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同郁达夫之间的纠葛和争论

一、政治观点不同，导致郁达夫脱离创造社

创造社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四人发起成立的。这四人是元老派，他们之间交往深厚，友谊亲密，为共同的文学事业密切合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发展做了可贵的贡献。

1927年1月16日，郁达夫（署曰归）在《洪水》第25期上发表了《广州事情》，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入微的笔墨，揭露了广州右派势力的“作威作福”。指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被“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即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所操纵着。他以极大的勇气，在文章的结尾处召唤民众“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原文是这样的：

“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打倒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默，来一致的作初步的工作。”（《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

郁达夫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意识，对于形势的分析入木三分，确实为一般人所难于具有。然而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郭沫若，不但没有支持郁达夫，却对他加以指摘。郁达夫《穷冬日记》1927年2月12日记录了这件事：“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因为《洪水》上的一篇《广州事情》责备我倾向太坏，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人，或要分道而驰的。”（《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

郁达夫3月8日《新生日记》记：“接仿吾来信，说沫若亦有信给他，骂我做的《洪水》25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我看了此信，并仿吾所作一篇短文名《读〈广州事情〉》，心里很不快活。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同上）

成仿吾的文章措辞严厉：“我觉得曰归（指郁达夫）君的毛病，一在于观察不切实，二在于意识不明了，三在于对革命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认识，四在于没有除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至于这篇文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曰归君尤为不能不负全责。”

郁达夫虽然受到好友的指摘，心中不快，但他没有驻笔，要继续说“尽人欲说的照例的话”。3月16日《洪水》3卷29期，他写了《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还是中国人脑筋里洗涤不去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所以在这一个危险中，我们民众所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只有两条路：第一，把革命的武力中心，夺归我们的民众。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因为“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

蒋介石于“4·12”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郁达夫于6月1日在《文艺战线》4卷6期上发表了《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公开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罪行：“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现在还要反过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者、日本资本家和支那往日的旧军阀旧官僚等，联合成一气，竭力的在施行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往昔的旧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

这是一篇讨蒋的檄文。

这年的7月，发生了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的事：“一位自称暗探的司令部的人员，到创造社出版部来说要拿人拘办。弄得出版部里的人员逃散一空”。随后由郭复初、胡适帮助“辨剖究竟”，才由郁达夫到警察厅去接受回来。

这件事，成仿吾很恼火，他将责任全部扣到郁达夫身上，说：“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做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

警告和责难，最终导致郁达夫决心脱离创造社。他说：“我看了左右前后的这些情形，深恐以后再将以文字而召祸，致累及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事业的经营，所以就在去年8月15日的《申报》、《民国日报》上登了一个完全与创造社脱离关系的启示”。《启示》中说：“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

郁达夫与创造社最终分手，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也有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因为这几句警告的结果（指成仿吾的指责），成氏的那位亲族，现在是在管理创造社的全部财产的那位亲族，本来就厌我监督的太严的这位成氏，竟对我很明显的表示了反抗的态度。”（《对于社会的态度》）这就促使郁达夫下定决心，脱离创造社。而创造社的唾骂、攻击紧随而来。

郁达夫说：“最后是创造社的诸杂志了，他们也以一样的态度，在攻击我的私事和作品。这些本来也没有答复的必要的，可是因为文学的革命不革命，而攻击到金屋的藏娇，老七老八的名字的应用，我觉得未免走得太远了。……一脱离创造社后，现在就成了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时代落伍者了。没落也罢，灭亡也好，我只希望以后各人都能走上各人自己所想走的路去，或向成功光明的方向，或向黑暗堕落自杀的方面，不过总要诚诚实实地，不虚不伪地。

“拉杂一写，总算把半年中所接下来的明枪暗箭，在此地数了一数，以后是要逃避了。”（《翻译说明就算答辩》，载1928年2月16日《北新》2卷8号，又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

这段引文有几点要加以说明：

郁达夫登《启示》脱离创造社的时间是1927年8月15日，到他写这篇《答辩》，正好是半年，这半年中，他受到创造社的“明枪暗箭”式的攻击，为数不少。第一位攻击者是冯乃超，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攻击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说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展开全面的批判。

郁达夫受攻击，是“创造社的诸杂志”，而且是“在攻击我的私事和作品”。这手法，与创造社攻击鲁迅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攻击、奚落鲁迅的材料是籍贯、家族、年纪，甚至于黄牙等。这一回攻击郁达夫的是金屋藏娇、老七老八的名字等。

