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朗士及其作品

阿纳托尔·法朗士对后人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他的言论、讲演——在这个被机器和流水线所支配的社会制度中体现出卓绝的自由和富有人文情怀的典范。

他的原名叫蒂波，虽然他的笔名是法朗士（France与法国相同），这看起来有点狂妄，但是他本人并不是这样。他没有刻意渲染别人称他为法国天才的完美形象，与之相反的是，他表现出了自己别具匠心的风格特点;他是怀疑论与理想主义的结合者;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并具有破坏的倾向;反对一切迷信，坚信真理;具有可以将严肃的话题转化成幽默言论的能力；他敏锐、细致，描述事件干净清晰，这些都能够体现出一个身为纯粹法国人的特有品性。

阿纳托尔·蒂波于1844年4月16日出生于巴黎的伏尔泰街，他热爱旅行，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忘不了巴黎，是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那些高贵的旧街道》《光荣之河》中描述了他儿时的事情，文笔平易近人，让人有着但凡出生于巴黎街头、闲淡生活中的孩子，定不会只是平凡过一生的错觉。

大树、书籍，闲散而过的女人……这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他的父亲拿埃勒·蒂波出生于法国安茹，在巴黎的马拉圭街上经营着一家名叫法朗士书局的书店，或许这就是启发他使用这个笔名的灵感源泉。书局中专卖旧书、字画和大革命时期的手写文案，法朗士收藏古籍的爱好和掌握如何与人交流这些书籍的能力正是在这里学会和培养起来的。

“我的父亲在对人的心灵和命数上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些都是天定的。他的悲观中带有忧郁，而我的悲观中却带着快乐，我与他在日常中的辩论，凡是持有相反论据的，都相当直接地表达出来。这让我在后来形成对古典艺术中修饰性的理性和拥有完美的准则的喜爱。”他的母亲是法国柏斯的当地人，是个聪慧、慈爱又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法朗士的记忆中，她总是如此的温婉可人。

阿纳托尔对“古典艺术中修饰性的理性和完美的准则”的喜爱，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彰显出来。在他求学生涯中，他起先在圣玛丽学院上学，后来转学至史塔尼斯拉斯学院，他在学业上他并没有耗费太大的工夫，对待学业的态度消极且不受约束。虽然的理科知识相当薄弱，但是拉丁文却掌握得很好。他对古希腊文化也研究甚深，他博览群书——小说、诗歌、史记、哲学皆有涉及，他的脑子里充盈着这些富有价值的零碎知识，这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灵感的来源。

在法朗士的创作生涯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至深：一个是圣伯夫^[1]；另一个则是法国十九世纪的语言兼历史学家——《基督徒的起源》和《以色列民族史》的作者——勒南。后者给他的启蒙更为重大，法朗士终其一生都敬仰他。后来，他看透并且毫不犹豫地摆脱了宗教信仰，就同当时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他的理性中又富有一种对“神圣的东西”深厚的崇敬之情。但他的这种崇敬之中又带着嘲讽，他以傲慢、嘲讽的姿态来贯穿付出与亵渎。虽然这样的做法并不高尚，但是他还将宗教的神圣与亵渎融为一体，所以他的文笔看上去有些辛辣。他也从来不遵循十九世纪科学的实证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像是一个来自十八世纪的人。

在毕业之后，他开始谋生。1862年，他被阿勒冯思·勒梅尔雇用，做校对工作，这个出版商曾出版过当时法国几个当红年轻人的文集。例如：勒贡特·德·利尔^[2]、特奥菲尔·戈蒂埃^[3]、庞维勒^[4]、门德斯、艾尔迪雅、柯佩等。他们的作品同时刊登在同为勒梅尔的出版物——《近代高蹈派》的热卖杂志中，在这块舞台上，他们的创作日渐成熟并富有创意，脱离了浪漫主义的感情处理方式。阿纳托尔的鼻梁较长，下颚隆出，他表现出来谨慎的言辞与羞涩的肢体动作，让人以为他是误闯此地，但是他超凡的聪慧与和蔼可亲的性格，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便结识了许多朋友。他渐渐地融入了高蹈派，并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在出版社中身居要职，品读作家的手稿、批注，向他的上级汇报这些作品，在必要的时候他甚至修改这些作品。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自己的创作，187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金色诗篇》，由于他不同寻常的文笔，诗集中收纳的诗赋有华美的外表和略显忧郁的气质。这部诗集在朋友圈中广受好评，法朗士这个笔名也成了勒梅尔出版商手中握有的重要王牌之一。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近代高蹈派》杂志上撤去了马拉美^[5]和魏尔伦^[6]的作品。1875年，这样的排他之风不再如此盛行，但是也造成保尔·瓦雷里^[7]在他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演说中没有提名当时在院中备受关注的法朗士。

