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及其作品

罗曼·罗兰1866年1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艾弥尔·罗兰是一个公证员，他的母亲玛瑞·古洛是一个公证员的女儿。玛瑞·古洛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且爱好音乐，这对罗曼·罗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罗曼·罗兰年幼时体弱多病，据说是由于他在未满一周岁时，被一个年轻的女仆放到寒冷的窗外冻坏了。从此以后他就患有支气管方面的疾病，常常感觉呼吸困难。这一疾病伴随其一生，他一直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所幸的是他的母亲玛瑞·古洛非常疼爱他。虽然罗曼·罗兰在很多方面受到父亲的影响，但是很显然，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玛瑞·古洛是个非常聪明、感情丰富、敏感的女人，她将自己对音乐的情感传给了年幼的罗曼·罗兰，并使罗曼·罗兰对一切属于思想和情感的事物有了直接的了解。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罗曼·罗兰比同龄的孩子们都聪明。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学习的天赋，似乎年幼的他就已经注定要背负异常的使命。学习对于年幼的罗曼·罗兰来说毫不费力，他的勤奋和聪明超出了克拉姆西学校老师们的想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他能接触到的古典文化。

为了给罗曼·罗兰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母亲甚至把全家的未来都赌了上去。罗曼·罗兰因为从小就身体弱，所以没法一个人到巴黎的寄宿的公立学校去念书。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只要是为了罗曼·罗兰，他们全家都鼎力支持。最终他们全家为了照顾到去巴黎上学的罗曼·罗兰而举家搬到了巴黎。他的父亲也把眼看就会让自己获得一点社会地位的业务放弃掉，他辞了公职，最终来到巴黎一家银行当了个小职员。由于工作的更换，他父亲的收入大为减少，他们全家也跟着陷入贫穷。但是，这一牺牲换来了罗曼·罗兰可以在路易大帝公学上学、参加毕业考试、像往常一样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家庭的温馨。随着他父亲来到巴黎工作，他的姐姐、外公等也陆续搬到了巴黎和他们团聚。他的外公——艾德弥是位非常有教养、沉默寡言的人，为了能和亲人团聚，他放弃了在乡村的平静生活和老朋友的陪伴，可以说他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

在这一切牺牲的背后，是亲人热情的支持和对他强烈的信心。

虽然此时罗曼·罗兰的年龄还很小，但是他却始终备受亲人呵护！他们对于这个年仅14岁的少年拥有非凡的天赋信任不已，所以说罗曼·罗兰是幸运的。后来，罗曼·罗兰把人生看成是“家庭或种族的实验品”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外公对他的文学创作都有着莫大的积极影响。罗曼·罗兰的心灵是没有任何羁绊的，他是绝对独立、自由的，他冒着一切危险，除了自己以外不依靠任何人。然而，他仍旧是一个伟大家庭心灵的产物，深深地受着身边亲人们的影响。

罗曼·罗兰的亲人们给了他太多的关爱，或许会有许多人在这种学习的温室中枯萎而失去灵魂，但是罗曼·罗兰却学到了很多。罗曼·罗兰虽然体弱多病，但是他智力发达，永远不让自己敏锐的观察力、良好的洞察力、创造力和自由的判断力僵化窒息。他早期的书信和在进入高等师范前后的早期作品都显示出他已经出奇的成熟。

即使是在中学，他也已经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他学习兴趣浓厚、涉猎广泛。他研习历史、音乐及音乐史，同时还涉猎绘画史、哲学史及戏剧史。不论是哪一方面，他都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和超强的领悟能力，最令人惊奇的是他总是能理解得比较深入、透彻。学生们往往在一个领域研究就需要穷其一生，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会异常艰难，就像在石头地里拉犁的牛一样吃力。但是年轻的罗曼·罗兰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如此的费力，从头至尾，他都像一位大学者一样，可以随意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陌生的领域。

在取得高级历史教师资格后，23岁的罗曼·罗兰受聘前往罗马任教。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研究古罗马时期的世界，同时还研究文艺复兴时的世界。在此期间，他从已经70多岁的马尔维达·冯·梅森布格那里获得了许多启发。马尔维达·冯·梅森布格向这位年轻的学者介绍了自己在欧洲的一些较有学识的朋友，并把罗曼·罗兰从学院的教室中引导出来，带领他踏入精神的殿堂，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贝鲁特的华格纳英灵厅。这时的罗曼·罗兰已经陶醉在音乐中，并且写下了他最早的剧本。他此时的戏剧才华与冥想是他创作音乐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萌芽。

