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的房山情结

徐文长的房山情结

徐渭是明代文学家，字文长，号天池，晚号青藤。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才能兴趣极广，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擅长。在他72年的生涯中，曾四次来到北京，或作幕僚或来旅行，房山的山水在他心里凝聚了深深的情结。

万历八年（1580年），60岁的徐文长应辽东抗倭名将李成梁长子李如松的邀请，带着19岁的二儿徐枳从老家第四次北上。几个月后，即万历九年赶到北京时，李如松已由游击将军升任长城马水口关参将。查《畿辅通志》：“马水口在（涞水）县西北二百三十里，……其地山势雄壮，岩岫相连，旧称京师右辅。”李如松在武将中颇为儒雅，喜交文友，且富收藏，所藏书画，曾请徐文长鉴赏题跋，两人交情深厚。不久，李如松约其前往，徐文长马上写了《答李参戎书》，要求他派人骑来接，说自己“裹足可至”。

很快，李如松派来军士，接徐文长父子前行。他们走的是山前古路，这条路自古以来多用于军事行动。路线是从京城往西到今天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大寒岭，向南经房山的河北、坨里、周口店一带，然后直奔涞水。走这条路，必然经过名胜上方山。徐文长是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对这座“幽燕奥室”早有耳闻。这次，父子同游，又有军士带路，焉有不游之理。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上方山记》中读到游览的兴奋之情：

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三百余级，始登毗庐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复精绝，莳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时牡丹正开，院院红馥，沾薰游裙。寺僧设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独不解饮茶，点黄苓芽代，气韵亦佳。

从简练的文字叙述中得知，徐文长父子来上方山是在五月，否则不会看到“牡丹正开”，毗卢顶是毗卢舍那佛的省称。这里以佛名代山名，让人感到对上方山的推崇，也是“庵寺精绝”的最好注脚。“丹碧”，形容山寺雕梁画栋，各种色彩交错缤纷。建筑是这样精美，自然环境呢，移栽的花草与翠竹点缀其间，使这位浙江人感觉如在“江南人家别墅”，这说明在徐文长的眼里，上方山这座佛教名山，佛教的色彩已经淹没在平凡的生活之中，山寺与南方的村舍一般无二。游人至此，香熏衣袖，大有“赏花归去马蹄香”之感。山中野餐，都是时令蔬菜，感觉芳香脆美。徐文长最不理解的是山僧为何以“黄苓芽”为茶待客。殊不知这件事说来话长，始于五代刘仁恭，当年他占据大安山，自立为王。又因南北贸易中断，便采黄苓芽代茶。黄苓芽是草本植物，为上方山特产，作为中药，有祛寒去热的功能。饮过茶，感觉“气韵亦佳”，应在情理之中。徐文长没有料到，采黄苓芽代茶这个风俗延续至今。

在奔赴马水口的途中，虽然山路崎岖，亦不乏名山秀水，可徐文长却仿佛仍然置身在上方山的峰峦中，住在马水口附近的名胜烟麓陀寺，他又写了《往马水口宿烟麓陀寺》一诗，记述游览上方山的情景：

昔从良涿行，兹山在云际，昨夕宿兹山，云乃出衣袂。

四徒夹一舆，两膝拳至鼻，一里转百盘，锯牙不得直。

结苇以为庐，削木冒金髻，夜钟但超悬，晨鸡聊一 。

巉岩既高骞， 复孤厉，回想燕赵时，筑城遏胡骑。

安得尽如斯，脱甲开户寐。

开篇两句，可知徐文长前三次从涿州、良乡往返于京城时，对上方山慕名已久。住在山中，行走在小路上，衣袖间都飘着一缕缕白云。前面读《上方山记》时，使人不免发生疑问：61岁的徐文长是怎样游览上方山的？读到“四徒夹一舆”，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是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省却了许多力气，不仅得以从容观看山景，当然更能看见轿夫低头前行，膝盖都碰到鼻子的情景了。山路盘旋狭窄，一里百转，景随步移。映入眼帘的有山僧结苇成屋，以削木支撑。这些当是临时建筑，或者供游人休憩之用。诺大的上方山，徐文长一天是游不完的，看过“夜钟”、“晨鸡”两句，可知他们在山上至少住了一宿。看到孤傲的山岩，不免想起当年燕赵筑城拒敌的历史往事，联想到这时的边关，不是一样吃紧吗。如果没有战争，俩人哪还用得上跑这么远的路来见面。如果国家能赢得和平的环境，把守长城的士兵们就可以脱掉铠甲开门大睡了。身在边关，想到上方山，两相对比，环境反差之大，怎不让人对上方山流连忘返。