年轻的法朗士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歌林斯人的婚礼》。这部诗集相较前一本，他更为用心，书中洋溢着对古希腊文化的无比怀念和对基督徒始终如一的敌对态度。这是法朗士所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同年，里尔成为圣那德图书馆馆长，因此法朗士随之被任命为卢森堡图书馆的馆长，这次的任命在决定他能与娃乐喜·居也汉·德梭罗喜结连理一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是个温婉的金发女郎，年刚二十出头，经常为一些古典文学的书籍写序。法朗士也在《时代》周刊上登过两则情节波折的小品故事，那就是《乔卡斯塔》和《瘦猫》，文章虽短，但是品读起来也颇具趣味，体现出作者一定的写作功底。

法朗士三十七岁那年，他的名声也只在一个小圈子中为人所熟知。直到1881年4月，他完成并出版了《波纳尔的罪行》之后，才在文坛上一举成名。法国研究院给他颁奖，在给法朗士的贺词中，莫瑞斯·巴瑞谦虚地说道：“我师从法朗士。”

《波纳尔的罪行》的主人公是波纳尔，围绕着他有两条同时发展的主线。波纳尔为人野蛮，可是拥有一颗年轻的心，他雄辩、胸襟开阔、灵活——实际上，平易近人。两条主线故事背景不太真实，存在感不强，但是文笔却相当灵动活泼，字句简洁凝练而不造作。人物间的谈话写得尤其精彩——幽默而富有情感，相当生动。文中主要以巴黎的街区、西西里的景色、细致的室内为描写背景，尽管书中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配角，但是法朗士却能很好地掌握和控制他们的出场和表现。文中体现的是宽容和愉悦，而不是法朗士在之后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充满悲伤无奈的快乐。

光阴渐逝，这部作品丝毫没有被岁月的尘埃掩盖它的吸引力。它堪称是一种小品巨著，是非常有价值的存在，必须被很好地流传下去。

这部作品虽然不能令法朗士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但是这部作品的价值起码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在1882—1885年，他相继出版了《让·塞尔维安的愿望》以及众多小故事和旅行短文。他起初常常光顾文艺沙龙，并且成为那里的“顶级”会员，接着他又创作了《友人之书》。这是一部着重描写他孩提时光的作品，内容真实而富有魅力。

1886年，在位高权重且以睿智著称的阿德瑞翁·艾拔哈的举荐下，法朗士被任命为《时代》杂志文学专栏的编辑。之后的7年里，他每星期能有一天的固定休假。对于他来说这是个相当轻松的工作，他也无须卖弄自己的文学造诣。他犹如漫步在遐思的庄园里，沉迷在那些引人入胜的风景中。倘若他遇见自己所不想看见的东西，便扭头离去，另觅美景。他偶尔探身去摘下芬芳的鲜花。他从不过于沉迷某部作品，也不妄作评价，相反，他更在乎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直接感受，如此让他更具有人情味。作为一个专业的品文员，他更倾向于印象派和主观派的观点：“成为一个称职的品文员，他们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提出来自灵魂深处的见解。”倘若对作品的见解不够有趣，这样的论断无非是令人徒增烦恼。法朗士将原本属于蒙田的观点运用得恰到好处。