这部音乐小说后来深受读者喜爱，时至今日，这部小说读后还令人特别感动。

25岁时，罗曼·罗兰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来从事伟大的事业，他在思想上已日趋成熟，并且对同胞怀有深厚的感情。此时的他才华横溢。然而，过重的脑力劳动是他孱弱的身躯所不能承载的，他不得不返回巴黎休假一年，以此来放松身心。虽然身体的情况使得他不得不休息，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停止写作与计划写新的作品。1892年10月，他娶了法兰西学院教授、语文学大师米契尔·布瑞尔的女儿克罗蒂·布瑞尔为妻。新婚不久，这对年轻的夫妇便返回罗马。在罗马，罗曼·罗兰很快投入写文学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工作中。1895年，他写的博士论文大获好评，并被聘任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艺术史讲师。由于他知识渊博，在课堂上，他很受学生的欢迎，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然而不幸的是，繁重的教学工作已经超出了他孱弱身躯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教学的这段期间，罗曼·罗兰接连写了几部优秀的戏剧，其中包括《圣路易》（1897年）、《阿尔特》（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后来这三部作品结为一集以《信仰的悲剧》为名出版）、《狼》（1898年）、《丹东》（1901年）、《七月十四日》（1902年）、《时机快到了》（1903年）。在当时，由于民众多喜爱一些通俗易懂的舞剧和廉价的音乐剧，所以罗曼·罗兰的这些剧作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剧院和剧团愿意来做适当的演出。当时的人们大多自诩为戏剧的爱好者，但是他们却始终未能发现罗曼·罗兰和保罗·克劳戴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天赋以及这些剧本的巨大价值，所有人对这些剧作都熟视无睹。但这两位却在此时独创了戏剧作品的一段伟大时期。

1910年，因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的不同，罗曼·罗兰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他在给自己的好友路易·吉雷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必须跟我曾经深爱过、现在仍然深爱的女人离婚。”“因为我们彼此都不愿意为对方放弃生活的目标，而我们二人的生活目标又完全南辕北辙。”从那个时候开始，罗曼·罗兰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忧伤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但是却充满友爱。在罗曼·罗兰给吉雷写了上面的信六天后，他又给自己亲如姐妹的挚友苏菲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为了种种活动，这一年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这一年我读的书多得令我自己都称奇，我每天都会看好几部作品、四五部艺术家的传记。虽然我没有时间来从事写作，但是我生活得很安静，我一点也不急躁。我可能明天就会死去，但是我却好像还可以活五十年似的。现在，我不再从事写作，我在努力地拓展我的人格，试图重建它的基础，因为它现在变得有些松散了。我试图让更多的阳光和空气充溢着我家中的每个角落，我正在更新并拓展我的世界观。一旦我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脱胎换骨似的变成了另一个人时，我将重新出发。这一年，在我心里的许多事物都改变了，我也变得成熟了。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我享受着沉思的乐趣。

我感到自己已经历经了几个世纪，它冲破了我生命的界限，悠然地变成了世界的普遍法则。历史给予心灵的力量是惊人的——几个钟头之内便可以吸收几百位伟人的成就，而他们的成就是经年累月的痛苦、喜悦、行动与热情所缔造而成的。一瞥间撷取数世纪，抹除了时间与空间——这对灵魂是何等喜悦的自由！它在无际的海洋上任情飘扬，深深呼吸，像那在它四周扩延的地平线一样地扩延着。”

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都会发现，罗曼·罗兰的这部作品中蕴含有渊博的音乐知识。其实，不单是这一部作品，在《巨人传》和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中同样如此。

在给苏菲亚写上面那封信的时候，罗曼·罗兰只有35岁。

此时的他精神世界异常丰富。他广泛的阅读——既为了当时授课的需要，也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而读的众多艺术家的传记，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文化素养。他阅读量之惊人，不亚于任何有名的学者。而他阅读的众多作品成为他心灵之火的燃料；他接触的众多文化领域使他犹如走入一片广袤而寂静的森林，他那自由的灵魂可以在其间畅游无阻。他不是个书呆子，他本可以在教学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但是他没有，他有着更高的梦想。他回到了父母的家乡，像参加入学考试时一样过着严谨而丰富的生活，甚至比那时更为用功。

就这样，他度过了一段长时间的苦读生活，在此期间，他在人文和艺术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1898年，巴黎著名作家兼出版人查理·佩圭资助罗曼·罗兰出版了他的作品《狼》的精装本。五年后，佩圭又在《半月刊》上发表了罗曼·罗兰的第一部巨人传——《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在叙事的同时还抒发作者的感情，它是罗曼·罗兰的巨作《创造者贝多芬》（1928年）的序曲。1910年，佩圭在《我们的青年》中描述那本较短的传记带给他的感动时说：“突然的、直接的，在启示中，在全世界的眼中以突然的和谐，由共同的认可，不但开启了罗曼·罗兰的文学道路，也开启了《半月刊》的前程。但比文学道路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突然的道德启示，一种赤坦启示的预感，一种伟大道德前程的启示、显露与突然的传递。”在这短短的一段中，“启示”二字出现了好几次，但是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好像它的回声在飓风上一样。或许这就是唯一可以将这精神事件的震人效力，这灵魂的胜利，作为表达的方式。