郁达夫与创造社彻底决裂的根本原因，是他所说的“文学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即关于“革命文学”的不同意见的问题。同时还有“大众文艺”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郁达夫对创造社有严格的批评，有过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们之间的论争是整个“革命文学”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把郁达夫与创造社的关系始末放在这一节来论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他郁达夫必然地走出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

二、“革命文学”问题上的对阵

郁达夫关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问题，是较早进行探讨的一个，他于1927年2月1日《洪水》半月刊3卷26期上用曰归署名，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他首先批评了一些人：“在那里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竟有一二人模仿烧直，想勉强制作些似是而非的无产阶级的作品出来，然而结果毕竟是心劳手拙，一事无成，是不忠于己的行为。我在此地敢断定一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而这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握有政权的时候。”“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完成之先，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就不会有……没有自觉意识的阶级文学是不会成立的。第二文学的产生，须待社会的熏育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完成的时候，社会的教育，社会的设施和社会的要求，都是和无产阶级文学相反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之下产生的文学，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这是郁达夫唯一一篇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文字。所表达的意见是非常明确的：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前，是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学的。今天无论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也必定是徒劳一场。

“革命文学”的提倡，到了1928年初渐入高潮。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郁达夫的批评。先是郭沫若，他以麦克昂的署名发表了《英雄树》（载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1卷8期），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点郁达夫的名，实际是在批驳他的意见：“社会上有无产阶级便会有无产阶级文艺。有人说：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出现……有人说：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文艺。这是反革命的宣传，不管他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

这和郁达夫的意见完全相对立。

冯乃超于1月中旬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这是“革命文学”倡导进入热潮期具有标志意义的一篇文章，文中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这“几个代表作家”捆绑在一起，毫无顾忌地对他们进行批判。

叶圣陶是“提倡自然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

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的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对于郁达夫，文章没有直接的攻击，而是用了“似褒却贬”的文字，文字不多，全文抄录：“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因，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他们所要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指鲁迅和叶圣陶）没有差别。”

郁达夫看了冯的这段文字，他就这段“半吞半吐的批评”说了几句话，为防复述失真，全文照录：

我头脑昏愚，看了这批评之后，不晓得作者究竟是在褒我的呢，还是在贬我？抑或是褒有所不甘，贬有所顾忌，而最后是很巧妙地说出来的这一个似褒却贬的评断。可是我看了总有点不解，照作者的意思，明细叙说出来，则底下的一个公式是可以成立的：

郁达夫=叶圣陶+鲁迅

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一般青年所要申诉的=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对于社会的态度》，载《创造社资料》下，又载《郁达夫文集》第6卷）

郁达夫的文字，重在揭露冯乃超的“似褒却贬”的攻击的实质和手法，使读者从中明了冯的那段文字的真正用心。

同一个月郁达夫又发表《革命广告》，毫不留情地讽刺、鞭挞了创造社诸人在倡导革命文学时，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霸道做派，以及动辄就对别人乱扣帽子、肆意挞伐的恶劣行径。文章说，现在革命最流行，在无论什么名词上加一个“革命”，就可以出名，在排字间里，铅字不够的时候，就只好用OO来代替了。读者见到OO，就如念阿弥陀佛者之默诵佛号一样，文章写道：“在今天的革命8月8日的这革命日子的革命早晨革命9点钟的革命时候，我在革命申报上，看见了一个革命广告。这OO广告是在说，上海有家革命咖啡，在这一家OO咖啡里，每可以遇见革命文艺界的OO名人革命鲁迅，革命郁达夫等。

“我，——这一个不革命的——郁达夫，完全还没有知道……至于鲁迅呢，我只认识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鲁迅。我有一次也曾和他谈及咖啡馆过的。他的意思是仿佛在劝我不要去进另一阶级的咖啡馆，因为他说：‘你若要进去，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所以，我想老人鲁迅，总也不会在革命咖啡馆里进出，去喝革命咖啡的，因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至于我这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呢，身上老在苦没‘有’许多的零用钱，‘有’的只是‘有闲’，‘有闲’，失业的‘有闲’乃至第几十几X的‘有闲’，所以近来对于奢华费钱的咖啡馆，绝迹不敢进去。”（载1928年8月13日《语丝》4卷33期）

是挖苦？是讥讽？是奚落？是反击？是批驳？都是，都有。因为郁达夫对于创造社“小集团主义”实在不能容忍，对于他们群起而攻击鲁迅也特别反感。他不能再沉默，他起而反击。

郁达夫在“革命文学”今天能不能成立的问题上同创造社论辩，他的观点并不表示他反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只是说今天的提倡似乎有些不适时罢了。他自己对于革命文学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我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可是生在19世纪的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对于社会的态度》）