他的文评都收录于《文学生活》之中。在当时，这本书虽然没有造成很大的效应，但每篇文评不乏巧妙的构思和面面俱到的见解。它汇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并且使这些思想独特、智慧、生动起来。尽管一些作品不是法朗士所喜爱的，但是在评判作品的好坏与价值上，他却丝毫没有因为个人的喜好而有任何偏颇。在法朗士看来，拉辛^[8]是真善美的代表；拉·封丹^[9]是独具法国韵味诗人；伏尔泰的横溢才华无与伦比。能够批判这些泰斗们的人必定是特别的存在，但也必定拥有怪异的性格。法朗士无法忍受雨果，雨果是浪漫主义的先驱，而在浪漫文学领域，他最为推崇马丁和维尼，他认为他们俩的成就高于雨果，这是因为他们的文风与古典派相近。除了敬仰莫泊桑的严肃谨慎，他几乎不喜欢与他同时期的其他作家，虽然在表面上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法朗士在1888年结识了阿蒙·盖亚维夫人，并且爱上了她。这段爱情深深地影响了法朗士之后的生命、思想和创作。盖亚维夫人原名叫雷昂婷·李普曼。她的父亲是犹太人、银行家，出身富裕。1867年，她嫁给阿蒙德·盖亚维—— 一个心地善良却嗜好赌博的男人，这导致婚后不久两人的婚姻面临破裂。雷昂婷天生不安于室，又有雄心，于是在当时文学、艺术和政治圈中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在加入阿柏农夫人经营的一家有名的沙龙后不久，她便在位于侯许街自己的家中也自营起沙龙来。

法朗士时常成为这里的座上客。因为他的婚姻面临同样的困境，新出生的女儿也无法为这对夫妇之间的感情起到调解作用。阿蒙夫人虽然不年轻貌美，但是她灵动、充满活力和富有朝气的特征征服了这位略显羞涩的四十多岁的作家。法朗士信赖她，向她坦言自己将来的计划、希冀和担忧。她最初还略显矜持，但不久便与他共沐爱河。

法朗士在1893年与妻子离婚，虽然如此，但是雷昂婷并没有与自己的丈夫离异。她的丈夫看似难以亲近，但是却很好说话，甚至在财产方面能够保持互不干涉、互不侵犯。在这之后，法朗士经常待在侯许街的房子里创作，并且经常陪同他的情妇度假旅游。但是雷昂婷很快掌控了两人的一切，她支配着法朗士的一切。对于法朗士而言，闲暇的时间更为稀少了。她让他写作，甚至为他构思主题，替他在图书馆里找资料，修订手稿。实际上，正因为她的督促，法朗士才没有浪费光阴，成为一名多产而又广受读者欢迎的作家。

在法朗士有了明确的想法时，他更愿意躲在怀疑主义的外表之下，而阿蒙夫人却较为热忱，她支持法朗士将他的观念与世人共享。倘若没有她，法朗士或许只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写手，或是艺术评论员和修辞专家。除了他优柔寡断和多疑的缺点之外，雷昂婷令他成为一个政治雄辩者，并且在政治方面成为一大党派的卓绝领袖。

最早，雷昂婷只是在他创作的水平上有所影响，1889年法朗士的《泰绮思》刊登在《双城杂志》上。它是用诗歌、散文的形式重新表述他在年轻时所叙述过的故事。不管怎样，他的文风与之前大有不同。原有的故事主题不变，主要讲述一个风尘女子被教士感化从良，教士却因此而爱上她而走向灭亡的故事。但是这次的描述并不像从前那般只是用亚历山大诗体来创作，而是在文中加入了他的哲学思想。倘若这样的形容过于夸张的话，那末他关注的起码是他对生存的态度——他的理念和哀愁，不承认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东西——以及他对《生命之宴席》的热爱。整部作品充满着精彩绝伦的戏剧性，其中不乏巧妙的对话，独具风格。虽然太过于自觉，但是文字的流畅程度无可比拟。《泰绮思》虽不是法朗士的最佳作品，但却是他第一本完全展露自我的作品。

之后的几年中，他依然在《时代》杂志任职，他着手动笔写一部故事集——《珍珠盒》以及《鹅掌女王的烤肉店》。这两本书在1893年出版面世。法朗士的想象力并不是十分丰富，但是他的文学素养和字里行间的雕琢日益精细。因此短篇文章更能使他发挥出优势来。《珍珠盒》与《泰绮思》具有一样的思想内涵，是本无比引人入胜且趣味横生的书。

《鹅掌女王的烤肉店》并非完全是本小说，它是由几个小标题为主导，统领着精彩纷呈的插曲和灵动的细节。书中法朗士创造了一个在当时文坛几乎人人知晓的角色，一个来自十八世纪名叫杰罗姆·夸尼亚尔的教士。书中的夸尼亚尔是一位神学博士、艺术学士、辩论者，还富有流浪情节和自由主义者的意味，喜爱喝酒，但是他也称得上是拥有罕见的干净的灵魂。

