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是用儒学治国的衰国之君

汉元帝是用儒学治国的衰国之君

汉元帝刘奭继位后，一改西汉既重儒术又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手段，实行“儒学治国”，汉朝从此国力转衰。毛泽东对汉元帝很不以为然，经常敲打示众。

毛泽东评点原文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1]

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2]

汉元帝刘奭简介

汉元帝刘奭(前76～前33)，西汉皇帝，在位16年。宣帝子，其母为许皇后。史称其柔仁好儒，多才艺，善史书。为太子时，看到宣帝所任用的官员多是执法严酷的官吏，用刑罚约束下级，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人因出言讽刺而被诛杀，便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勃然大怒：“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从此疏远刘奭而宠爱淮阳王，并有意改立淮阳王为太子。只因元帝母亲许氏是自己患难发妻，不忍令其伤心才作罢。

黄龙元年(前49)，宣帝驾崩，元帝即位。即位以后，刘奭以《诗经》治大国，行仁政，“征用儒生”不分良莠，“委之以政”，几任宰相均由儒家学者担任，儒家学说也得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元帝性情柔和，文雅多艺，但优柔寡断，不能机断行事。他不懂得必须恩威并施，宽猛相济才能更好统御部下，必须德政与法治相辅相成才能治国家的道理，却过分强调德化和仁政的力量，限制法律条文。在他统治16年间，地方豪强势力不断增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民丧失土地，生活穷困，流离失所。元帝却没有能够采取断然措施来限制豪强的发展。元帝在位期间，连年天灾流行，元帝最初采取减租、贷粮等措施进行救灾，自己尚知节俭，后来便渐趋腐化。初元元年(前48)九月，关东11个郡闹水灾，百姓相食。元帝却依然打猎取乐，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朽。皇室、贵族极度腐败，“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一般官僚地主也“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西汉国力逐渐转衰。

竟宁元年(前33)农历五月，元帝病死于未央宫，七月，葬于渭陵。

试析

毛泽东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经常教育共产党人要以汉元帝为鉴。为什么毛泽东对汉元帝较反感呢？一方面，汉元帝统治无能，孱弱昏庸，西汉由强盛转为衰败；另一方面，汉元帝改变了“霸王道杂之”的正确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用《诗经》治国。毛泽东很同意班固在《汉书·汉元帝纪》里的论述：“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帝业衰焉。”

1959年4月10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的谈话时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汉元帝与父亲的争论事实上就是“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所谓“王道”，指用礼义教化众官和百姓，儒家称之为以“仁义”治天下；所谓“霸道”，指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霸道往往以法家思想为依存。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有这样的基本倾向：人们总认为王道比霸道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王道、霸道属于两极，各有短长，很难对其进行简单的对比和褒贬。王道注重感化，注重情感的沟通，因而统治往往容易维持长久；但不足之处是容易给不法之人以可乘之机，容易导致吏治腐败，当然为政效果也需要较长时间方能达到。王道发展到今天就是民主，它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霸道则注重强制，注重理性的依归，所以统治往往不易长久，但也会短期里使政令生效。霸道发展到今天则为法治，已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上的法。对此，孔子早就有过精彩的论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优秀的为政治国策略必须是宽猛相济，将王道与霸道较好地融汇，使二者的优长得到发挥，而使其弊端得到弥补和消解。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理想的为政者应该是兼合霸道和王道两面的长处，在经常强调民主的今天，更应该注重“法制”的作用。

1959年4月20日，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毛泽东又召见吴冷西等人，重提他4月10日对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据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所谈：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自己来到卧室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在会谈中，毛泽东重提他10天前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二是用人讲起，评说了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毛主席接着又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两次谈话，毛泽东从王道与霸道关系方面入手，阐述治国的道理，并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他要新上任的《人民日报》负责人以汉元帝为鉴。为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评价较高，对汉元帝则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汉元帝以“书生”方式治理国家，不能做到王道与霸道并用，摒弃名、法，致使汉业转衰，只能是庸碌无为的衰弱之君；而刘邦、刘彻二人则较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刚柔并济，宽猛兼施，一生中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他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政治家。1959年，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习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他还对林克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趣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实际也是他个人对汉朝几个皇帝的总体评价。由此可知，他较赞赏的是高祖、文帝、景帝、光武帝和昭帝。这也是因为以上诸帝能较好地处理王道与霸道的辩证关系，将国家治理得兴盛强大。而汉元帝榜上无名，自然是不足道的。

10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到这个话题，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手上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可见毛泽东对汉元帝的轻视一如既往。

【注释】

[1]1959年4月10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的谈话(摘自《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2]转引自《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第186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