从《徐渭集》收入的诗文内容看，这是徐文长关于上方山仅有的两篇记载。但在此之前，徐文长还写有一篇《万佛寺记》，这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秋，那时他受礼部尚书李春芳年俸六十两白银之聘，入京为其门客，任务是长期关在宅中代笔起草文稿或写青词。为保密起见，工作往往在夜间进行，为此，徐文长心中十分苦闷、孤独。于是他写了《入燕三首》，他从唐代的董邵南怀抱大志，有翅不能伸展的结局，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两人隔代，境遇却十分相似。他慷慨长吟：

董生抱利器，郁郁走燕赵。贱子亦何能，飘然来远道。

行止本无常，譬比云中鸟，朝饮西园池，暮宿北林杪。

感事复怀人，生年苦不早，欲吊望诸君，迹陈知者少。

垂首默无言，春风秀芳草。

从这些诗可知徐文长是读了韩愈的名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才打听起战国名将乐毅坟墓在良乡的这个信息。可惜知者甚少，未能吊祭。当年董邵南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来到河北。自己呢，六岁读书，九岁为文，也是屡考不中，徐文长与董邵南的心是相通的。

为了多挣些银两，徐文长还代写各种文章。有位姓朱的内监同乡，当时在内廷武英殿负责文事，需要文长代笔为文，派人送来银子。文长答书有“纸裹朱提，重不胜举”之语（《答朱少鉴》）。朱提，即白银之代称。为权贵者代写礼书、聘书，为某庵代写募文，成为徐文长生活的一部分。文长所得稿酬较高。昔日作《镇海楼记》一文即得二百二十两，在京代人作文虽然没有这么大的数目，但也足以维持温饱。据知，文长写过《刑部题名记》，刑部要他作文想必是好友沈襄的推荐，因为沈在刑部供职。为寺庙作《万佛寺记》，可能是朋友的介绍。京师太监们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在房山大南峪建成万佛寺，请徐文长为记。这篇文章使我们了解了清代奕绘修建佳城的最初原貌。《万佛寺记》如下：

去京师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倾，初结庵一区以居僧能贵。其后中人某某辈以南地颇广且胜，又邑界也，暑雨冰霜，往来者众，背偻肩 ，而无憩止，思有以扩之。乃稍出醵金其党，旁及募者，以属贵。起嘉靖辛亥，迄万历已卯而寺成。寺有殿三楹，东西翼倍之，厨沐之楹，视其殿。计将以声众也，置巨钟一。以饮众也，为井一。以表众也，为浮屠一。而佛之数则盈万，遂名寺曰万佛。至是工竣矣，乃来请记。今夫主人之召客也，无弗敬者也。然客三数则暇，十则警，百则惶惶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与惕之分，则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异於合刍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纳之其庐，其人之骤而望之也，一则寥寥然，十百则总总然，至千且万，则奕奕然，接之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犹以敬言也，至其畏也，亦靡不然。设幽都狱具而以怖夫不类，其始观夫一署也，矍然，至三五则愀然，至十则毛竖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后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禀，上与下者少，而中者多，则设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胜而少者不胜。佛而至万，敬之居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辈喜，而辄为之记。然吾闻贵有戒行，是庶几於敬者。以故今得从万佛迁主御建慈寿寺中。

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翔实，首先，我们知道了最初在大南峪结庵的僧人叫能贵，庵较小，后来“中人”，即宦官见山场广阔，往来者甚多，便募集资金，历经28年时间，能贵才建成万佛寺。寺正殿三间，左右六间。同时，铸一钟，凿一井，建一塔。对于寺中召客，塑万佛以供之，徐文长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利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有觉悟的人，并不是因为敬重佛祖惧怕地狱才做好事，只有觉悟低的人才是对佛祖和地狱产生敬畏之后才与善良结缘。大多数敬佛的人都是善良人。人的禀性，优秀的和愚笨的较少，平常的人是大多数。从这一点来说，建造佛寺还是越多越好。这样从善的人就会多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为他们高兴，写了这篇碑记。我还听说能贵戒行严谨，希望大家尊重他。最后一句尤为重要，说万佛附近有慈寿寺，是万历皇帝为其母慈圣李太后所建，为此将所造佛像尽数移进寺中。这座寺在清代还曾叫天台寺。清人奕绘有《游南峪天台寺二首》其一说：“大南峪里天台寺，楼阁参差云雾重。野鸟山峰皆法象，苍松古柏宛游龙。大圆宝镜舒千手，尺五青天压乱峰。立马东冈新雨后，西南高插紫芙蓉。”诗后有注说：寺为明慈圣李太后所建。还说寺有大圆镜，铸千眼观音像。这些可为我们了解寺庙增添了新的内容。徐文长写的这通碑，在《房山县志》失记。

徐文长的著述，散失的很多。在清代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时，还被列为禁书，他与房山的文字情结，竟然完好地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令人惊喜的事情。

（2008年）

参考书目：

《徐渭集》中华书局

《徐文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房山游记汇编》民国王毓霖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