同时代的作者认为，虽然法朗士在人物的刻画方面并不深入，但是周旋在生动形象的教士身边的却是千姿百态的众生，他们的姿态活灵活现。

1893年，法朗士的《杰罗姆·夸尼亚尔先生的意见》在巴黎的一份报纸上连载刊登。作品隐喻那段时期某些社会事件的形成发展，全书以感性的、悲悯的、略显悲观的思想为中心。他刻画的主人公杰罗姆是“无人能比的富有勇气且爱好和平……尽管在鄙夷他人的时候会予以宽容和体谅，他尝试着开导他们……让他们途经欲望和荆棘满布的道路之后能够形成美德—— 一种自由自在、愉悦的本能”。

因此，我们能够体会到法朗士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想。

《杰罗姆·夸尼亚尔先生的意见》与《鹅掌女王的烤肉店》同样享有盛誉。在十九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思潮风靡全世界，在知识分子圈中尤为盛行，或许是因为社会在内无忧、外无患的情况下呈现出一派祥和。杰罗姆·夸尼亚尔，博学多识，是个有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相当前卫，因此作者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成功。

1894年，马斯奈把《泰绮思》改编成歌剧，搬到了舞台之上。法朗士接着出版了《红百合》，这部作品是在阿蒙夫人的鼓励、支持下完成的，并且超过了当时风靡一时的保罗·布杰。其实这部作品并非十分完美：意大利乡间的田园风光、某些有意思的只言片语和纯情罗曼史的片段……这些都让人觉得与作者原有的文风相去甚远，尽管整体把握得恰到好处，但是在收尾时不免拖沓，特别是所有人物的描述方式千篇一律。尽管这样，但是却丝毫不影响《红百合》的销量，他获得的版税足以让他在森林大道边上购买一套房子。在那里，每逢周日和周三，他宴请朋友和他的追随者。这是法朗士一生中与外界交流最为频繁的一段时期，文章的序、讲演辞，接连不断地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他与阿蒙夫人周游各国，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古董店出没。

这年，他出版了《伊壁鸠鲁的花园》。这本书里用忧郁的文笔表现阿蒙夫人的哲学观点。除此之外，还有故事集《圣可莱之井》。《伊壁鸠鲁的花园》的行文流利，结局也收官得相当得体。

“我越是思索人的一生，我就越是坚信嘲讽与同情必须成为生命的见证和评判，就像埃及人把死亡当作是为伊希斯和奈芙蒂斯（伊希斯与她的姐妹奈芙蒂斯同为死者的守护神，她们常在棺材的两端以人形现身，伸开翅膀保护死者。这对姐妹都拥有魔法力量。）两位女神一样。嘲讽和同情是两个使者，前者令生命同她一起愉快地生活，后者使生命同她一起落泪伤感与付出。只要嘲讽有度，不跨界批判爱与美，如果嘲讽宽容得以静息暴戾，那就让我们嘲笑愚笨与黑暗。如果不这样的话，它最终会成为我们所痛悔的软肋。”

法朗士作家和思想家的称谓已经被肯定，但是他还未成为法兰西学院的会员。1896年，在卡那勒的作者费丁南德·勒西普斯去世之后，法朗士补上了他的空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在十九世纪末，法国由于过度繁荣而出现动荡。巴拿马丑闻让众人对投机主义者、中产阶级的共和政府都产生了疑问，普通民众叫嚷着呼吁社会公平。乔海高呼：“悲痛的人们快快醒悟吧！”抵抗、暴力随之而来，无政府主义者抨击资本家。当时，教会（当时还没有向势头渐强的现世主义臣服）与独裁者联盟，共同抵抗当时对统治阶级的反动派。在1897年，某些人竭尽全力去揭露因法律的不公正而引发的事件：德雷福斯^[10]上尉被不公正地判定为叛国罪。这个事件在法国形成了两大敌对阵型。杰罗姆·夸尼亚尔先生的人物形象让他们觉得法朗士倾向于温和的无政府主义，完全不能接受宗教，而且对“社会权贵”人士表现出毫无遮掩的鄙视。但是在他的创作和讽喻中，隐含着他模糊不清的态度。他是否真的需要用书中的角色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是利用那些是非不清的现实冲击来寻求写作题材？法朗士根本不屑于对此做出任何解释和澄清。