伟大灵魂的历程对罗曼·罗兰来说已经不再有任何晦暗不明之处，他也知道它们在何处遭遇粉碎于岩石上的危险。从这时开始，他有了成群的赞颂者与朋友，这些人并不都了解他，却对他抱有巨大的期望，有时甚至会用自己的爱好来围困他。

1903年，罗曼·罗兰在《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剧院——论新戏剧》的文章，罗曼·罗兰的论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我们所需要的是为人民提倡大众戏剧，为世界创下新艺术的基础。”

1904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在《半月刊》上连载，阅读这份杂志的读者是幸运的。佩圭在2日就连载了这部小说中的《黎明》部分，16日连载了《清晨》，1905年1月连载了《少年》，1906年末连载《反抗》。1908年3月连载了《节场》，这被看作是向文学与艺术中一切冒名顶替的骗子们宣战。就在同一年，又刊登了《安多纳德》，1909年刊登了《户内》，1911年初，刊登了《女朋友们》，11月刊登了《燃烧的的荆棘》，1912年10月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卷第十卷《复旦》刊登。至此整部小说圆满结束。

《约翰·克利斯朵夫》属于巨人传系列。它本身是一部巨人的传记，讲述了一个创造心灵的历程，但不受严谨的、有时狭窄的资料之限制。主角是欧洲真正的产儿，但并不为国界所限。他像贝多芬或巴哈，灵魂早就超越了那养育他童年的小家乡界限。他有着异常的音乐天赋——在所有的艺术中，音乐无疑是最接近人类内心灵魂的。

罗曼·罗兰显然不会被自己已取得的成就所束缚。1905年，他出版了两部米开朗琪罗传记；1908年，他又出版了《今日的音乐家》和《往昔的音乐家》两部伟大的传记。约翰·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独步古今，很显然，在他之前和他之后，肯定有许多伟大的音乐家。

1909年，罗曼·罗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戏剧集《革命戏剧》。1910年，他在音乐方面最好的、也是最富有学术性的代表性著作《亨德尔传》出版； 1911年，他的《托尔斯泰传》出版；1913年，《信仰的悲剧》首次全文出书。从以上可以看出，被众神眷顾的罗曼·罗兰，为了报答众神的眷顾之恩，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之中。1912年，他辞去了教师的职业，开始同朋友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并开始坚持不懈地写日记。1913年，法兰西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奖。

罗曼·罗兰在获奖后不久，便开始对它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

他觉得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太多了，他根本不喜欢出风头。他对那些对他大加赞扬的人心生厌恶，他感觉到这些人并不能了解自己，而他又不愿被这些人所束缚。他死后，被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中说：

“或许这种本能的反应是由于1913年4月我的高拉斯·布洛宁幽灵的出现。”他又说：“克利斯朵夫一旦死去，我便迅速寻找一个高大的人物形象来代替他，而我也可以隐藏其中。高拉斯是这样的第一个角色。或许他已经等待很久了。四五个月疯狂的脑力劳动便大功告成。”他要“对今日社会与道德价值做完全的评论”。他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要不断地突破自己”。

但是这种突破却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这种方式颇具悲剧色彩，但是也更为壮观、痛苦。它所带来的结果直接影响了罗曼·罗兰余下四十年的岁月。他的生活、著作、友情与影响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拦腰截断。在这悲剧之后，罗曼·罗兰依旧是个热心肠、虔诚的宇宙神教信徒，但是他脸上往昔的光辉却改变了。

多年以来，罗曼·罗兰为了治疗他那孱弱的身躯，都会选择在夏季到瑞士度假。1914年6月，他来到瑞士，并打算整个夏天都在那里度过。那年他48岁，和他同样年龄的人已经可以免除服兵役。另外，当时的新法令规定，凡是在高等师范毕业后而愿意留校任教十年的，都可以免除服兵役，很显然这一法令也可使他免除服兵役。

虽然罗曼·罗兰在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十年中，一直预言说会有大战爆发，但是战争还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

这或许是由于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他过分沉溺于爱的睡梦中了。

1914年8月1日，他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较为伤感的语句，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以后所有的行为了。“任何像我们这样没有任何种族仇恨的、对我们正与之作战和防卫的国家一样享有高度评价的人，明知这场战争是罪恶的、愚蠢的，并意识到我们的思想、美与善的内在世界渴望着开花的人，被强迫为了这邪恶的原因而去屠杀它，这难道不是很可怕的吗？”两天以后，他又以同样辛酸而悲观的笔调写道：“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生活在这个疯掉的世界里，当文明走向破产而自己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时，是多么的可怕啊！这次的欧洲战争是多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灾难，也是对我们曾经最为信赖的人类之间的手足之情最为致命的一击。”

