会上畅所欲言。很多学员自觉地暴露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检讨自己头脑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时，联系各个地区、各个部门以及部队中的工作和党的历史方面的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有些部队干部文化水平低，但他们习惯于直言，敢于讲话，讲出来之后，再通过大家面对面地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消除了过去的成见和隔阂，增强了同志间的团结。

我们也没有什么“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这些东西。学习中，每个人都写了反省笔记，检查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并把自己的思想检查拿到支部和小组会上讲，让大家进行讨论，提出批评和帮助。这样的学习方法对提高学员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促进很大。

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使广大干部懂得只有搞好调查研究，才能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做好工作。

记得党校四部的学员们讨论思想方法问题时，有的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思想方法问题。有一个学员说：“我当个营长，还会有什么思想方法？命令来了，就打仗嘛！”支部的同志引导他，问他：“你打过胜仗没有？为什么能打胜仗？你打过败仗没有？又为什么会打败仗？”通过对比分析，指出打胜仗是因为经过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了解了敌情、地形，在思想上形成了正确的判断，这就是思想方法上的正确。反之，打败仗是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对敌情、地形了解不准确，判断错了，在思想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当然，有时候打败仗，是与上级发出的主观主义命令也有关系。但是，如果上级下达的命令是正确的，你去单独作战，不侦察地形，不了解敌情的变化，也同样完不成战斗任务，也还是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经过支部这种联系实际的讨论和互相帮助，使同志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思想方法问题，搞不好，谁都有可能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大都是来自工农群众的干部来说，在思想上搞清这些道理，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在学习中，我们还组织学员学习了鲁迅的《阿Q正传》，以克服自己身上的“阿Q精神”；学习了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研究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城后，由于骄傲腐化不团结而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在延安时，我多次听过毛主席的报告，对我教育很深。在中央党校，毛主席多次来到党校作报告和了解情况，我与主席有过多次接触和交谈。主席向我了解西北党的历史和西北的风土人情，以及党校学员的学习、思想情况。

整风中，党校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审干期间，1943年7月搞起的“抢救、坦白”运动，一度抛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康生通过逼、供、信，搞出的假典型到处推广，尤其是审查干部这样严肃而慎重的工作，当作群众运动来搞，起了极坏的作用。在党校也使一些同志受了很大伤害和摧残。

我是经过“左”倾肃反的，对这种搞法很不理解。我心想这与陕北的“左”倾分子的那套手段有什么差别呢？！幸而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得早，指示停止“抢救”，避免错误进一步蔓延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1944年春，开始整风甄别工作，毛主席到党校来了解情况，问我最近党校的同志有什么反映？我说有些受审查的同志对“抢救”问题还有一些怨气。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噢！”5月，他在党校对将去前线的学员讲话时说：“抢救”运动中，“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并亲自给大家鞠躬赔礼道歉。10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又说起了“抢救”运动的事情，他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

1944年初的一天，毛主席来到党校，问我：“你认不认识张金保同志？”我说认识。毛主席说：“她是六届中央委员，四中全会后遭王明的打击，被开除了党籍。”他要找张金保同志了解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毛主席让我把张金保找来，和她整整谈了半天。1944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张金保同志的党籍，1945年4月，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委员职务，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参加了七大。毛主席在做张金保的工作中，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又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党内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1944年元旦，中央党校的一些干部坐大卡车去给毛主席拜年。毛主席向我们谈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毛主席说：江浙是中国的首脑地带，中原是中国的心脏地带，而西北是中国的边陲地带。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就非得解决心脏地带和首脑地带不可。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们明白了中国革命的战略走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我们夺取全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

也是这年的秋天，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建立了总部。一天，他们邀请朱总司令坐飞机看一看延安全貌。总司令正在党校和我们谈话，他热情地招呼彭真和我一起去。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我看到了陕北家乡，看到熟悉的宝塔山和黄土高原，看到在过去渺无人烟的山坡上新开垦出的良田，这是我们自力更生的成果，看到山坡上布满了新挖的窑洞，这是全国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见证。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寄予希望的革命圣地，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地方。

延安整风运动中产生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党夺取全国胜利，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实际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民主制度，是建设“社会民主机制”的问题。

延安时期，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民因边区政府征粮太多，骂道：“雷公怎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安处的人便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要枪毙。高岗把事情告诉给毛主席。毛主席马上派人调查，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农民这么大的仇恨。当他得知是因为边区政府征粮太多，引起农民的不满后，立刻下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任务，以减轻边区农民的负担，并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毛主席说这个农民骂得好，不然我们怎么知道，由于我们的政策不对产生的偏差呢！他还说：高岗反映得也好，共产党人应该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

延安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逐渐地成熟起来，经过整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

延安七大会址

这时，从外地到延安来的七大代表大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在整风审干中，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成了一件很不好处理的问题。如果不承认有问题同志的资格，要各地区重新选举代表，而新选出的代表到延安，有的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七大就会被再次推迟召开。最后，毛主席决定：“代表全部出席，开会。”这样，七大才如期召开了。

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他说：“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³⁾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作为七大的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我的代表证是328号，座位是10排22号。

会上，我聆听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云、陈毅、张闻天、博古等同志也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大会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来发展的历史经验，制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还确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阐明了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并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全党在七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新的领导机构领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