如今，法朗士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长达四部的《现代史话》囊括：《路旁榆树》《人体服装模型》《红宝石戒指》《贝日莱先生在巴黎》。这是一幅历史长卷，它描绘了现实生活的严峻形势，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信仰。法朗士延续了自己固有的文风。《现代史话》的主人公是在一所乡村大学上学的拉丁学生，文中满是平和与善意的谈论以及引经据典的论断、诙谐的插曲和欢快的小故事。但是作者的立场相当明晰，他反对宗教、反对武装、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墨守成规，他站在社会底层被生活剥削的人们的立场上，理性地批判，成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他每一部新作品中带有的批判色彩越发浓重，《路旁榆树》出版时，德雷福斯事件还没发生。作者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共和政府的投机主义者。书中写道：“父亲告诉我，共和就代表着正义，然而当权者利用职权的仅是便利，而不是伸张正义。倘若人们在行进的路途上不求创新而只批判美德，那末他们将在这条路上止步不前。”在《贝日莱先生在巴黎》中，我们看到法朗士因“一般事物的罪行”而惊讶不已。他已经成为决绝的社会主义者，断定中产阶级已是病入膏肓。身为犹太人的阿蒙夫人勇敢地站在德雷福斯这一边，这样的支持同时助长了她的情人法朗士的士气。事实上，法朗士从来都不曾忘记要活出自己，并且更为坦诚地做自己。

《现代史话》系列的前三部寓意深远，文中的主角依旧是传教士，书中描写了在一个教区中两位主教候选人参与竞争的过程：一个是油嘴滑舌的古颓勒神父，另一个则是如何都不肯退让的拉田神父。如同法朗士心目中的偶像勒南一样，他对于教会总是带有些许的留恋，对教会的传教士也总有千丝万缕的情思。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主人公的身份被定为传教士，并且是令人喜爱、恪守教规的形象。贝日莱先生曾说过：“我并不是圣职工作人员，我只是位神学家。”法朗士爱引用神父或者博士的话，然后再进行批判和嘲讽，这样的偏激行为却因为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神学家的尊重而令大家原谅了他的这种写作方式。

在《现代史话》完成之时，法国教会仍然受控于罗马教皇和法国政府间的宗教协议，法国政府有权提名总主教。毫无疑问，法朗士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搅和教堂与政府办公室之间腐败的气氛。《红宝石戒指》这部书中描写的几位女士，因为被各自庸俗的私心唆使，做梦都想与人人敬仰的古颓勒神父会面，而整部书中不乏描述这些多情的文笔。

《现代史话》的文风类似于讽刺漫画，这是对当时的政权、政策和前卫的法国最具有价值的记录文案。对于社会历史学家来说，它一直是重要的资料；对于普通读众，他们则在阅读中领会到全书的乐趣。

1898年，由于他参与了在要求驳回对德雷福斯判决的请愿书上签名这件事，他与几位挚友绝交了。1899年，他不再出席法兰西学院举办的会议，因为他认为院中有许多反对德雷福斯的人，他觉得自己要是遇见这些举止猥琐、令人反感、专门攻击自己的人，会觉得很尴尬。他于1901年出版了《贝日莱先生在巴黎》一书，紧接着创作了《克兰比尔》，在这本读起来有点晦涩、写实的短篇作品中，他毫不犹豫地将矛头直指政府内阁。

1902年，他在左拉的葬礼上致辞——他忘了自己曾是一位痛骂过这位自然主义作家的人，他声称左拉代表了“一个年代的人性良知”。法朗士极力支持反教士的“集团”政策，他加入了社会主义派的左翼，并且与雄辩高手乔海成为好友，他们俩真诚的友谊出自共同的爱好——喜欢法文和拉丁文。法朗士时常参加党员代表大会，频繁发表演讲，他甚至为艾迷·孔波的演讲集《小父亲》写序，后来这篇序文被加上《黑色党派》的标题出版成口袋书。简而言之，他最终成了一名斗士——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

他不仅获得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敬仰，甚至连读不懂他创作的工人阶级，都对他敬爱有加。工人们在工会的会议上有幸认识这位据说是法国最伟大作家之一的人，法朗士依旧同以往一样和蔼可亲、礼貌待人，尽管在和大家的相会中，有人触怒了他敏感的个性，他也尽量地隐忍。他并没有因为不断结识新朋友而遗忘了老伙计。虽然莫瑞斯·巴海在国家主义上表现活跃，但是他曾经说过：“不论德雷福斯是生是死，我都不会去冒犯这位在这世上十五年来令我最敬仰的大师。”事实证明，不论法朗士的思想转变多少，他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般的风度，即便在被触怒之时，他也能够将怒气转化为笑话或者新鲜的故事。由于他富有智慧的幽默感，政治手腕再强硬的人，也会为他这种非暴力的、令人着迷的处理方式所折服。