郁达夫对于“革命文学”今天不能成立，是持坚持意见的，那么，文学应该走怎样的路呢？它应该是怎样的呢？他思索着并提出了他的意见。

三、“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大众文艺”问题

郁达夫与创造社的论争，让他深深地思考着两个问题：文艺应该走怎样的路？文艺应该是隶属于什么人的东西？他将他的思考，凝聚到一份杂志上，这就是《大众文艺》。这是1928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月刊，由郁达夫自己任主编。在“革命文学”论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推出这样一份杂志，是郁达夫想另辟蹊径，用“大众文艺”来表明同“革命文学”不一样的意见：“我们的意思，以及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大众文艺〉释名》，载1928年9月20日《大众文艺》创刊号）

这时候，张扬大众文艺，似乎对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有些不屑一顾的态度，又似乎对革命文学有点挑战的意味。

《大众文艺》创刊后一个多月，彭康发文批判“大众文艺”说。文章首先抨击《大众文艺》是“反动的东西”，随后说：“大众文艺！这‘大众’两字的确漂亮，因为大众已不是‘小我’，在现在正要大众斗争，大众团结的时候，拿出‘大众文艺’这名字来是很可以迎合一般人的心理的。不过这只是迎合，其实还是从‘小我’出发的‘大众’，而其用意是在以这两个字偷偷地替换‘普罗列塔利亚’来攻击革命文艺。从前那种反对革命文艺的论调知道是很薄弱的了，于是用这种侧面的阴俏的替换来打消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这很容易使一般青年受他的蒙蔽，对于现在所需要的真正的文艺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有彻底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

“郁达夫不愿文艺隶属于某一阶级因而否定它的阶级性，这不是对于理论的盲目，便是有意识的反动。

“从社会的构造及政治立场上看来，大众文艺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在实际上是欺骗青年。郁达夫说人家‘转变无常的来欺骗青年而实收专买的名声和利益’，而他自己却先前以个人的颓废文学来迷误青年，后来又提倡Raymond的农民文学来使青年走入歧途，现在又是大众文艺来缓和青年的阶级意识及革命精神。我们不必学他的同道来阴骂阳讽，我们只明白说大众文艺是反动的东西。”

“大众文艺”问题的提出，同“革命文学”的提出一样，可以对它进行探讨，甚至争论。但是简单的从政治上否定它的成立，又从阶级的方面说是有意用它来替换“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文艺，则是政治上的诬陷和攻击了。（《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载1928年11月10日《创造月刊》2卷4期）

高长虹掺和进来了，他认为郁达夫和彭康的争论，只不过是一种“地盘之争”。郁达夫因为“有些文艺团体笼断了文艺界的买卖，所以大声疾呼用了大众文艺的名义来维持自己既得的权利”。而创造社则把政治理论“套在文艺上”，想把“一切文艺都做成革命文艺”，以达到“笼断”的目的。因此，对于同自己“争利”的大众文艺，就需要“把它克服下去”。并认为革命文艺或大众文艺，“都没有他们的革命或艺术的理论”，他们是不是文艺，都同样是有问题的。（《大众文艺与革命文艺》，载1928年12月1日《长虹周刊》第8期）

高长虹对革命文艺和大众文艺都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没有艺术的理论的支撑。高长虹所言，具体指些什么内容，他并没有说明，因此，所谓的艺术理论，也就是无稽之谈了。

这件事，本来到此为止了。可是创造社揪住不放，在事隔一年后的1930年3月1日，即“左联”成立的前一天，《大众文艺》出了“新兴文学专号”（上）。这是陶晶孙接替郁达夫和夏莱蒂编辑的第2卷第3期。专号是《大众文艺》征求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意见的答复，其中有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鲁迅、王独清的文章。

郭沫若在题为《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一文中，认为“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文章借题发挥对郁达夫提倡的大众文艺横加指责：“根据一些间接介绍，说它是和无产阶级文艺对抗而产生的。那么它的所谓‘大众’要是把无产阶级除外了的大众，是有产有闲的大众，是红男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那么这样的大众文艺，结果要和‘Made in japan’的东洋货正当得是难兄难弟了。”

这语气，这手法，同他在攻击鲁迅是反革命、二重的反革命的文字作风如出一辙，他有时连基本的逻辑层次都不顾，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段文字就是代表。

郁达夫回敬说：“不过‘大众文艺’这一个名目，却是由我而取，为此而受到的讥骂嘲讽，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在，却也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些满含恶意的攻击了。”并且文章还抨击了文艺界“只许我文艺，不许你文艺”的恶霸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