我们还可以把他的这个观点再找些句子、材料来加以引申和证明一下，但是这又有什么作用呢？时间会证明一切的。罗曼·罗兰的敌人都已经死了，那些当时不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了解罗曼·罗兰对于良心的自问根本无损于法兰西抗战的人，他们所持有的偏见也被时间冲刷掉了。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这些人大多真诚而公正），怎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们以为，如果要打败德国，就必须煽起法兰西人民的一切仇恨。罗曼·罗兰从1914年9月到1915年9月在《日内瓦日报》上所发表的16篇文章，后来于1915年10月1日以“超然于纷争之上”为名出版。这在当时的法兰西人民看来，罗曼·罗兰是反法兰西的，因为他消除了法兰西人民对德国的恨意，这影响到了法兰西人民的士气。但是，这时候大部分攻击罗曼·罗兰的人都被恶意的诽谤者误导了。他们以为罗曼·罗兰选择在战争期间离开法兰西，跑到瑞士的山中扮演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宣布“超然于纷争之上”，这是一种对国家的背叛。但是，这和事实是相反的，用他在《超然于纷争之上》中所发表文章的那句令人永难忘怀的话开始：“哦，世界上英勇的青年，他们是以何等的欢喜来抛洒热血在这片饥饿的大地上。”

在战争的初期，罗曼·罗兰还存有幻想，他以为可以把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集合起来组织成十字军，甚至是把那些交战国的知识分子也组织起来（说不定这些人愿意充当先锋），从而尽量使残酷的战争人道化，尽量保护艺术作品和文明中心，释放那些平民囚犯等。

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把自己最为宝贵的时间贡献给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所设立的国际战犯管理所。

1919年《前驱者》出版，这是和《超然于纷争之上》在题材上属于同一类的一系列文章，但是批判得更为尖锐有力、一语中的。

同年，《高拉斯·布洛宁》也得以出版。这本书深受当时的读者喜爱。1913年，当这本书计划出版的时候，显然是过于谨慎的。罗曼·罗兰也承认，那时候他有几位较好的朋友劝他，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的名望起见，这本书先不要出版，因为它是如此地充满生机与活力。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一经出版，便深受读者喜爱。

1919年5月，罗曼·罗兰因母亲病重返回法国，回国数日后，他母亲去世。同年，《利吕里》《比叶与鲁斯》出版。紧接着《克勒兰堡》出版，该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独自作战、反抗一切逼迫各国发生战争的事物。

1921年4月，罗曼·罗兰再度回到瑞士。他较有名的著作《受蛊惑的灵魂》于1922年面世，并最终在1923年全部完稿。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这是一部抒情叙事的长诗，罗曼·罗兰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浪漫时代艺术的所有资料。在这方面，通过他对社会上各种人形态的描绘，不难发现他“对真理的爱与同情”。1924年《甘地传》出版。1927年，他开始创作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贝多芬传》。

1929年，罗曼·罗兰结识了一位在他后半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他们在1934年结了婚。

由于深信没有任何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可以使人们与伟大的思想家和深沉的理论相阻隔，罗曼·罗兰在他的姐姐玛德林·罗兰的帮助下，开始研究印度思想，并出版了其研究成果《新印度的先知们》。1935年，他又出版了两册关于政治与社会研究的论文《十五年战斗》（这是《前驱者》的续篇，但是写作的着眼点更高）和《由革命而来的和平》。193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文集，其中包括四篇讨论莎士比亚的佳作，另有一些是关于尤林斯比吉传说、高宾诺、歌德、雷南、斯匹特勒、雨果、托尔斯泰和列宁的文章。这是一本质量较高的文集，比罗曼·罗兰的其他作品都优秀。

1937年，他在维芝雷定居。在这里，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周围是他童年时期都比较熟悉的美丽景色，这里的环境非常类似布列维斯和克拉姆西，只是这里更为灿烂。此时的他，开始根据日记撰写回忆录（1866—1900年）。他还写了一部新戏剧《罗伯斯比》。他仍旧继续从事贝多芬的研究。1944年，他出版了两册《佩圭传》，对他的老朋友给予公正的赞扬。对于这位《半月刊》的编者，这位写过圣女贞德、监狱和夏娃的诗人，没人能像罗曼·罗兰这样能写出如此细腻、正确而又材料丰富的传记。最后，他给予佩圭应得的评价。罗曼·罗兰一直到死，都有一种坚持不懈工作的精神和一颗善良的心。1944年12月3日，在距他79岁生日仅一个月时，罗曼·罗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