法朗士此时已步入耳顺之年，须发发白，而双眼却因睿智而炯炯有神。他与阿蒙夫人以及一群参差不齐的门徒住在扎伊尔别墅的家中。这些门徒中有写作的、作画的、雕刻的、社会上层、爱好艺术的以及多金的资本家、美丽的女演员、世界各地的名人、偶有的传教士、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俄国无政府主义支持者、印度神秘主义者，以及很多崇敬这位伟人的年轻人，其中要数普鲁斯特最为用心和热忱。

法朗士并没有被成功的喜悦冲昏头脑，当他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意气风发之时，他看透了成功的本质，这无非是一场幻觉，不同面具下的人却有着相同的冲动、自利和偏见。他撰写了这部《滑稽的历史》，通过描述演员不羁生活的故事来抒发自己的抑郁情怀。可是社会革命分子并不期待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法朗士为了保证作品能够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参加了人权同盟委员会，并且发表公告，参与公民的会议，痛斥沙皇主义和法国政客与“独裁谋杀者狼狈为奸”，他还预言好日子就要到来。实际上他却对自己的预言不抱有很大的信心。他天生具有的悲情主义思想再度占据了他的主导思想。他渐渐厌烦围着他的公众，因此他以外出为借口，带着阿蒙夫人四处游玩，躲避群众。不久，他甚至开始厌烦自己最忠实的粉丝——他的可爱情人。他开始厌世。于是，他重新回到创作中，他继续完成《圣女贞德的一生》。1906 —1907年，他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请教专家，搜集资料，亲临与贞德有关的地方。在1908年伊始，全书分成上、下两册出版，但是反应平平。右派分子对法朗士笔下的贞德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她并不是代表上帝来挽救国家命运的圣使。而左派分子也不看好这部作品，他们认为她不仅不能够代表民众，也不能作为雅各宾派爱国主义的先驱。法朗士很尽力地客观、理性地描述角色。他的确做到了，正因为无法与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所以他坚定地站在写实的立场。

这样的立场相当理性，甚至超乎自然存在。贞德听到的声响只是幻觉。也可以这么说，她是个过分敏感、歇斯底里的女人。法朗士花了很多的文笔，将她的伟大成就用平凡的、自然的角度来诠释。至于她在历史舞台上充当角色的原因是：她很走运。起先是一个神父告诫虔诚的贞德完成应尽的任务，而时势又让贞德成为实现政党目的的关键人物。若非她，英国迟早会被“赶出”法国，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贯穿全文的是他对贞德同情、敬仰甚至是热忱的论调。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文中的精彩片段也值得人深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部书过于冗长的陈述和一贯的套路，令整部作品略显沉闷，书的结局也无法令人信服。

法朗士在1908年出版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书——《企鹅岛》。字里行间充满生机，文风却极为严谨。故事里将法国民众隐喻成这群企鹅。在马埃大仙的恳求之下，企鹅们变成了人类。由于这个改变，他们同样袭得了人类的缺点：傲慢、懦弱、荒淫无度、自私。法朗士利用简练的文笔以摘要的方式记录他们的历史。因为迷信，他们的历史充满着无知、叛逃和杀戮。作者根据现实中的布朗主义、德雷福斯事件编绘出卑鄙与阴谋的对手戏，为之蒙上了讽刺的意味，令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是在针对哪件事。

法朗士几乎对将来不怀有希冀，人无法改变，启示录的见解让他预言将来企鹅们的资本主义世界：对获得仅能正好果腹的报酬的工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富得流油，因此工人阶级终会起义。巨变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贫穷和困苦，这片哺育了百万人口的土地渐成荒芜。于是新的轮回上演，荒唐与罪恶周而复始。这是法朗士众作品中唯一一部中心思想如此晦涩、刻薄且腐朽的作品。法朗士的心情随着这个世界带给他的荒唐印象愈加不愉快。他也开始发觉阿蒙夫人不能带给他新鲜感，为了逃离这样无趣的情妇和自己的内心，他决定前往南美洲，以拉伯雷为主题作一系列的讲演。

