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为务的教育理论体系

第三节　以实为务的教育理论体系

墨子思想道德教育的本质特点是务实性，因为只有鲜明的务实性教育风格，才能张扬他那一怀爱民利民的情怀，也才能在社会底层的“农与工肆之人”中具有教育吸引力。

一、“言必有三表”的思想教育依据

墨子把“言有三表”作为思想道德教育者必须遵守的规则，充分反映了墨家思想教育的务实作风追求与务实目标指向。墨子认为，思想道德教育“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说，思想道德教育要做到三点，一要言必有据，以经过历史验证的古帝王的经验教训作为依据来展开说服教育，“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非命上》）。他还说，“先王之书，所出国家，布施百姓，宪也”（《墨子·非命上》），这是说先王的言论具有法律的意义。二是言必可原，教育要切合百姓目所见耳所闻的生活实际，即可原于“众之耳目之实”。三是言必有用，教育要使人产生于己有益的价值感受，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这是墨子意识到必须遵循的三条思想道德教育原则。在今天看来，这三条也是很科学的。一是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二要联系实际，切近生活；三要切合需要，有价值性。总之要本于事、尚于实、用于利，反映了墨家思想教育中的人本性追求与务实性风格，切合社会底层人们的心理需要。

二、“志功合一”的思想教育追求

墨子从爱、利相兼相融思想出发，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注重道德评价的义与利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倾向。儒重志，法重功，墨则兼而取之，作志功合一要求，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求实精神，明示了重功利的教育指向。

《墨子·鲁问》中墨子回答鲁君谁为太子的问题时说，“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之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这是说：垂钓者的虔诚，并非对鱼的赏赐；以虫诱鼠，并非爱鼠；功非其志，为君的要志功合一。这“志功合一”的观点是很有创见的，即不仅在教育目标上、在评价标准上，都要坚持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性，坚持道德与功利的统一性，而且既要注重动机的正当性，又要注重效果的可利性，教之志应体现在教之功上。

墨子是重思想教育动机的正义性的。据《墨子·耕柱》载，曾有人说他：“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墨子认为，如果功皆未至，则以主观动机为标准，譬如救火，一是以水灭火，一是以火助火，虽都未能灭火，但动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说，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因为难以达到目的而放弃教育。墨子所提示的是，对教的志与功的双向关注，防止教的非正当性与非价值性。

三、“兼士”的人格目标

墨子期望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培养“贤良之士”、“兼士”等理想人格，以之为“为政之本”。“兼士”是相对于“别士”而言的，“兼士”的本质特征是实行兼爱，而“别士”则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墨子的理想人格是贤人品性、思辨能力、博学头脑。墨子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尚贤》）兼士有厚德，具有贤人品性，有助人利天下的相爱相利之德；能辩谈，善于理性思辨，即有宣传思想主张并能服众的思辨力与说服力；有博道，即具有多技多能的学识功底，并能应用于世、有益于人，人应据此三大人品优势以改造社会。可见墨子的理想人格是博大完人的贤良之士。“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

墨子在其《兼爱下》中也说：“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应该使民有衣、有食、有养、有葬，以民为重，兼士应该这样说，也应该这样做，有很强的民本意识。在墨子看来，仁义即有益于天下之民。

墨子的兼士人格理想与孔子的君子人格理想有所不同。孔子更重的是自善性，墨子更重的是他爱性；孔子更重内在的仁义素质，墨子更重的是外在的功利性能力；孔子更重的是善者人格，墨子更重的是强者人格。与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格理想观比较起来，墨子的兼士人格理想境界具有更强的利他意识，强调“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墨子提出的“为贤之道”，“有功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能以功助人，以财分人，以道劝人，才是墨子追求的理想人格。

四、重习染的施教运行理念

墨子很重视环境对人的思想影响。墨子意识到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成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思想影响不可低估。《墨子·所染》是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品性的习成性的专论。他说，“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据《淮南子·说林》载，“墨子见染丝而泣”，很动感情，是“苍”是“黄”就在于“染”，“故染不可不慎”。这“染”所指的一是潜移默化的外影响，人的生活习性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有累积性。周围环境与生活习性往往对一个人的思想状况起决定性的作用。墨子认为，不仅“丝”如此，“士”也如此，“国”亦如此，“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舜、禹、汤、武王之所以能王天下，就在于他们受益于其周围人良好的思想影响。墨子还举了一些反面例子说明习染的重要性。“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糓。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墨子的“染”论意在告诉人们，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要素，习染是重要的思想影响途径，思想道德教育要致力于环境的改造与环境的选择。

五、“择务从事”的方法选择

墨子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应该因人因势，即因对象与环境而设教，根据客观实际作内容选择与深浅把握。“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墨子·鲁问》）墨子认为，到一个地方去进行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要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去决定教育什么，要在教育的针对性中体现教育的价值性，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思想教育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施教中要把握适度，以可接受性为重要标准。墨子认为不仅要根据生活中的思想实际进行教育内容选择，还要根据对象情况作方法权衡。《墨子·小取》中说：“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不妨深入浅出，由近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