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规模巨大的房山云居寺石经
石刻佛经，以北京房山云居寺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据统计，云居寺石经共有刻板15061块，刻有佛典1000余部，3400余卷，还有题记6000余则。云居寺石经凿刻工程，从隋代延续到清代，长达千年之久，创造了东方文化史上一大奇观。
也许有人会问：我国古代的佛教徒，为什么会前赴后继、持之以恒地在房山云居寺雕刻石经（图120）呢？
房山石经（图120）
这完全出于佛教信仰。
按照佛教的说法，世上任何事物，既有生，就有灭。因此，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法，也必然会消亡。佛法流传于世，可分为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所谓“正法”，指人们传习的佛法正确无误，这一时期约500年；所谓“像法”，指人们传习的佛法看上去像正法，其实已有变化，这一时期也是500年左右；所谓“末法”，指的是佛法将灭的五浊恶世，这时虽有佛教，但人们既不去修行，也不去证悟，这一时期约10000年。
我国南北朝时期，佛教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也遭受了两次灭顶之灾。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基后，尊崇道教，在崔浩的煽动下，推行废除佛教的政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先杀了佛教领袖玄高、慧崇，又禁止臣民私自供养僧人。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再以佛寺内藏有兵器、寺院广敛财物等罪名，下令杀尽天下僧尼，毁尽寺塔、佛像、经籍。短短几年时间，北魏境内佛教几乎荡然无存。另一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统治时期，在张宾、卫元嵩的影响下，提出佛教有“三不净”，应当“除之，以息虚幻”。正好当时社会上流传“黑衣人”要称帝的谣言，促使他决意灭佛，下令禁止佛教，毁掉佛像，焚烧经典，将寺院财产充公，要僧尼一律还俗。遭此沉重打击，北周境内便没了佛教的立足之地。
上述两次禁佛事件，让佛教徒有了惨痛的教训。当时距释迦牟尼去世大约在千年左右，佛教徒便联想到，大概“正法”五百年和“像法”五百年都已过去，世界已到了“末法”时期，面临着佛法将灭的危险。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保存佛教经典，包括大量地雕刻石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雕刻工程开始了。其发起人，乃是隋代的静琬和尚。静琬是南岳慧思的弟子，深得其真传。慧思在东魏与北齐的战乱中，历经劫难，四次险些丧生。这时，他考虑的不是自己如何躲避危险，而是怎样保存佛典。《帝京景物略》记载：“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闷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静琬目睹北周武帝推行禁佛政策，销毁大批佛经，便谨遵师嘱，发愿将佛经刻石存世。房山云居寺留有静琬当初的题刻：“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又云：“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雕刻石经的目的是什么？静琬在《涅槃堂题刻》中说得十分清楚：“此堂内唯有石《涅槃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慧目。”
房山云居寺石经从隋代静琬刻起，历代法徒秉志续雕，代代相传，形成风气，直至清初亦然。历代所刻，以唐、辽、金三朝数量为多。这些石经，或藏于云居寺侧石经山（后人讹传为“石景山”），或藏于佛塔下的地宫内，或嵌于石洞壁上。
上述石经的底本，主要是译本佛经。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唐明皇李隆基的妹妹金仙长公主，奏请皇兄同意，命长安西崇福寺高僧智升（《开元释教录》的作者）等人，奉送四千余卷佛经，作为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底本。因此，盛唐及其后的房山石经中，都有唐代宫廷抄本佛经的翻刻本，并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辽、金两代所刻石经，大多以《契丹藏》为底本。因为《契丹藏》全藏已经亡佚，所以据之翻刻的这一部分石经，就显得特别珍贵了。而且，房山云居寺石经中，还有其他各种大藏经都未收录的佛典，共88部，174卷，藉此可补文献之不足。经板上的6000多条施刻人题记，是研究唐代以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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