在航行的船上，他偶遇了女演员珍娜·潘德奥，她后来成了他的情妇。阿蒙夫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接连写了一堆绝望的信件给他，并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法朗士回到家后，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便断绝了与新交情人的交往。但是他的旧情人为此而精神崩溃，在不久之后的1910年因为患病而撒手人寰。

法朗士非常悲痛，但他也许是为了自己而感到悲伤。对于他这样一位风流人物而言，女人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他很快地与前任情人的侍女爱玛·拉培尔特结交在一起，那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人。在那段时光中，他同时与好几个女人保持联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同劳拉·麦卡多的结交。劳拉来自美国，眼睛和头发皆是褐色。或许有人讶异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为什么还能够如此专注于追求异性。他曾说过：“倘若处在我们这样的年龄段里，没有女人想要造访我们的生命，那末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可悲呢！”

他的精力就像他的才华一般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他无法接受缺少思考的状态。1912年他出版的《诸神渴了》，是他众多创作中最为突出和生动传神的一部作品。它以纪年体的方式来描述光阴与恐惧，所以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儿时他曾在父亲的旧书店中长大，法朗士对于法国革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他熟知革命的缘由，也不会因为它的旷古绝今而感受全无，但他也丝毫不会盲目地去仰慕它和崇拜雅各宾派的狂热，因为他厌恶一切狂热主义。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年轻的画家伊尔瑞斯特·加麦林是大卫的崇拜者。他为人坦诚、道德高尚、狂热，但是心胸狭隘。他在革命法庭任职陪审员。伊尔瑞斯特的爱国情怀致使他过于盲目、固执和苛刻，毫无原则地支持罗伯斯庇尔，最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他曾在这个断头台下目送过无数无辜的受难者。他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一刻，依旧是狂热的。

《诸神渴了》一书中在描写攻击雅各宾派时显得有些过度，这或许暗示了法朗士收回他对破坏者的见解，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1914年伊始，他耗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在旅行上，创作出了一部哲学性相当强的作品——《天使的反叛》。在这部小说中，他的无政府思想、厌世的主张充满字里行间。在整部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法朗士的一些常用套路：表面性的博学，虚构的商谈，一个异教徒对以往世界的恋旧之情，描写道德与仪态（但是那世界劣多于优）——自主者往往会处在色情的临界点，社会的嘲讽，被压抑的愤世之情与愚钝的人道……统统在富有节奏感和多变性的诗体中、无与伦比的喜剧中、具有史诗性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就如同企鹅岛一样，《天使的反叛》的结局也发人深省。那些难以掌控的天使们（其中有些个在这颗星球上与人类产生了爱情），他们占领了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信奉上帝的圣殿亚达拉巴斯。当胜利几近掌握在他们手中之时，他们之中最美的天使路弗斯发觉他们这么做无法改变人们的天性。

“不！”他怒吼道，“我们并不是去战胜天堂，而是明白自己有能力就够了。争战只会让战争继续，战争也只不过是胜或败罢了！……这件事取决于我们，而且只取决于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心中的亚达拉巴斯。”

这本书中彰显出的是醍醐灌顶般的智慧，但是这并没有被分享给这片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人，反而离他们很远。八月份，这片土地上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多数手无寸铁的民众被炮火所牵制，人们不得不以暴制暴。在暴力事件的肆虐下，法朗士最为痛恨的莫过于国家主义者、狂热主义者、好战者、盲目思考者。他在《圣女贞德的一生》的序中写道：“我们无法确保法国能够逃离目前这场肆虐欧洲大陆，甚至把全世界拖入大灾难的战争中。”即便如此，在面对现实时，他被推到了孤立无援和失落的境地。

在德国占领巴黎时，他和爱玛·拉培尔特居住在巴黎铁塔附近的拉贝虚莱利庄园。他试图用自己的见解来影响群众。在《社会战争》刊登的一封信件中，他被蛮横的德国人羞辱，与此同时他却表示，自己在等待这个时机，“这时的法国民众们需要伸出援助之手，协助他们对付敌人”。这段话语几近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法朗士感受到了空前的孤立，他悲观得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复一日，鲜血流成河，他的一些学生和发言人，比如该以渥、李昂·柏龙前往拉贝虚莱利拜访他。1917年，年岁事高的大师觉得是时候发出理性呼声了。他在一封写给公众的信件中，提出无胜负的和平。当时，他的果敢（在当时发表这样的观点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并没被人看见。然而，杀戮者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罪恶行径。在1918年1月，法朗士的悲观和以前一样，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道：“我十分担心，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暴力时代绝不会以这场争战的结束为结局。它将继续三次或者四次同样恐怖的战争，这是一个相当可怖的事实。”

最终，他迎来了胜利。他不仅回到左派社会党中，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而诀别了社会党。他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性”发言人。他参加工会的会谈，发表和平主义的演讲，然而这些烦琐的活动没有阻碍到他频繁地参加法兰西学院的会议，或者是妨碍到他创作新书《小皮耶》，而且书中没有丝毫涉及政治领域。后来，他与他的情人爱玛踏入婚姻的殿堂。

1921年，他已经七十七岁了，蓄须又长又白。满脸的褶皱却使他看起来更为高雅不凡。此时他已经被尊称为文学泰斗，一个举国纪念的大人物。在11月的斯德哥尔摩学院，他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

哎！真是可惜。诺贝尔奖向来是颁给过往的成就而远非当下的成就。即使法朗士现在享有盛名，甚至连他的反对者都难免敬仰他，但是时代的脚步已经留他只身一人。他的实证主义曾经受到柏格森^[11]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不可知论恰好与当时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推崇的重回基督精神相反；他的怀疑论引发众多人对信仰的渴望；他的理性主义被正在成长中的狂野、无实的现实环境当成是变调之论；他的古典主义因为无法激发寻找新突破点的文坛新秀们的创作灵感而被嫌弃；到最后，连他的政治同盟的伙伴们都开始怀疑他的看法。因为“在法国，许多人把入党当成获得选票的途径之一”，而且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法朗士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提出了要求。从此以后，在左派的杂志报纸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法朗士的作品了。

1924年5月24日，法朗士迎来了他84岁的生日。在特卡德侯举行庆典，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享受众人对他的崇拜与敬仰。庆典的规模空前盛大，不禁让人想起伏尔泰在去世前不久也曾享受过同样的待遇。

但是更为嘲讽的事件依旧与法朗士如影随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深受动脉硬化的折磨，生日庆典两个月之后，他便开始卧病在床，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后，最终在1924年10月12日，与世长辞。临行前，旁人依稀听见他呢喃道：“母亲，母亲。”

议会通过投票，给他举行国葬。葬礼那天，送葬的人们手举红旗，众多报纸的头条皆为他吟唱最后的挽歌。但是在不久之后，超现实主义派的发起人——安德烈·布烈登对于在1924年去世的三位作家给出以下评论：“我们相当庆幸罗逖、巴雷斯、法朗士这三个作家相继离世，他们是最差劲的小丑、弱智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捍卫者。”倘若法朗士看到这位热血青年给予他的悼文，他定会予以从容的微笑来回馈这个低劣的闹剧。

【注释】

[1]圣伯夫（1804—1869年），法国文学评论家。他是将传记方式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1844年他入选进入法兰西学院。

[2]勒贡特·德·利尔（1818—1894年），法国高蹈派诗歌先驱人物之一，代表作《古代诗篇》《蛮族诗集》。

[3]特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年），法国十九世纪重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代表作《莫班小姐》《珐琅与雕玉》。

[4]庞维勒（1823—1891年），法国诗人、作家。主要诗集有《人象石柱》《钟乳石》《短歌集》《奇歌集》等。

[5]马拉美（1842—1898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1876年的作品《牧神的午后》在法国诗坛引起轰动。

[6]魏尔伦（1844—1896年），法国诗人。他是象征主义派别的早期领导人。主要作品有《农神体诗》《美好之歌》《智慧》等。

[7]保尔·瓦雷里（1871—1945年），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品有《旧诗稿》《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集》等。

[8]拉辛（1639—1699年）法国剧作家、诗人。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费德尔》《阿达莉》等。

[9]拉·封丹（1621—1695年）是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著名的寓言诗人。主要著作有《寓言诗》《故事诗》《普叙赫和库比德的爱情》等。

[10]德雷福斯（1859—1935年）犹太裔法国军官，十九世纪末期法国著名反犹太案件德雷福斯冤案的主角。

[11]柏格森（1859—1941年），法国哲学家，文笔优美，思想富于吸引力，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创造进化论》《直觉意识的研究》《物质与记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